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日中协会理事长白西绅一郎

　　本报驻东京记者 王大军

　　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25周年到来前夕，记者走访了日本日中友好七团体之一的日中协会理事长白西绅一郎先生，他认为，发展日中关系应当做到“三、二、一”

　　日中协会理事长白西绅一郎先生从事日中友好活动40多年，在许多日中两国交流的场合，都经常能看到他的身影。白西先生办起事来风风火火，谈起话来也是开门见山。一坐下，没等记者开口，他便滔滔不绝地讲起对日中关系的看法。

　　“日中民间交流扩大，政府交流处于停滞”

　　《国际先驱导报》：您是怎样投身到日中友好事业中来的呢？

　　白西绅一郎：我的家乡是二战结束前夕遭到美国原子弹轰炸的广岛，那时我5岁。考进大学后，有一位华侨青年知道了我的经历，一方面表示同情，一方面对我说：你知道为什么广岛会遭到原子弹轰炸吗？明治维新以后，广岛一直是旧日本陆军的基地，而它附近的吴市是旧日本海军的基地，都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据点，所以遭到了轰炸。我认为他说得对，的确是这么一个因果关系。他的话打开了我看待那段历史的眼界，我决心为日本今后再也不同中国打仗而努力。这就是我从事日中友好事业的契机。

　　《国际先驱导报》：应如何看待当前的中日关系？

　　白西绅一郎：关于目前的日中关系，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民间交流不断扩大，政府交流处于停滞状态。2002年，日中两国间的人员往来去年达350万（去中国的日本人300多万，到日本的中国人40多万）人次，两国的贸易额突破了1000亿美元。而在政府方面，因成为日本历史认识问题象征的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使得两国领导人来往中断。

　　30多年前，日中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后不久，舆论调查结果表明日本有80％以上的人对中国抱有亲近感，而最近降到了50％以下。据中方相关调查，中国人中对日本抱有好感的人大约仅占6％。在这种情况下，怎能达到相互理解？这不能不令人痛心。

　　《国际先驱导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您对改善两国关系有何见解？

　　白西绅一郎：我认为，发展日中关系应当做到“三、二、一”。这“三”就是要坚持日中两国政府之间的《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日共同宣言》这3个重要文件。“二”是指要妥善对待和处理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一”就是要大力发展两国的经济合作与交流。要以“三二一”去开拓两国的未来。

　　为了继续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今后双方要设法避免各种问题的发生。如有问题，可以按三个文件的精神，通过友好协商去妥善处理，避而不谈和隔靴搔痒是不行的。为庆祝和平友好条约缔结25周年，最近中国外长李肇星将来日本访问，日本官房长官福田康夫也要去访问中国，这对两国来说都是好事，期待着他们的访问能够改善两国间当前的气氛。

　　“对日外交新思维有误导作用”

　　《国际先驱导报》：日本战后奉行和平发展的建国方针，可是这两年在向海外派兵等问题上表现得格外积极，这不能不让邻国产生疑虑。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白西绅一郎：日本是一个独立国家，应当有一支武装力量保卫自己。从这个意义上讲，建立“有事法制”也是必要的。问题是在领土之外如何做贡献。我认为国际社会应当建立一支没有任何国籍标志的国际合作军或者叫地球防卫军，日本人可以参加，参加者算是国际机构的工作人员。这样，既可以消除别国对日本向海外派兵的担心，也可以消除日本某些人的野心。前几年日本设立《周边事态法》是不对的，因为“周边”不属于日本的领海领土领空，那里出事或者是别国的事，或者是国际问题。只有这样，日本才能让邻国放心。

