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风窗:这群为一个生命奔波的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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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3年07月04日11:01 南风窗 | ||
6月1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草案)》,从“收容”到“救助”的转变,意味着“孙志刚”这个名字作为一个维护公民权的符号,将被历史所铭记。 一个无辜生命的离去,最终促成了一部实行了21年的国家规定的废止。这中间,有血的教训,更有许许多多人积极的、向前的努力。从远在北京的中央领导和专家学者,到广州 我们为孙志刚而痛,但我们不应该忘记包含在这个事件里的爱与关怀—它给了我们信心,对社会进步的信心和希望。 为此,我们特意邀请最早报道“孙志刚事件”并一直跟踪此事的《南方都市报》记者陈峰先生撰写此文,对此事件始末,做一个冷静客观的回顾。 这群为一个生命奔波的人 □本刊特约记者陈峰 6月18日,作为《南方都市报》记者的我刚从湖南娄底采访完涟源收容所违法收容的事情,返回长沙,当时心里很难过——对所见的一切感到难过,不知道这种抑压人性的收容制度还会走多远,心理确实很灰暗。 当天晚上,《北京青年报》的朋友打电话告诉我温总理主持了国务院常务会议,收容遣送制度将被废除,我一时间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有那么一小会儿觉得视线模糊,我想孙志刚地下有灵,应该可以闭上眼睛了。 关于孙志刚事件和涟源收容所的报道出来后,好多人说,这下子你和王雷算是出名了,弄得我们哭笑不得。我后来说,宁愿不要名气,但愿没有这件事情。 所以我发自内心地感谢这条“收容遣送制度将被废除”的新闻,感谢党中央、国务院的决定,它使我对社会的正义保有了信心。 《南风窗》约我从积极一面的角度写对事件的回顾——确实,应当写出来,这三个月来,有这么多值得回忆的人和事,让我不时冷却的心一点点温暖过来。 同学们 最早接到这个线索,还是在3月底,当时《南方都市报》刚刚成立深度报道组,我们都在寻找线索。一位北京朋友告诉我有个人死了,是被收容后死的。 我这位朋友,与孙志刚的高中同学是大学同学,他们知道这件事以后,很气愤,于是四处向媒体投诉,也联系到了我。我得到孙家的联系方式后,便开始接触此事。 我一直很佩服志刚的这些同学,尤其是舒春成(就是稿子中的成先生,现在公布他的姓名,应该没有关系了吧,他是志刚高中时的班长),他们与志刚,关系无非是同学而已,然而一直用尽各种办法,要为志刚申冤,捐钱捐物,后来做法医鉴定的4000块钱,也是志刚的同学和家属一起凑出来的。志刚家属刚到广州时,没有住处,舒春成就把自己的住处也让出来。 后来我们和舒春成开玩笑,说“真像个班长”。有段时间,政府方面有什么事要沟通,也先找舒春成了。 虽然有人一再说我们对孙志刚的沉冤昭雪有如何如何的作用,但我们毕竟是记者,报道事实是日常工作,是我们的饭碗,说句不好听的话,领导让我们去做这个题材,不做也不可能。比起舒春成和后来那些默默支持志刚的人们,我和王雷,实在没有什么值得称颂之处。 后来有媒体误传是志刚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同学给我们打了电话,其实那个女孩子不过是北京广播学院学生而已。