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成鸢
十多年前我曾有机会到《人民日报》副总编、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安岗先生家中访问，他问起天津《益世报》总编王研石的情况，我说他已在“文革”中以“报棍子”的罪名被迫害致死，他愤愤不平地说：1949年《益世报》被封是错误的，周总理说过。安岗对《益世报》很有感情，他14岁在汇文中学上学时，利用寒假到天津郊区搞调查，《益世报》
为他的报告开过专栏。
我与王研石先生曾在天津图书馆共事，是忘年交。《益世报》停刊后，因他精通俄语，被安排到市中苏友好协会工作，后来爱惜人才的黄钰生馆长请他到图书馆负责俄文书编目，直到“文革”妖风骤起。今天人们已不大知道《益世报》曾跟世界著名的《大公报》平起平坐。此报为比利时天主教神甫创设，但倾向进步，五四时期支持学生，后来又连载周恩来的旅欧通讯。为了跟大公报竞争，该报在抗战前夕通过黄钰生重金礼聘爱国人士罗隆基撰写社论，激烈宣传抗日，誉满天下。抗战胜利，报纸复刊，王研石担任总编。此前王任重庆《时事新报》总编。
王研石是哈尔滨人，抗战前任当地《国际协报》总编，1931年日寇蓄意制造挑衅的万宝事件，即由他揭露真相，马占山将军抗日，他是惟一的随军记者。1935年他任天津《益世报》采访主任，转年率先在上海《申报》上报道“海河浮尸案”，将日寇罪行公之于世，其笔名“公敢”、“大棨(武器)”表明他刚强的爱国情操。他的通讯报道结集出版时也用笔名。解放军进城前，报社的负责人先后离津南下，王研石被公推为报社“应变委员会”5人之首，在面临留下和撤离两条路的抉择时，他毅然决定前者。这样就向新政权完整移交了报社的财产，包括新进口的先进印刷设备，最难得的是报社珍藏的全套几百册精装合钉本，后来归天津图书馆收藏，那是全国惟一完整无缺的宝贵史料。
王研石在新岗位上辛勤工作，未能逃过“文革”之劫。在逼迫他交代“罪行”时，这个刚烈的汉子脱口说出“问周总理去！”原来他在重庆时曾跟周恩来相知。不料这招来更严厉的批斗，说他不老实，污蔑周总理。也许因他“气性”大，容易伤肝，在“牛棚”生活中他的肝病急剧恶化，送回家没几天就去世了。最近某出版社跟天津图书馆协议将全套《益世报》影印出版，以发挥其史料价值。我们不能忘记王研石先生对新闻事业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