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男女双方都可以利用避孕药剂进行避孕的情况下，由谁承担起避孕的责任，将是一个协商和较量的过程。

　　本刊记者/陈静

　　伊甸园中，上帝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增加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多少年来，女人确实承担了绝大多数生育的痛苦和避孕的压力。

　　这种情况当然因为女性避孕药的出现而发生了改善。52年前，即1951年10月15日，美国化学家卡尔·杰拉西在墨西哥城合成了炔诺酮激素。杰拉西的成就使发明避孕药变得可能，炔诺酮激素也成为口服避孕药中最广泛使用的有效成分。

　　这种避孕药一经推入市场即受到了大多数女人的拥戴和支持。现代女权运动的启蒙者西蒙·波娃,充分肯定了避孕药对女性的解放作用。她认为较可靠的避孕方法的获得,是女人的性解放的一大进步。

　　的确，在上一个世纪,女权意识的觉醒和抬头,男女之互动关系的调整,无不是因为避孕方法的改良在其中扮有重要的角色。

　　比男人更期待男性避孕药剂

　　然而，避孕药的出现，以及其他避孕方式的逐步完善，固然将女性从生育的牢笼中解脱出来，而另一个层面上的矛盾——两性关系——仍然难以避免。佩普·斯克沃兹，华盛顿大学的性行为社会学家就抗议说，“自从有了避孕药以后，男人就趋向于以为女人能够自己照顾自己。”也有颇多的女性埋怨，避孕药使得自己在面对丈夫的要求时，失去了说“不”的理由。

　　而其更广泛更强烈的后果则是造成了一种怨恨，这种怨恨来自于认为女人必须是冒着风险吞服有不确定长期后果的外来药物。极端的女权主义者甚至认为，避孕药正在给女人带来死亡，它本身就是男人的一个阴谋。

　　于是产生了另外一个尖锐的问题：为什么就没有一种男人用的避孕药剂呢？

　　许多女权主义者认为避孕药本身就是男女不平等的产物，正是大男子主义导致了这种不平等，没有男人用的避孕药是因为绝大多数科学的话语权掌握在男人手中。

　　甚至男用避孕方法的早期研究者，美国的约瑟夫·霍尔博士也承任，“假如你仔细地看看生育控制研究历史，你就会明白，科学基本上被男人控制，结果男人倾向于把注意力放在女性身上。”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女人比男人更加期待男性避孕药剂的出现。

　　新一轮的两性较量

　　事实上，不仅仅是在避孕药的研究方面，一直以来，在避孕问题上的两性矛盾都是持久而现实的。

　　在由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提供的2002年全国避孕情况的数据中，避孕套的使用率只有4.9%。而在抽样调查中，相对于采取绝育措施的女性(221.5万人)，选择绝育的男性只有37.5万人。而在所有避孕方法的选择比例上，男性避孕只占了13.1%。

　　而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李银河指出，现在国内的男性结扎，也只在四川、山东的试点推行的较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卫生部医学伦理专家委员会委员邱仁宗也认为，“目前国内女性承担着80%到90%的避孕责任，只有9%～11%的男性承担着相关的责任，好一些的地方也只是占到了20%。”

　　这当然是与现有男性避孕技术的贫乏有着一定的关系。而男性避孕药剂的出现，至少为男性避孕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方法。世界卫生组织的人类生殖研发训练的特别计划负责人韦特博士在一篇报告中呼吁全面发展男性避孕注射技术，他表示：“最重要的一点是，世界各地的男性都有权利和义务分担家庭计划的责任。”

　　避孕将不再也不应该只是女人的事了。有效的、价格合理的男性避孕药剂的出现，为厌恶避孕套和不愿意结扎的男性们，提供了一个颇为可行的办法。

　　而李银河对这种前景表示了充分的肯定，“男性避孕药剂一旦具备推广市场的能力，必将对两性关系产生影响。可以肯定的是，男性避孕药剂的出现，将为男女平等提供一个不错的物质基础。”

　　但是否男性真的愿意承担起这种责任，定期注射或者服用这种药剂？

　　李银河认为，男性避孕药剂能否广泛使用，“取决于男女双方力量的对比”。也就是说，在两种性别的避孕药都可供人们选择的前提下，夫妻双方由谁来采用避孕措施，将是一个协商和较量的过程。

　　鉴于女性相对的弱势地位，李银河指出，“女人如果因为各种原因，希望对方能够服用或者注射此类避孕药物，必须在两性关系中具备足够强的能力和不容忽视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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