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中国时报》 南方朔
今天的世界，一个新的现象已在加速出现，那就是“国家”的职能与责任正在日益萎缩，人民的贫富差距则陡然扩大，过去仰赖公共供给的教育、医疗、社会安全等服务的品质日降，出现愈来愈庞大的阶级之下的“非阶级”（under class），而且这种“新贫阶级”在人口构成上更趋明显。
这是世界的“再丛林化”的结果，但所有的上述问题都被简化成了“竞争力”问题。
你为什么没有工作？那是因为你毫无“竞争力”；某些人为何日益贫穷？也是因为他们缺乏“竞争力”。
众所周知，从19世纪至20世纪的70年代，全球政治在宗教情怀、各类冲突所获得的妥协，以及社会有机论的多重影响下，人们对“国家”的概念已具有一般的共识，那就是相信“国家”超越阶级、族群、地域，具有“调控”的相对自主权；此外人们并不明言地认为“国家”与社会，以及社会本身，都有着一种隐形的契约关系，在这样的契约关系里，“国家”在再分配领域具有不可推卸的义务，它包括了提供公共教育、提供医疗保险等服务。这些对“国家”的认知，乃是过去长期以来的价值和秩序的基础。
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以美英为主导的“保守主义革命”却整个否定了这样的价值与秩序。它非法化“国家”的调控职能，谓之“松绑”；也非法化公共服务如公办教育和公共医疗体系的职能（这乃是“私有化”论述里的重要环节），“利润”取代了“服务”，成了新的主宰标准，而凡符合上列情况者即是“改革”，否则即是“反改革”。而在“松绑”中，诸如食品管理、交通管理、反垄断等调控之权也大幅被让渡了出去。
80年代展开的“松绑”到了90年代业已千疮百孔，造成美国共和党及英国保守党相继失去政权，但其步伐并未被扭转，而是在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和英国“新工党经济学”下被“全球化”口号所延续，并继续向“福利国家”最坚强的欧洲大陆挺进。
而今回顾由“松绑”到“全球化”的20年发展，我们不能否认以美英为首的这些国家的确有了极大的收益。它们的公司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因为“松绑”而强化了规模与垄断，并在90年代的“全球化”中，得以向全球扩张，使得20世纪结束时，全球经济体的100强里，已有51个是公司，真正的国家只有49个。这是人类文明的重大转折点，意味着“公司”已取代了“国家”，成为世界真正的主角。
当“国家”抛弃了它应尽的职能和责任后，社会所赖以存在的许多基本要素再也找不到可以寄栖之所。人们当然不能排斥“市场”、“公司”、“利润”等概念，但这些概念里终究与社会“正当性”所系的“机会均等”、“公平正义”等毫无关联。这也意味着当人们夸夸而论“松绑”、“市场”和“利润主导”时，更不能疏忽基本的“国家”职能与义务。
因此，重新确定“国家”有效的责任边界和调控方向，不再空占政治的位置，已是迫在眉睫的严肃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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