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划／李清川

　　这里是300多年前北方民族金戈铁马，气吞万里的“龙兴之地”。

　　这里是100多年前山东、河北破产农民背井离乡，荡漾着希冀淘金的“关东”。

　　这里曾是爱新觉罗·溥仪1932年的全部踌躇满志，“满洲是全亚洲最富饶的地方。”

　　这里曾是没落的俄罗斯贵族、溃败的哥萨克骑兵、流离的犹太人心目中的“天堂”。

　　这里曾是日本军国主义垂涎的所在，“宁可放弃本土，也绝不放弃满洲”。

　　这里，一亿多黑、吉、辽民众的家园，世界的东北亚，是祖国迎接每天第一缕阳光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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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的秋天，东北迎来了激情燃烧的新岁月：

　　作为抗美援朝的大后方，东北的发动机从未停歇；人民解放军10万转业官兵开进北大荒后，劳动的号子从未停过；156个大型援建项目上马后，“大工业”以鞍钢、一汽、沈飞、东重为承载坚实地走进了东北人的生活。

　　东北人曾经自豪过：他们创造了东北工业的繁荣，也成就了东北农业的辉煌，他们贡献了“工业宪法”，也塑造了“铁人精神”。

　　——1959年大庆第一口基准井喷油，贫油的帽子被摘掉。40多年间，大庆累计上交税金4061亿元，承担原油价差4190亿元，出口创汇495亿美元。

　　——作为全国商品粮基地，东北每年600亿公斤的粮食产量使其成为天下粮仓。

　　——作为“工业摇篮”，东北基本建成了涵盖全面的工业体系，钢铁、化工、重型机械、汽车、造船、飞机、军工等重大工业项目的布局，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初步基础。

　　——作为林业基地，30万林业工人肩扛人挑，在寒风刺骨的北中国的原始森林中喊出了响震寰宇的劳动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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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在一个黎明，东北人发现，东北落伍了——仅1978年以来的20多年间，东北三省工业总产值在全国所占份额一路下跌，由原来的16.5%下降到9.3%，降幅超过40%。东北三省工业在全国的排序不断后移：辽宁省从全国第2位下降到第5位，黑龙江省从第7位下降到第14位，吉林省则从第15位下降到第18位。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中，东北三省工业经济效益下滑、工业生产步履维艰，这一幕被称作“东北现象”；作为“粮食市场稳压器”的东北农业也遭遇了相同的尴尬：传统优势农产品大量积压、农民增收缓慢、农业经济效益提高不大等问题尖锐，“新东北现象”随之诞生。

　　东北人开始承受改革的阵痛，部分产业工人离开原有岗位，黑土地上生产的粮食出现了大量积压，林业、煤炭、石油等资源开始直面“高衰”和“匮乏”……

　　阳光总在风雨后。一场来自内部的静悄悄的但具有深远意义的反思引发了新一轮的变革。更重要的是，共和国没有忘记东北——10年间，历届政府总理都曾深入东北的企业、矿区、农村开展扎实的调研，为谋划东北的明天做扎实的积累——2003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先后考察辽宁、黑龙江、吉林，并在长春召开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座谈会。辽宁省省长薄熙来说，东北成为继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京津地带之后的第四个经济三角洲，成为中国经济第四个增长极是合乎逻辑的。

　　一场酝酿已久的变革再次将东北推向了历史舞台的前面。

　　作为资源型城市，大庆并不具备代表意义，它所直面的压力远远在拥有超大规模露天煤矿的抚顺之后，但大庆所面临的问题又极具代表性：因为资源而建设的城市在资源进入高衰期后该如何发展？明天的大庆是否会行将荒废？

　　大庆：油城的减速

　　撰稿／李清川(记者)

　　铁人”王进喜生前所在的1205钻井队的历史比大庆第一口井的历史还要早7年——来自西北、华北的数万石油工人在40多年前开进松辽盆地腹地为石油会战时，这里唯一的小村落叫做刘屯。曾担任大庆石化总厂副厂长、党委副书记的李景荣在向本刊回忆1960年的会战生活时感触颇深，“因为还没来得及造房子，我们住过老乡家的地板、草堆和牛棚。”

　　年轻一代石油人的记忆已经改变了。

　　“现在钻工不再像王进喜那样站在钻台上手握刹把，而是坐在冬暖夏凉的操作间里，用气控手柄进行施工。”大庆石油管理局钻井二公司党委书记梅祥华说。

　　8月12日中午，1205钻井队第十八任队长李新民的手机那端声音嘈杂，他还在井台上忙活，“我们建队50年来打井1550多口，进尺195万多米。”尽管李新民的了不起被温家宝总理形象地比做“200多座珠穆朗玛峰的高度”，但是，谁都知道，对于拥有高度的石油城大庆而言，关键问题是谋划怎样的明天。