也许志刚有很多位高权重的同学,但我看到为志刚之死奔走呼号的,都是再普通不过的公民。 我不赞成事事见义勇为,但也不喜欢明哲保身,因为知道“身”靠“明哲”来“保”终究是没有用的,我尊敬志刚的同学,面对常人会感到恐惧的罪恶,他们选择了反抗。 家属 最初和志刚的家属见面,并不是很愉快。当时他们到广州一个星期了,到处求告无门,也没有律师,只是请一个当律师的老乡写了很简单的两页纸材料,据说,这个老乡就为这两页纸收了几百块钱,却不肯帮打官司。 后来很多人问我最早和志刚家属接触的情形,我回想了一下,他们并没有许多说辞,只是反复告诉我志刚没有心脏病,志刚尸身上有伤,志刚是个好孩子,请我一定帮帮他们。后来我出差到了海南,他们又打我的手机说,陈记者,你让我们去的部门我们都去了,没人管我们呢,我们得靠你们了。 做了记者很多年,见过很多急需帮助的人,但志刚家属的绝望和无助还是给我留下了很深印象。志刚的父亲以前是个木匠,现因年事已高很少干活了,他的弟弟志国从小出去打工供哥哥读书,一直做到一级厨师,做事很实在,却很少说话。他们一家,从家乡来广州,人生地不熟,不知法律程序,只是四处奔走,想为志刚讨回公道。 志刚的弟弟志国后来对我说,他记得初见面时,我对他们说“不知道能不能报,报出来也不一定能解决,还是要依靠法律”。这些话让他心凉,以为我不肯帮忙。现在想起来,确实很惭愧,干新闻时间长了会有些油滑,也知道自己能力有限,不希望被当成“救命稻草”,于是便说些推托的话,为自己留条后路,比起志国为人的朴实,实在不如。而且以这么多年的新闻经验,知道只要是涉及到一些权力部门的报道,一定很难搞。这条线索曾让外地一个“很厉害”的编辑看过,他们都说自己不敢沾。 后来很多人也问我想没想到这个报道会有这么大反响,我只能说,当时的想法是,报道能出来就谢天谢地了,如果能有结果那简直是意外之喜。 不过,从我报这个选题开始,从主任到主管的领导,都没有说过“不能碰”,只是反复告诫要“做扎实”,那一会我还真是体会到了什么叫南方报人。 法医 当时家属还没有为志刚的死做法医鉴定,大家都不知确切死因,我也只好劝他们先去做鉴定和去检察院投诉。 不过,有件事我是很肯定的,那就是志刚不属应被收容的对象。上一年曾有一个月的时间我在跑时政线,天天与政府要人打交道,广东省宣布出台收容遣送管理条例的时候,我正好在新闻发布会现场。根据我对那个文件的认识和对广东省人大法工委的采访,志刚有身份证有工作就绝不应该被收容。 记得当时采访时,法工委李焕新主任还告诉我,因为这个条例规定不允许有关部门向被收容人员收费,所以现在还要防止该收容的人没被收容,失去救济目的。 刚接到孙志刚线索后,我又接到不少任务,开始不停地出差,去海南,去上海,去南京,于是把线索交给了王雷,王雷手边也有很多出差任务,加上最关键的法医鉴定一直没有做,于是报道的计划就拖了20来天。 我们采访过志刚的家属,问他们那段日子里是怎么过的。他们说“就是到处跑”,从一个部门,被推到另一个部门。所以他们曾想过,在这么大一个城市,是不是死个把人很正常?听到这,我的心直往下沉。 孙志刚报道出来以后,有人在网上义正辞严地说,我们的报道是对司法公正的干扰,但如果他知道志刚的家属是怎么被推来推去的,可能就不会这样讲了吧。 大概是4月20日左右吧,王雷突然一脸严肃地告诉我,法医鉴定结果出来了,我忙问怎么样,他说志刚是被打死的,然后他比划着告诉我志刚背后出血区有多大,就是报道中提到的那个50厘米乘60厘米的出血区,我是好一阵子才明白,那意味着整个背部都是出血区了。 我清楚记得,当时王雷说,这帮人真没人性。 那会儿我们还不知道“这帮人”指的是谁。我们真的要感谢多年来中国司法进步所取得的进步,中立的司法鉴定正是成果之一。做鉴定的法医也很同情志刚的遭遇,平常要一个月出的结果,只用了15天就做完了。