本报记者黄卫

　　天津开埠通商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的事了，但在此之前的100年前，曾经有位英国商人走海路来到天津与清政府谈判开埠通商，实行自由贸易。虽然最后他没有取得成功，但此举却造成了适得其反的效果，清政府封锁对外贸易的决心更加坚定，使得中国人与外国商人接触的大门被牢牢地关闭。这位鲜为人知的英国商人就是洪仁辉(Flint)，由他引起的一系

列事件就被称为洪仁辉事件。对华贸易总是赔钱开拓市场遣使来华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林延清教授指出，在乾隆时期，中国的社会经济继续发展，处于历史上著名的“康乾盛世”。而这一时期的英国资本主义生产力迅速发展，英国资产阶级极力扩大对华贸易，试图突破清朝的种种限制，开辟天津作为通商口岸。当时对洋商的限制除了保商制度外，两国之间每年的贸易逆差更是英国等国家不愿见到的。

　　在乾隆时期，外国对于中国的茶叶、生丝需求非常迫切，每年都要花巨额银两前来中国购买，而外国的产品如毛织品、金属制品在中国的销量微乎其微。林教授说，在1860年以前，可以说中国的外贸年年都是赢利的，每年都是贸易顺差。在这样的情况下，英国等国肯定不甘心本国的资金大量流向中国。限于当时清政府只允许在广州一个口岸贸易，他们当然要求开辟更多的口岸，这样才有助于扭转与中国的贸易逆差，而洪仁辉此时来华的真实原因即是如此。借口追要华商欠款策划北上谈判路线

　　林延清教授说，洪仁辉事件发生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广州很早就被清政府开辟为外商通商口岸。然而，由于保商制度和其他种种限制措施有损于英国对华贸易的扩大，于是，英商就把目光转向广州以北的口岸，宁波成为他们第一个目标。

　　1755—1757年间，为限制英船北上宁波，清政府将江浙关税提高2倍。1757年，乾隆皇帝下诏，“将来只许在广州收泊贸易，不得再赴宁波……不准入浙江海口。”由此奠定了一口通商的格局。1758年12月28日，英国大班向两广总督李侍饶提出要求改革广州贸易制度，但遭到拒绝。至此，英国大班对改革广州贸易制度感到绝望，于是决定通过直接上告来达到目的。凑巧的是，当时有个行商黎光华欠英国商人5万两白银始终拖欠不还，而当地清朝官员始终不理睬英国商人的申诉，于是在一个叫刘亚匾的四川商人的帮助下，英国商人写了一份状纸，商定由东印度公司的翻译洪仁辉领人到宁波告状，以告状为名借此机会提出多口通商。他们商定，如果在宁波受阻，洪仁辉则沿海路到天津，向天津的官员提出告状的请求，甚至进京面见中国皇帝。到达定海遭到拦截连使诡计继续北上

　　为了掩人耳目不引起广州官员的注意，东印度公司为洪仁辉购买了一艘只有7吨重的三桅小船，取名为“成功号”。1759年6月13日，包括洪仁辉在内的12人从广州出发，6月24日到达定海县四礁洋面，遭到清军的拦截。在问讯中，洪仁辉说：“今年东印度公司将有一两只商船到这里进行贸易，我是他们的翻译为他们打前站，前来联络一些买主。”定海总兵罗英笏得知后，马上派人告知洪仁辉“仍回广东贸易，不得在此停泊。”洪仁辉只好说出了实情，希望浙江的总督能够替他们将状纸转送到乾隆皇帝手中，但罗英笏断然拒绝了洪仁辉。

　　6月25日，罗英笏派中营守备陈兆龙护送洪仁辉返回广东，实际上就是将洪仁辉押送回广州。6月27日，洪仁辉驾船出定海后，陈兆龙认为洪仁辉没有什么花招可使。自己便回了定海，谁知洪仁辉并没有返粤，而是扬帆直奔天津。7月18日，大沽营游击赵之瑛在大沽海口炮台外发现了洪仁辉所乘的三桅小船。由于定海自称商人的教训，这一次洪仁辉对赵之瑛撒了一个谎，“我系英吉利四品官，向在广东澳门做买卖，因行商黎光华欠我本银五万余两不还，曾在官差衙门告过状，不准；又在总督衙门告状，也不准；又曾到浙江宁波海口呈诉，也不准。今奉本国公班衙派我来天津，要上京师伸冤。”谎称英国四品大员天津知府要风险费