　　疑问：“黑色黄金”还能采多久？

　　“今年大庆原油的预定产量为4850万吨，是保持稳产5000万吨27年后的首次下调。”南一油库最年轻的高工马明利说。面对“大庆还能稳产多少年？”的疑问，他给出的回答是，“从可持续的角度看，稳产3000万吨还有20年，过度开采的产量虽然高，破坏力度也大。”

　　毕业于西南石油学院的马明利13年前来到大庆，在他目睹的油田诸多变革中，石油管理局的分离是和他关系最密切的，“分家的做法是为了深化改革，也是公司上市的需要，在筹备上市时，国外提出，油田的主副业不分不利于成本核算管理，那时，国际上通行的油公司的管理模式已经相当完备。”改革的结果是，名列全国500强第一位的大庆石油管理局被分成两大块，以服务业为主体的部分沿用了管理局的旧称，主业整合为油田责任公司。

　　位列油田五大油库第一位的南一油库，隶属于油田公司的储运销售分公司，在谈到油库重要性时，职工刘海峰很有些自豪，“采油厂数万职工的成果，最终要用我手中的尺子计量。”他的尺子丈量出的1400万吨是去年油库储存量，盛装这些“黑色黄金”的是5个直径80米、高度21.97米的超大型油罐，和退休职工周师傅的相关记忆比较，这是新的变化，“我1965年到大庆时，油库有8个地下油罐，每个5000立方米，后来换成了4个2万立方米的地上罐”。

　　两代石油职工的不同记忆，记录了大庆原油产量经历的变化——1975年以前，年产原油从97.1万吨快速增长到4626万吨；从1976年到1997年，为持续稳产阶段，年产原油从5030.3万吨稳定上升到5600.9万吨；从1998年起，产量开始递减，油田进入高含水后期开采阶段。

　　其实，庞大的油罐和密布的“磕头机”是大庆人最熟悉的，也是他们的骄傲：40多年间，大庆累计生产原油17亿多吨，接近全国陆上原油总产的一半，创造了连续27年稳产5000万吨以上的纪录，这在世界同类油田开发史上算是奇迹。在大庆油田勘探开发成果与“两弹一星”一同载入中国科技发展的史册时，大庆还向国家上缴了4061亿元税金，这是国家对大庆总投资的87倍。承担原油价差4190亿元，出口创汇495亿美元……在说着这些足够震撼共和国每一位公民的成就时，大庆人更清楚：由于连续多年开采，大庆油田已进入高含水后期开采阶段，生产成本增加，产量递减加快。

　　老周师傅记忆中的自喷井也已几乎绝迹，采油厂一线职工周雷说，“现在把钻打下去上来的都是聚合物，要注入聚丙烯酰胺，使用这种催化剂有利于形成油聚集的大颗粒。”在油田2001年的一次综合测评中发现：油田的综合含水率已经高达87%，一些主力油田的综合含水率已达90%。也就是说，从地下打出100吨液体中有90吨是水，只有10吨是油。“在一些区块，已经出现成本高于油价的倒挂现象。”周雷说。来自大庆石油管理局的一份数据显示，1960年投入开发建设以来，大庆油田已累计探明石油地质储量为56.83亿吨，动用储存达到了48.25亿吨。

　　在首次将计划产量下调至4850万吨后，大庆的底线在哪里？也许这个问题还不是最迫切的，一个月前的一则消息吸引了更大的关注，“大庆油田运用新技术，油田勘探取得重大突破，近3年来，大庆油田新增石油探明储量1.8452亿吨，新增天然气探明储量83.81亿立方米。”随后，中国石油股份公司总裁陈耕说，大庆油田还可开发100年，但他同时补充，要精耕细作合理开发。

　　大庆石油勘探设计院的一位工程师介绍了普调的结果：经过3轮资源评价发现，松辽盆地北部90.26亿吨的石油资源量开发潜力仍然巨大，松辽盆地深层预测出的1.17万亿立方米的天然气资源开发率几乎为零，海拉尔盆地16个凹陷总计拥有石油资源量6.50亿吨，天然气资源量2783亿立方米。除此之外，大庆探区所辖外围盆地中，面积1万平方公里以上的盆地有6个，这些盆地都属于新盆地，勘探程度低，勘探潜力大。目前在依舒、延吉2个盆地已有7口井获工业油气流；在鸡西、大杨树盆地已发现油气显示；在漠河盆地、孙吴—嘉荫盆地、三江盆地绥滨断陷发现了较好的烃源岩，都具有很好的勘探前景。

　　几乎在惊暴消息出台的同时，油田各方的关注都化作了不同的声音。“这些油田大部分都是在大庆的地理范围外，相当部分位于内蒙古和吉林，尽管存在可利用前景，但对于大庆而言，还是要花更多的精力考虑转型和加快石化生产的能力。”刘海峰说。