这一鉴定结果成了孙志刚报道中最重、最稳的基石。 事后我打电话问医师,看了报道觉得有什么问题没有,他笑笑说没有什么,然后说:“这个制度是该改改了。” 出稿那几天 临出稿那几天,我们被折腾得非常疲惫,领导要求我们把稿子做扎实,一定要慎重。我们就一遍遍往志刚家属住的地方跑,一遍遍核实细节。他们住处很破旧,几口人挤在屋子里,床都不够,只好打地铺,外面几步远就是“都市村庄”里的施工工地,很吵,加上思念亲人,他们一直都休息不好。小屋里摆着志刚生前的作品和相片,老父亲一遍遍拿出来给我和王雷看,反复地说志刚多能干,多孝顺…… 就是在那个屋子里,这位深以孩子是村里第一个大学生为荣的父亲突然说,如果不让志刚读书就好了。 家属们还是很配合的,当时他们的律师王向兵已经在很困难的条件下取了证,这些证据,成为报道中很重要的一部份。但采访一到有关部门那里,就再没有任何进展。志刚的家属曾到一个部门反映情况,得到的是大声的呵斥,“站好”,好像他们是犯人一样。比他们好一点,我和王雷多数情况下只是被推来推去罢了。 在发稿前一天,也就是4月24日,我们决定去采访公安部门,结果从派出所赶到分局,再到市局,一无所获。 下午到收容所去,一名副职接待了我们,得到的回答是,他们也不接受采访,需上级批准。然后我们再跟到民政局,民政局事务处是那天惟一接受我们采访的政府部门,但也只有事务处某位处长说了一句:“对志刚的死感到很惋惜。”这是我们那天惟一听到的有点温情的话。 后来我们去了收容人员医疗站,院里有股很怪的味道,说不出来是什么。志刚家属几次来过这个地方,门都不让进,我们还好,被放进去了,但当我们说明来意,里面有一个人说:“出去!” 我们只好出去了,当晚6点,我和王雷开始写稿子,中间为了避免出错,又打电话核实一些细节,老总和编辑都在旁边商量思路和文章结构,他们提出的要求是冷静客观地报道事实。晚上9点半,稿子写完,但一直等到晚上12点,看着版出来了,才和编辑一起回家。 当时脑子里乱哄哄的,不知道第二天会发生什么,我只是想早点回去休息了。 艾教授 第二天起得很晚,是主任要求做后续报道的电话把我吵醒的,听主任的口气,我想可能事情反响很大。 到办公室,王雷已一手抓着一把传真,一手拿着电话接听,忙得没时间给我打招呼。我打开电脑,发现新浪网上评论已有3000多条了,后来新浪网管告诉我们,他们当天删掉了上万条过激评论。 来不及看太多,我们一直在忙后续报道。当我后来认真看那些传真和来信时,才发觉里面大部分都是叙述自己被收容和被打的经历的,一个现在已经比较成功的工厂主,居然说他曾被收容过六次。 那两天我和王雷天天往家属那里跑,每次都把报纸拿过去,让他们没事也看看报。他们住处的电话已经很多了,志国说,报道发出来的上午,他们还在想怎么没什么动静啊,谁知道下午电话就一个接一个,一个检察院的人也打电话来了解情况了。 后来家属被接到宾馆里住着,我们还去,经常会和负责照顾家属起居的政府干部碰上。有天,大概是省委开会研究孙志刚事件后的当晚,我和王雷正在和家属聊天,干部来通知要有领导来了,说我们在不方便,于是我们只好回避,没有机会采访领导了。 两天后,我接到同事电话,告诉我中山大学艾晓明教授想请家属和我们吃饭,表示慰问。 我以前并不了解艾教授,只是看过她写的评论,我们报纸有次把非典病人称为“毒王”,艾教授还专门写信表示反对这种对人不尊重的称呼,我们还知道她已就志刚的死,写了两篇评论,在网上影响很大。 于是我和王雷就约上志刚的弟弟和叔叔一起去了中山大学,当时在座的除了艾教授以外,还有她的两个学生。见面后,艾教授就把她和学生捐的1000多块钱交给志刚的叔叔,这是他们当时收到的最大一笔捐款。我记得很清楚,劝志国收下钱以后,志刚的叔叔蹲在地上捂着脸抽泣了半天没有起来。 