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7月11日22时30分，一场特大泥石流袭击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丹巴县巴底乡水卡子村，正在当地一个休闲山庄载歌载舞的51人瞬间被吞没……

　　在灾害发生后的半个多月时间里，记者两度深入丹巴灾区采访调查后发现，“7·11”灾害发生之前，省、州、县的有关预警是准确、及时的，其间有90分钟时间可以用来规避灾难。然而，这场与死神赛跑的生死接力赛，到了最后一棒却出了问题。

　　悲剧原本可以避免

　　7月11日晚，成都新旅程旅行公司组织的一队游客来到巴底乡水卡子村“美人谷”休闲山庄，老板彭仕达应游客要求邀集附近约60名村民举行歌舞晚会。

　　19时左右，巴底乡政府接到省、州有关部门传给丹巴县的一份特急通知，上面写道：“7月11日20时至7月12日20时将有一次中雨至大雨的降雨天气过程，丹巴等地质灾害易发区要全力做好临灾预警工作。”接到通知后，巴底乡立即派出乡干部分别到各村进行通知及汛期预警安全检查。

　　21时左右，乡干部学佳纳尔布来到水卡子村，奇怪地发现沟口旁的休闲山庄有很多人在唱歌跳舞（乡上有规定：防汛期间不得在危险地段举行大的群众聚会），他立即找到山庄老板彭仕达（彭是水卡子村的水情监测人），告知当晚雨情，要求马上疏散群众，彭仕达满口答应。当时有6个人离开了休闲山庄。

　　21时40分左右，学佳纳尔布离开山庄，去通知其他村民。22时左右，天降大雨，随后全村停电，联欢人群从院坝转到山庄二楼，点上蜡烛继续唱歌跳舞。22时30分左右，泥石流灾难发生，现场仅有在一楼的4人侥幸逃脱，二楼的51人罹难或失踪。

　　预警制度形同虚设

　　据丹巴县委有关负责人介绍，在“7·11”灾害发生之前，由于连续的集中降雨，今年县内曾发生了“6·26”和“7·01”两次特大泥石流，而且与“7·11”一样，均发生在植被相对较好、半个世纪以上没有发生泥石流的地域。因为预警及时，成功疏散、转移了600余名学生和群众，两次灾害均未造成人员伤亡。

　　记者在乡政府看到一份《巴底乡地质灾害监测点岗位责任书》，按照规定，水卡子村党支部副书记石玉富（这个村没有正支书）、村委会主任朗多尔吉都是水卡子村的监测责任人。巴底乡党委书记周良云告诉记者，乡上规定，在防汛期间，各村主要干部离开村子一天以上必须向乡党委请假。但是，灾情发生的当天，水卡子村主任朗多尔吉到外地打工，没有跟乡上请假；村党支部副书记石玉富送妻子到县城看病，跟乡上打招呼说当天回来，但他当天并未回来。

　　记者还了解到，巴底乡各村除了由主要领导担任监测责任人外，村内各个监测点都会指定监测人，但是这种指定大多数只是口头上的，并没有明文规定具体的责任制度。老板彭仕达就是被口头指定的水卡子村的监测人，但是，他不仅没起到监测预警义务，反而在没有得到县上有关部门授权的情况下，组织这种大的旅游接待活动，并且是违反乡上有关规定，在汛期举行人员聚集的歌舞晚会。这样的“预警制度”和人员素质，如何保障群众安全？

　　预警通讯手段落后

　　通讯不畅、预警手段落后，也是造成这次悲剧的重要原因。巴底乡党委书记周良云说，大多数乡干部到各个村监测水情、安排工作靠的都是两条腿，十分费时。全乡只有10支用来预警的鸣火枪，起的作用很有限，一有情况只能靠放鞭炮、敲锣打鼓来传递消息。

　　7月11日晚发生泥石流后，由于乡上没有固定电话，无法联络丹巴县城，为了及时给县里报告灾情，乡干部摸黑爬上附近的高山，从22时折腾到次日凌晨1点左右，才靠着手机断断续续的信号将灾情报告给县里。

　　灾难过后，丹巴县给巴底乡配备了4部对讲机。周良云握着手中的对讲机痛心地说：“如果当时有这个，只要一个电话，5分钟内，所有的人都可以安全撤离。”新华社记者　江毅　田刚　杨三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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