　　“过去我们的认识是松辽盆地不可能产生气层，随着勘探水平的提高我们有了新的发现，但同时要意识到，这些新油田的复杂程度也在提高。对于油田，应对采收率不高的问题更实际，以目前普遍的20%的采油率而言，提高一个百分点，就等于延长了油田寿命若干年。”马明利说。

　　变化：“二次创业”中的非典型范例

　　8月10日一早，76岁的李景荣便已端坐在办公室里，作为与“铁人”王进喜同时代的全国劳模，老人退休后一直没闲着——8年前，李景荣创办了3家企业，运输队、废旧物资回收公司、粉煤灰厂。这个庞大的企业联合体只有30多名职工，年纪都是和他相仿。8年时间，3家厂共上缴利润2300万元，“是纯利润，不算上交的税款。”李景荣解释。

　　企业联合体的产品和服务是围绕石化行业开展的，“粉煤灰厂是利用热电厂的终极废料煤灰，加工成保温材料；废旧物资回收公司是将石化总厂换代的设备重新加工利用。”对于大庆的明天，李景荣信心充足，但他也不得不承认，“客观地讲，油只能越来越少，不能越来越多，现在需要解决的是替代产业，实行良性循环。”

　　听着李景荣的名字长大的唐志强是蒙妮坦职业高中的教师，在更早之前他有过到南方闯闯的计划，但最终他选择了留下来，因为“大庆的机会很多”。那之前，他在大庆市58中学管理计算机室，与大学里学习的工艺美术设计的差距令他很有些苦闷，后来的一个机会，使他到了新的学校，不仅可以从事专业的教学，也可以开始他的专业实践。这所已经列入全国重点的职业学校，几年前还是采油四场子弟中学。

　　和教育的改制相比，大庆蕴藏的更多巨变体现在枝梢末节上。“我们现在的成本意识和服务意识都有很大的提高。”南一油库职工刘海峰说，“我们油库有43万平方米耕地，一部分用来种蔬菜，一部分开辟成果园。过去我们雇人来种菜，每个职工每年都能分到很多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后来我们计算成本发现很不划算，既要负担人员费用还要承担土地的基本投入，最终就把一部分果园、大棚、菜地承包出去，生产观赏花卉的那部分给我们带来的效益可观。”

　　南一油库管理的中区50个加油站已经全部面向市场。“如果你来加油，根本不用下车，职工全部是站立式服务，把卡和钥匙交给他们就可以了。”刘海峰的自豪很有些道理，尽管这已经是中国南部服务行业的基本要求，但对铁人的大庆来讲确是变革。

　　令马明利印象最深的还是大庆到哈尔滨的输油管线的成本管理。“为了控制成本，我们投资哈炼厂却没有增加一名新员工，每年能收回5000万元。”与集约化管理的成果相比，大庆探索的三产之路并不通畅，在更早些时候，效益不好的阀门厂、塑钢门窗厂都已倒闭。

　　在黑龙江省，110万大庆人的生活水平很令人羡慕。

　　32岁的刘海峰在1995年买下了他现在住所的60%产权，到拥有全部产权他只付掉了3万多元。他所在企业的工资改革也已作为试点在去年全部展开，方案是请北京一家咨询公司做的，“我每个月都要交阅读计划书，根据敬业精神、满意度、信任度等指标月末会有个考核，最终和收益挂钩。”刘海峰的工资条上每年有2.7万元入账，此外，还可以在每个季度拿到预兑现奖金1000元，此外还有2000元到3000元的半年奖和全年奖，加上各种补助，他一年的收入接近4万元。但令他感受最直接的变化还是大庆的水质，“过去大庆的水含碱太高，但现在不一样了，市里投资2000万建设净化水厂，比纯净水还甜。”

　　“大庆存在的问题有两大：第一，超过八成的企业依赖石油行业，由于日照期短等问题开发新产业有难度，诸如开发区建设初期还是引来了不少企业，免税期一过就跑掉了不少；二是石油上游产品吃不饱，炼厂的投资是很大的，但是并不充分。”石油大学的马建新认为。

　　最新的消息是：大庆正在打造大学城，石油学院和八一农垦大学已经迁往大庆，哈工大工业技术研究院很快就在这里建成，天津大学研究生院分部的设立也在探讨中。大庆期望在与高校的互动中，探索产、学、研的新模式。为了吸引高校扎根，大庆给出了“出让土地免费，配套设施市里建设”的优惠。

　　探索：资源型城市的未来之路

　　大庆市委书记刘海生是位“老大庆”，谋划大庆的明天是他的心事。

　　“大庆将用十到二十年的时间完成整个产业结构的调整，实现从资源型城市到高科技与现代化城市的转型。”在接受本刊采访时，刘海生信心十足。和他的信心相对照的是更多人的忧虑：大庆市目前对石油和石化产业的依赖度仍然高达百分之八十四，大庆油田的原油开采量已经开始以每年约150万吨的速度下降。