　　洪仁辉本身没有任何封号，为什么诈称自己是英国的四品官呢？林延清教授说，中国明清两代历来重儒轻商，商人得不到官府特别是官员的重视，在清朝经商的外国商人更是如此。当时外国商人在广州贸易，不能直接与内地商人交往，必须通过官府指定的“行商”(垄断进出口商)进行贸易。遇到贸易纠纷，外国商人必须通过行商到中国官府申诉，否则不予受理。因此，洪仁辉如果要见到一定层次的中国官员，必须抬高自己的身份，所以诈称自己是英国四品官。

　　果然，洪仁辉的谎言起到了作用，赵之瑛告之洪仁辉停泊待命。晚上，天津知府灵毓来到洪仁辉船上，无论洪仁辉怎么说，灵毓就是不答应让洪仁辉进入内河。老奸巨猾的灵毓告诉洪仁辉，事情成败完全取决于他第一次的请求。灵毓向洪仁辉表示，他会向上级官员如天津行政官员和武官、盐运使、总督等其他官员申诉。但灵毓面露难色地告诉洪仁辉，他这样做要冒着被革职、查办的风险。因此，他必须得到5000两白银才能这样做，否则一切免谈。但洪仁辉觉得花5000两银子递交一封信的代价实在太高，于是开始与灵毓讨价还价。洪仁辉告诉灵毓，他的船上没带这么多的钱，他必须大大降低钱数才行。最后灵毓告诉洪仁辉，他不会为少于2500两的报酬而担这个风险。西国银元代替白银天津知府受骗收汇

　　在灵毓走后，洪仁辉觉得为了一点点钱失掉这个可能成功的机会太可惜了，于是，他们同意付给灵毓这笔酬金。7月19日，在灵毓家中，双方最后终于商定酬金先定为2000两，其余的500两等洪仁辉回广州时一并付清。但洪仁辉告诉灵毓，他手中没有中国的货币白银，只有可以汇兑的西班牙银元，表示用西班牙银币替代白银的数目。当时，西班牙银元在天津这样的内地城市还十分少见，如何换算汇兑令灵毓知府头痛了半天，最后，在洪仁辉连蒙带唬之下，洪仁辉用2000块西班牙银元替代2000两白银作为了酬金。

　　这笔交易到底核不核算呢？本市钱币收藏家王宗祥介绍说，清朝时期，外国的1元银币折合白银7钱2分，少于1两白银的重量，价值上肯定是知府灵毓吃亏了。在接纳了酬金后，19日下午，灵毓派人发给洪仁辉能够独自出发进入内河的特别通行证———红牌。20日早晨9点，洪仁辉由水路沿内河向天津进发，在21日上午11点，洪仁辉到达了天津城。约一小时后，知府灵毓派人将洪仁辉接到神庙。御状告到金銮宝殿打赢官司反被囚禁

　　洪仁辉在神庙中住了7天，7月28日晚6点，一名官员前来告诉洪仁辉，乾隆皇帝下达谕旨：令一名大臣去广州调查欠款的事情，19日一早洪仁辉必须随他出发。原来，由于洪仁辉以英国官吏的身份北上天津后，7月23日，直隶总督方观承根据天津道那亲阿和天津知府灵毓的禀报，将详情奏报乾隆。乾隆接到大臣的奏折和洪仁辉的词呈后，认为“事涉外夷，关系国体，务须彻底根究……”他立即命令给事中朝铨带洪仁辉赶赴广东，会同福州将军新柱一起会审。在29日洪仁辉离开天津时，知府灵毓派人找到洪仁辉索取余下未付的那部分好处费，由于洪仁辉身上没带那么多的钱，灵毓竟然专门派人到广州找到洪仁辉追讨这笔“欠款”，好在洪仁辉没有赖账，否则，又一笔追讨“欠款”案就要发生了。

　　洪仁辉与钦差到了广州，钦差会审后，尽管洪仁辉所控情节尚属有因，判决黎光华归还欠款，但认为四川人刘亚匾“为外夷商谋砌款，情罪确凿，即当明正典刑”，可怜的刘亚匾就这样被砍了头。洪仁辉起诉的海关监督李永标因管束手下用人不力，向英国商人索贿证据确凿，被就地革职。而洪仁辉则因为犯了“勾串内地奸民，带为列款，希冀违例别通海口”罪，被判在澳门圈禁三年，满日逐回本国。1759年12月6日，李侍饶遵旨把洪仁辉拘留起来。直到1762年11月洪仁辉才被释放。至于他控告的比如保商制度等弊端，则仍被清政府保留。所以洪仁辉北上天津的主要目的没有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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