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北方近代报业先驱-方兆麟
天津报纸的出现跟南方一样，先是有了外文报纸。天津最早出现的外文报纸是1886年由天津海关税务司、英籍德国人德璀琳和英商怡和洋行总理笳臣集资创办的《时报》，后出中文版，由传教士李提摩太任主笔，该报当时被称为“外国人在华北的圣经”。1894年又有英文的《京津泰晤时报》在天津创刊，由英国人贝林汉姆任主编；1895年德国人在天津创办
了《直报》，该报为汉纳根创办；1899年日本人在天津创办了《咸报》。
以中文版发行1897年由严复等人在天津创办的《国闻报》，是天津出现的第一份由中国人自己办的报纸。由于该报在“开民智”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有很大的影响。1898年又出现了商办的《类类报》，也是中国人办的报纸。这些报纸都已是近代意义的新闻报纸了。而此时北京还没有近代意义的报纸，官方报房出版的《京报》、《辕门钞》一类的报，更不是近代意义上的新闻报纸，它除了报头外，没有标题，没有言论，也没自采的新闻，印刷装订也非常简陋，与近代产生的具有新闻性的报纸是两回事。加之当时北京的思想、言论远没有天津开放自由，因此新闻事业远不如天津发达。
而当时天津电报、邮政的出现，也为报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当时上海记者在北京采访的消息，要拿到天津来拍发。1900年以后天津的报纸更如雨后春笋，大量出现，据不完全统计，从1900年到天津解放时，先后曾有一百二三十种报纸出现(不包括期刊)，另外还有三十多家通讯社，三四十家为报纸服务的广告社及二十余家派报社等。与此同时还出现了报业公会、记者公会、广告社公会和派报业公会。这些数字足以反映天津新闻业的繁盛局面。
在这一时期众多的报纸中，影响最大的当属1902年创办的《大公报》、1915年创办的《益世报》和1925年创办的《庸报》。这三份报纸当时在北方、特别是华北地区影响非常大。1904年时北京曾出现了一份《京话日报》，在当时的影响可以说与《大公报》并驾齐驱，但它只存在了两年，到1906年就停刊了。后来北京虽然也有一些较有名气的报纸，但基本上属于小报，其影响远不能与《大公报》、《益世报》相比。《大公报》到1937年“七·七”事变前，最高发行量达到日销七万份，报纸行销全国各地，欧美各大城市也有很多订户，声望很高。抗日战争爆发后天津新闻业受到很大影响，只有一些低级小报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