　　《国际先驱导报》：最近中国学者中出现了一种“对日外交新思维”，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白西绅一郎：这种“新思维”观点一出来，便受到了日本多方面的关注。我认为其出发点是好的，也是为了发展中日关系嘛。但是，造成日中关系目前状态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毋需置疑，就是日本领导人一再参拜靖国神社。正是这件事造成日中两国领导人来往停滞。“新思维”有一个核心的观点就是要中方默许小泉参拜靖国神社，这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了，小泉首相会得到一个错觉，即只要坚持就是胜利。今后只要日本坚持己见，不但可以参拜靖国神社，还可以在台湾问题上做文章。与此同时，这种观点也给人们造成一个印象，那就是在迄今的中日关系问题上，中方错了，因此对日观变了。另外，这种观点还给日中友好运动带来了思想混乱，造成误导。

　　“中日还需要第四个文件”

　　实际上，即使在今天的日本，政治家们在靖国神社问题乃至历史问题上的认识和做法仍然并非一致，不是铁板一块。1992年的非自民党的多党联合政权首相细川护熙就明确承认日本进行了侵略战争，社会党人首相村山富市也对历史问题作了正确的表态。即便是同为自民党人，不去靖国神社参拜的人也大有人在，也有参拜了一次遭到反对而再也未去的首相。在日本，顽固地坚持以公职身份参拜、置战争受伤害者感情于不顾的人是少数，对错误的做法和认识不能姑息。小泉不会永远担任首相。

　　当前日本有人故意散布一种论调，说中国对日本的政府开发援助即日元低息贷款没有感谢，指责中国忘恩负义，这分明是本末倒置。二战结束后，中国政府放弃了向日本索取战争赔偿，日中两国恢复邦交时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只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至今日本政府没有在任何文件中有感谢的表示，连口头上的感谢也没有。实际上，日本的贷款援助受惠的不仅是中方，也有日方。因为中国用日元贷款建起的大批基础设施也给日本企业在中国发展创造了条件。因此，某些指责中国的日本人需要反躬自问。实际上他们是在当前两国政治关系不顺畅的情况下转嫁责任。

　　迄今中日之间的三个文件非常重要，必须坚持，这是发展两国关系的基础。但是这些文件因当时的局限性和双方政治需要，对一些问题没有说透。所以我建议日中两国间应当有第四个文件。如在历史问题上，日本一次也没有在文件中对侵略中国表示过道歉。在台湾问题上，日本只是表明理解和尊重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日本应当在新的历史时期进一步表明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以便取得信赖。

　　白西绅一郎：1940年生于日本广岛。1945年8月6日广岛遭美国原子弹轰炸时幸存。1958年考入京都大学并开始了解中国，从事日中友好事业，至今已有已44年。大学毕业后进入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工作。自1967年5月首次访华以来，已访华450次。1975年9月在老一辈日中友好人士冈崎嘉平太、茅诚司领导下，创立日中协会，担任常务理事兼事务局长，2000年7月担任理事长。2003年5月中旬，代表日中协会向中国驻日大使馆捐款、到北京捐款捐物，支援中国抗击非典。

　　吉田实：观察中国70年

　　吉田实先生告诉记者，他从3岁到初中二年级的11年时间是在当时处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度过的。他说：“正是这一机缘，使我在大学选择了中文和国际关系专业。从37岁到40岁，我作为朝日新闻社常驻北京记者，从头到尾采访、报道了日中恢复邦交的历史过程。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也有幸对当时刚刚向日本和美国等西方国家打开大门的中国的实况有了一些了解。我还对日中邦交正常化后签订的贸易、海运、航空、渔业等项协定的谈判进行过采访和报道。而且，在中苏严重对峙的年代里，我一直在北京追踪采访报道了日中双方关于《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谈判的前半部分。”

　　吉田说：“我从记者退休以后，又当了近10年的朝日中国文化学院的院长和顾问。作为一名‘中国观察者’，继续注视着时代风云的变化。我现在已是古稀之人了，如果把孩童时代在台湾的生活经历加上的话，我有近70年的时间是与中国社会一起度过的。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我一直寻求的目标就是：同是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的不同国家和民族，有着不同文化和信仰不同宗教的人们，怎样才能探索到一条自己与他人的共存之道？”（张焕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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