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成鸢
蔡元培先生是现代中国的教育与学术的宗师，是华人世界中不分党派无人不敬的人物。曾有报刊刊载了天津南开大学教授高平叔先生的文章《六十年前的嘱托：我和蔡元培的一段文学因缘》，这是新出版的《蔡元培年谱长编》自序的一部分，交代了他受蔡元培先生亲自嘱托编全集的经过。
接受嘱托时，高先生还是20多岁的青年，到他完成为蔡元培全集详加注释的伟大工程的1998年，他已变成耄耋老人。他把一生奉献给蔡元培研究，从1935年就下工夫收集整理资料，抗战爆发，积累的成果散失殆尽。高平叔先生说：“终天抱恨，莫过于此。”他本人的专业是经济学，已经卓有建树，他舍弃专业从美国归来，就为便于从事蔡元培研究。但“文革”中又下放改造，直到1977年北上，又经两年的奔走求援，始得定居天津。使他痛心的是浪费了大好年华。
后来蔡元培的研究也要首先突破禁区，其标志是1980年北京举行蔡元培先生逝世40周年纪念会和北京大学成立蔡元培研究会，对于这两件事的促成，高先生起过重要作用。高先生深知自身使命的重大，他在编《全集》的过程中，给自己外加了撰著《蔡元培年谱长编》的艰巨任务。经过15个寒暑，近两百万字的巨著，终于与《全集》先后问世。学术界一致认为，《年谱长编》的难度和意义都超过《全集》。例如书中根据先烈杨杏佛之子提供的证明，破除了历史谎言，澄清了胡适先生退出人权同盟事件的真相。
此外，高先生还应各方面的需要，编写了众多的蔡元培专题言论集。我想超强的精力耗费必定会伤及老人的身体，以致缩短了他的寿命。主要使命勉强完成，他就离开了人世。我因供职于图书馆，眼看这位老者搬运大摞旧报刊埋头翻阅，助手也没一个，受其感动，加上我对蔡先生的崇拜和黄钰生老馆长的特别授意，我为他的事业奉献了一些业余时间。最繁重的是他为《全集》加注释，需要查找生僻文字和典故。接到他家人的讣告电话时，我不仅想到某学者为他写的诗：蔡氏言行信足传，高翁秉笔竟遗篇。
千金一诺情何重，心力抛残六十年。正是赖有高平叔这样的仁人志士，蔡元培先生开拓的民族文化现代化的伟业才能够薪尽火传，以至永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