后来又见过艾教授两次,每次见她,她都会带两个学生一起,她称这是要让学生更多了解社会。 王律师与钟律师 我是在报道发出来以后,才见到王向兵律师的。他的一句话给我印象深刻,当时志刚的家属到处请律师,一听说民告官加上家属没钱,就没人接案,家属只好托人回家乡找到王向兵,王律师听完案情说,怕什么怕,政府也是要讲理的。 说不怕也是假的,王律师本来打算在湖北方面起诉的,后来报道出来了,他才放心。王律师是军人出身,脾气急,为人敢做敢当。后来家属告诉我们,王律师带他们去收容所取证,收容所的人开始不愿意提供,王律师大发脾气,说人都死了,你们资料都不提供,有良心没有,还说不提供就要一直找到国家民政部,终于最后取到了证据。 王律师的取证是相当关键的,至少可以让我们看到孙志刚到底是怎么一步步走向死亡的。 钟云洁是无偿为志刚家里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报道发出来以后,她主动要求提供法律援助。她就在广州本地执业。一个弱女子有此胆量,让我很佩服。从头至尾,她没有收过一分钱,连打车吃饭都是自己掏腰包,后来网上有人传言她收了多少好处才愿意打官司,真是无聊之极。 王律师因为家乡还有事,不能在广州长呆,他不在时,就是钟云洁陪着志刚家属。后来孙志刚的尸体火化时,有关部门不愿意让律师和我们去,我们只好不去,但是志刚的父亲坚持让钟云洁参加,硬是把她拉上车一起去了。 后来就赔偿问题,王律师和钟律师与政府方面的两位律师据说谈了八轮,终于把赔款谈下来了,当时王律师住在酒店里,钟云洁却是天天往黄村(钟云洁住的地方离黄村非常远)那边跑,以至于我们要去黄村的时候就叫上她,因为她和的士司机谈价钱已经谈出了经验。 酒店与离别 报道出来以后,志刚家人的日子确实好过多了,一方面很多人捐款,经济上不至于太紧张;另一方面,政府部门也开始重视,从区里到市里、省里纷纷来看望他们,表示要尽快给家属们公道。 后来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天河区和民政的几位干部和志刚家人见面,请他们相信政府一定会给他们满意答复,不要相信“歪渠道”。他们讲的“歪渠道”,不一定就是指我们,但志刚的叔叔非常生气,站起来说,如果不是这些“歪渠道”,你们会理我们吗? 过了一段时间,区里出钱,把志刚的家人安排到黄村的一个酒店住下,据说是因为他们原先住处附近发现了非典病人,政府怕他们再出事。酒店条件是很不错的,里外套间,吃饭也是由政府签单。志刚的尸体火化时,他的母亲从家乡赶来,因为伤心过度,身体不支,政府还专门安排医生在酒店里负责照顾。 赔偿谈定的那天晚上,志国给我和王雷打电话,说事情差不多办妥了,请我们过去吃饭。之前我一直觉得他们挺坚强的,很少在外人面前流泪,但是那天因为忙碌已经过去,亲人死去的悲痛又回到心头,他们席间几次落泪。 6月12日,志刚的家人离开了广州,是坐飞机走的。他父亲说,志刚以前说过几次,自己打工挣着钱了,一定要让二老坐飞机来广东玩。但志刚生前也没有坐过飞机,这次,他们就带着志刚骨灰坐飞机回乡,算是满足志刚生前的愿望。 18日晚上,我老是想着收容遣送的终结,激动不已,睡不着,干脆出去要了一瓶啤酒。酒精下肚,脑子里又想起志刚的老父亲,在机场反复对我们挥手告别的样子,他曾说过,等王雷结婚和我有孩子的时候,一定要告诉他…… 本刊授权新浪网独家发布,未经《南风窗》同意任何报刊及网站不得转载,本刊保留法律追究的权利。如需转载,请与南风窗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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