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北京7月14日电(记者蒋韡薇) 来自全国7个省区的消费者代表，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对本次民航听证会提供的材料提出很多质疑。最集中的质疑是针对民航的基准价、浮动范围和消费者权益。

　　民航运价改革小组提供的材料表明，民航运输成本非常高，因此还是采取1997年通过国务院批准的每人每公里0.75元的标准为宜。

　　湖北消费者代表、湖北震邦律师事务所朱荣茂说，按照法定程序，民航的成本应该由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组织有关代表调查形成，而此次价格成本为民航总局提供，所以他认为提供的成本不可信。

　　普通消费者代表、成都守民律师事务所律师赵梅也表达了相同的意见。作为律师，赵梅接过很多经济案件，但是“这次民航提供的材料，在财务上存在很多含混不清的地方。财务报表应该是很严谨的，可是我们看到的材料却不是这样———作为资料出现的财务数据，有的地方拿1997年和1999年做对比，有的地方拿1999年和2000年做对比。专家评审意见里，又说‘近3年’，却没有准确的年份。由于年份不统一，很多数字缺乏可比性。我个人认为，民航方在每个问题上，都只是拿出对自己有利的数据，而对它不利的数据，我们代表无从得知。”

　　“我虽然在价格协会工作多年，对价格和财务问题有一定了解，但是看起民航听证会材料，还是有很多看不懂的地方。这个材料写得太专业了。”作为消费者团体代表出席会议的中国价格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侯嘉这样说。

　　侯嘉认为，今后再召开类似的价格听证会时，一定要更多地选择具有财务和专业知识的普通消费者代表。

　　北京市工商局首都机场分局局长任穗英，被其他代表认为“普通消费者代表中最能看懂这材料的”。他也发现，民航提供材料中存在一些不合理成分。比如说，民航在测算浮动价时，需要使用“客坐率”这一指标。但是，最高客坐率是按航班计算的，最高达到100%；最低客坐率却按航线计算，只有42.9%。任穗英指出，既然是同一指标，为什么要使用“航班”和“航线”这两个不同的参数。“显然，这里面是有水分的。”

　　细心的任穗英还发现，民航方面提供的材料存在多处错误，甚至在关键数据上，也出现差错。他翻开改革方案，在第76页一项“全行业总成本费用及水平”表中，标明2001年民航“客公里成本费用水平”为0.68元／客公里，而在第92页的同一项表格中，这个数字却成了0.70元／客公里。

　　“别小看这两分钱的误差，如果按全行业计算，这可是个天文数字。”任穗英指出，在提交给会议代表的材料里，类似的差错还有很多。记者注意到，任穗英的会议材料上，有不少用铅笔做的批注，都是他觉得不正确的地方。任穗英准备在听证会上提出这些问题。

　　除了数字的差错外，民航成本中指出的“不可控成本”也遭到了代表们的强烈质疑。按照民航提供的材料，航空运输企业自己认为合理的成本应该由合理的可控成本与合理的不可控成本构成。但现行成本构成中大多数是不可控成本，例如机场、空管等，且这些成本费用比较高。2001年全行业不可控成本比例居然高达66%。而且，报告中还写道：航空运输企业自身可控的成本项目比较少，金额较低，虽可以做些许改进，但余地不大。

　　朱荣茂说，民航把不可控成本比重加大，可能是想让政府更多地承担高票价的责任。曾经亲历过机票退票难的朱荣茂，指出民航在服务方面存在不公。他认为经营企业在出现违约的时候，应该增加相应的法律保障。比如飞机延误起飞时间，晚点等，经营者往往用一句“天气原因”或者“空中管制”来搪塞。有时消费者损失很大却得不到补偿。

　　在这方面，赵梅也有难忘的亲历。有一次，她去西安谈判，原本是早上9时的飞机，结果第二天晚上9时才起飞，足足耽误36个小时。等到了西安，对方早就走了。她认为，民航和消费者的权利完全不对等。

　　有一位乘客曾经向代表反映，他购买了2003年7月1日从北京前往广州的机票，到了机场办手续时才知道这个航班已经被取消。他认为，购买了客票就是双方签定了合同。民航单方面更改，却不通知乘客，应属违约。后来在机场，值班人员也只是告诉他可以签转其他航班，对于取消航班的原因却只字不提。

　　身为律师的朱荣茂主张，因为民航单方面原因给消费者造成损失的，经营者必须予以补偿并承担举证责任。例如能起飞而不起飞，就由承运人举证，确属法定客观原因的可以免责，否则承担违约责任。

　　朱荣茂还就机场物价问题做了调查，他认为，机场商品的成本确实比市区稍高，但是绝不可能高出市区好几倍甚至几十倍。他提议价格主管部门进行管理和规范。

　　“价格听证会不是对具体票价的听证，而是对价格决定机制的听证。”消费者代表、律师赵梅告诉记者，“只有合理的机制才能制订出合理的票价”。

　　正因为如此，赵梅并不认为本次价格听证会会就某条具体的航线价格进行讨论。

　　“我本人并不赞成机票有特别低的折扣。作为消费者，我当然希望票价越便宜越好，但是如果机票定到1元钱，航空公司肯定会破产，国家利益、消费者利益也都得不到保障。国家利益、消费者利益、行业利益，三者要在一个水平上，才是和谐发展。因此，在票价问题上，不是说让消费者利益得到最大化的体现，而是应该得到最好的体现。”任穗英代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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