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老总”的上海收容之旅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07月02日00:12 外滩画报

　　沈阳人郝延红到上海就任一家公司总经理的第六天，被警方送到了收容遣送站。在经历了22天的"混沌之旅"之后，她走出了收容遣送站的大门，至今仍不知为何被收容。

　　“女老总”的上海收容之旅

　　-外滩记者王海/报道

　　郝延红收容22天后被放说起收容，那段经历让29岁的沈阳人郝延红终生难忘，今年1月23日至2月14日，她在上海徐汇收容遣送站内度过了22天的“混沌之旅”。2003年1月16日，郝延红到达上海准备就任上海巨池数码有限公司总经理一职。1月22日是郝到上海后的第4个工作日，一名同事对她说，有一个客户非常可疑，要买“便宜软件”，让郝同他一起去看看。郝和同事把软件锁在了徐家汇一家超市的储物柜中，随后前往约定的地点见客户。不久，双方谈妥后到超市交接货物时，被埋伏的警员扭送至徐汇公安分局刑侦七队。在这个过程中，应郝延红的要求，一名警员向她出示了证件。在刑侦七队，警员俞某某对郝延红进行了讯问。1月23日晚11时许，郝延红被送到徐汇区收容遣送站。郝事后对人表示，到现在为止，都不清楚他们到底凭什么把她送进收容所，更没有人向她的家人通报她的去向。据郝延红公司的老板徐先生说，事发后，他委托上海方面寻找律师，要求尽快将郝放出来。之后，上海佩信科诺知识产权咨询有限公司的负责人肖芃与徐联系，说他与微软公司签订过“打假协议”，由于郝盗卖微软软件，徐的公司必须赔付150万元，郝延红才能被放出来。

　　但徐认为这笔费用有诈，一直没有支付。虽然后来与佩信科诺签过一份赔偿30万元的协议，但在郝延红被放出来后，徐的公司并没有支付，佩信科诺方面也没有再追究此事。2月6日，得知郝延红下落的朋友王女士和侯小姐来沪。2月13日，在上海一些热心人的帮助下，王女士找到了徐汇分局的朱局长，当面陈情。2月14日下午4时，郝延红走出上海徐汇收容遣送站的大门。2月15日，郝延红回到沈阳。据悉，郝延红计划近日来上海，就自己被收容一事向有关方面质询。(以上情节来自有关当事人的叙述)公安民政：未做正面回应

　　为求证郝延红讲述的情况，记者打电话到上海徐汇区公安分局。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该局一名负责对外宣传的潘先生。潘先生表示，收容的主体是民政，公安部门不好发表言论，况且对收容这个敏感问题，公安方面已经作出明确规定，任何基层部门不得随意接受记者采访。潘先生答应尽快向领导汇报，给记者一个答复。但截至本报发稿时，尚未有来自徐汇区公安分局方面的信息。主管收容遣送站的上海市民政局社会福利处一名负责人对记者说，收容问题现在相当敏感，实在不方便发表太多的言论。郝小姐反映的情况是否属实，值得推敲。如果她真的来上海，行使法律赋予她的权利，倒有利于查清事实的真相。该负责人表示，广州孙志刚事件曝光后，许多曾经被收容过的人员纷纷对自己的遭遇提出了疑义。这也给民政工作带来了相当的难度。上海市有关方面对此十分重视。记者在采访中得到另一个信息：1月22日的行动是微软(中国)有限公司负责华东地区法务工作的傅远先生、上海佩信科诺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与上海徐汇公安分局三方联手的“打假”行动。一名朱姓退役警员在上海佩信科诺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上班，与老板肖芃是警校同学。于是记者又给上述各方打电话，询问真实情况(电话采访实录附后)。

　　贩卖盗版软件可否被收容?

　　之一：外滩Vs徐汇分局刑七队警员俞某某时间：6月26日上午外滩：您能不能详细回忆一下1月22日当天发生的事情？俞：我们是在正常办案，不方便说太多。外滩：郝延红是否有贩卖盗版软件的嫌疑？俞：她卖盗版软件光盘的事实确凿无疑。外滩：既然是这样，那为什么把人送到收容所去呢？俞：这个我不能回答你。你应该先找我们分局政治处，他们同意，我才能接受你的采访。

　　之二：外滩Vs微软上海公司法务部傅远时间：6月27日上午外滩：傅先生，有几个简单的问题想问你一下。微软和佩信科诺合作打假已经多久了？1月22日那天，徐汇分局将巨池数码公司的郝延红带走一事，你是否知道？微软是否准备继续追究巨池数码公司贩卖盗版软件一事？傅：我在外边，不方便接电话。外滩：你只需要简略回答即可。傅：不行。我不能回答你的问题。有什么问题请你和微软北京总部的公关部联系，再见。

　　之三：外滩Vs佩信科诺公司总经理肖芃时间：6月27日中午外滩：佩信科诺与微软合作打假多久了？肖：1995年我们就开始合作了。微软产品被盗的情况一直非常严重。外滩：贵公司注意巨池数码贩卖盗版微软软件有多久了？肖：时间不算长。主要是一些经销商向我们提供的信息。巨池数码公司在业内贩假比较出名，据说他们在广州也有贩假的行为，我们还要继续查下去。外滩：据当事人郝延红说，她被送进收容所后，佩信科诺曾经开出150万元的放人价码，有这个事吗？肖：150万的事情是有的。她贩假给微软造成了损失，当然有个赔偿问题。150万是我开出的价钱，她可以还嘛。具体的赔偿金额是巨池方面的律师出面和我们谈的，最后签订的协议是赔偿30万元。不过后来巨池的人就找不到了，一分钱也没付。如果在规定的期限之内，30万元不能偿清的话，我肯定还要追究巨池的责任。外滩：1月22日当天，与巨池数码交易的客户是哪里的？肖：这个我不清楚。外滩：当天出售的盗版是微软的哪一类软件？肖：这个我也不知道。外滩：1月22日的行动，贵公司为什么找刑队，而不是经侦方面的警力合作？肖：这个你最好去问公安局。据我了解，涉及版权方面的事情，谁办好像没有特别明确的规定。外滩：佩信科诺公司以前和徐汇警方有过类似的合作吗？肖：很多。我们和全国各地的警方都有合作。外滩：贵公司的朱××是前徐汇公安分局的警员吗？肖：不是，他原来是浦东新区公安局的。外滩：据说你和朱××是同学？肖：是的，我们是警校的同学。外滩：原来你也是警界出身。那有一个问题请教：郝延红贩卖盗版软件与被送进收容所之间是否存在逻辑关系？肖：这个我不太清楚。外滩：谢谢！

　　北京：首善之区的难处

　　“新的救助办法是全国性的法规，虽然规定是民政部牵头，但操作还得依托我们公安。而且北京有特殊情况，需要考虑很多东西。”北京朝阳分局一民警这样说。

　　-外滩记者见惊雷/发自北京“七里渠一号”风光不再

　　“你小子给我老实点儿，要不送你到昌平筛砂子去。”这句在民工中间流传并多少有点灰色幽默意味的话夹带着很多人的痛苦记忆。根据相关的资料，在最近五年里，每年至少有十万人在昌平区一个叫七里渠的地方被集中收容。

　　6月26日一大早，记者首先乘坐北京地铁13号线来到了回龙观，然后又花上12块钱叫上一辆三轮摩托车，来到了被当地人称作“七里渠1号”的地方。“1号”比邻东城区看守所，四周是大片农田。因为在过去的几年中几乎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各色人等来此赎人，所以虽然大门口从来没挂过任何牌子，但所有的司机都知道这里。

　　“1999年的时候，所里的大食堂从早到晚连续蒸8个小时的馒头，可还是有吃不上的。”大门口一位卖煎饼的大妈带着无限神往的口吻形容当年的“盛况”。

　　那个时候和大妈一样在门口卖煎饼的有四家，她一天最多可以赚到100多块钱。同时这里还有二家比较大的饭店，虽然装潢一般但生意都好得很。有传言说，他们还帮着做“赎人”的买卖，行情一般是一个人1000块左右。

　　这次废除旧的收容遣送办法，煎饼摊和饭店都受到了影响。因为生意不好，不到下午1点，大妈就开始收摊了，全天只不过赚了10多元钱。饭店就更惨了，自从“非典”过后，据说就再也没开业过。

　　据了解，《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出台以后，全北京已经停止了收容工作。目前被收容的一共只有10几个人，他们被统一安排在隶属于北京市公安局位于丰台的治安收容遣送站内。首善之区的特殊性

　　“特殊性”这是很多人在谈北京收容问题时都要扯上的字眼。

　　作为首都，北京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各种全国性、国际性的大活动十分频繁，保证社会治安的稳定成为北京公安干警工作的重中之重。有民警介绍说：“我们抓三无人员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例行检查，一种就是上级指派的任务。这些都主要集中在北京有重要活动的时候。”

　　而这样做的理由就是，很多人认为“干坏事的大部分都是外来工。”逻辑结果则是，每抓走一个外来工，城市就多一分稳定。

　　全国小城镇发展研究中心的袁崇法分析说，正是在这样的思维指导下，有关部门在实际操作中扭曲了1982年《城市流浪人员乞讨收容遣送办法》的救助本意，转而变成保障社会治安，进行城市管理的一种强制性手段。实际上，收容工作一旦由公安部门负责管理，其强制性的特征就显现出来。

　　全国人大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在最新的《救助管理办法》中，强调了对流浪行乞人员的救助由民政部门牵头负责，公安、铁路等只是做告知等协助工作。

　　由此另外一个问题就又出来了，考虑到北京的特殊性，收容会不会仍然是辅助公安干警进行社会治安管理的一种办法呢？由于事件的敏感性，我们没有得到准确的答案。此前《北京青年报》的一则报道说，在《救助管理办法》中规定建立的“救助站”今后是由民政部门负责，还是由公安部门继续管理，目前各方正在加紧制定具体办法。

　　北京朝阳分局的一位民警认为情况相当复杂。“新的救助办法是全国性的法规，虽然规定是民政部牵头，但操作肯定还得依托我们公安。而且北京有特殊情况，需要考虑很多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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