　　过去的矿区型城市，未来的综合完备城市，中间的地带是最艰难的。大庆谋划中的城市之道分为两步——到2010年，形成石油、石化、地方经济“三足鼎立”的经济结构，市区基本实现现代化；到2020年，完成资源型城市向综合型城市、自我服务型城市向区域中心型城市、矿区型城市向生态型城市转变，全面建设高科技现代化城市，在全省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

　　事实上，前任市委书记王志斌的规划更凝练，“三个告别、四个建设”——告别油城意识、矿区意识、中小城市意识；建设成特大型城市、建设成黑龙江省西部中心城市、建设成生态园林城市、建设成高科技现代化城市。

　　哈尔滨工业大学管理学院院长助理李忠辉在接受采访时说，“大庆的化工板块具有不小的发展潜力，轻柴油、合成树脂、塑料、化肥、腈纶丝、甲醇等产品具备很强的市场竞争力。48万吨／年乙烯改扩建工程、140万吨／年重油催化装置的建设，也有利于提升石化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除了发展电子信息产业的良好基础外，农业也是刘海生手中的王牌，“大庆市拥有优质耕地700万亩，草地1000万亩，水面400万亩，非常适合生产无污染的特色食品，因此针对发达地区市场对健康食品的需要，进行农产品的深度开发和加工也很有潜力。”

　　尽管如此，刘海生也承认，大庆市的二次创业也面临不少困难，“比如人才问题。目前大庆市虽然拥有14万的专业人口，但综合经济发展所急需的人才却非常短缺。虽然政府观念已经开始大幅转变，以便创造更好的软环境来吸引人才和投资，但许多转变毕竟难以一蹴而就。”

　　另一个机遇已经摆在大庆的面前：今年3月，俄政府对向亚太地区出口石油的三种管道方案采取了折中的方案，即建设安加尔斯克-纳霍德卡主管，再从外贝加尔湖铺设至大庆的分管道。这意味着俄每年将有2000万吨原油从大庆穿城而过。尽管不少的专家认为，争取在大庆加工500万吨俄油、配套建设70万吨乙烯的可能性最大，大庆市的专家更倾向于在大庆集中加工2000万吨俄油，因为这最符合黑龙江省和大庆的战略利益。

　　吉林：粮食稳压器的变频

　　600亿公斤粮食：广袤的黑土地上的产出使东北坐定“天下粮仓”；

　　4000万亩：东北发展的水稻面积，使这里成为世界水田发展面积最大的区域……

　　但，作为商品粮基地的东北遭遇了最严峻的市场挑战，无论是粮食商品率最高的吉林的“黄金塔”还是产量最高的黑龙江省的“商品经”

　　撰稿／陈冰(记者)

　　在山海关火车站工作多年的货运主任于永每天都和运粮食的车皮打交道，他手中的一份粮食调运单记录了东北粮食外运的变化：

　　1995年：660.8万吨，

　　2000年：454.1万吨；

　　2001年、2002年，这个数字还在下降。

　　作为全国最大列车编组站之一，这里是东北粮食外运的重要枢纽。于永说，“前些年，外运的东北粮食占货运周转总量的两成到三成，从1996年开始，粮食调运量就逐渐减少了，有时一连几天也见不到一个车皮。由于东北粮食价格没有竞争力，外销非常困难。”

　　悖论：丰产难丰收

　　依兰镇台岩村是吉林省最普通的农业村，张成生正为堆满粮仓的黄澄澄的玉米发愁。“又丰收了，可我一点也高兴不起来。”张成生努力想从沟壑纵横的脸上挤出一丝笑容，可勉强的笑意还是很尴尬地凝固住了。

　　“东北这地儿，是靠天吃饭，水灾、旱灾、雪灾不断，能赶上一个好收成真的不容易。可种的这几十亩玉米谁要啊？”张成生算了一笔账：承包30亩地，年成好的时候亩产800到900斤，一亩地算上肥料、农药、利税什么的，直接成本大致在250元到260元。而一斤水玉米的收购价是0.2元，一年种下来每亩地还要倒贴几十块钱。“油料、化肥、农药的价格不见降，玉米价格倒是一跌再跌。现在种粮食，基本上没什么出路。”

　　张成生的忧虑处处可见，这几年，吉林大量引进南方高产玉米品种，在玉米产量不断增加的同时，含水量也逐年上涨。20世纪80年代，吉林玉米的平均含水量只有15%左右，到90年代随着跨区种植的大量出现，含水量猛增到25%以上。为了安全保粮，几乎每个粮库都要建烘干塔，一座座屹立在粮库内的烘干塔如今已经成为“黄金玉米带”一道独特的景致。据了解，一个日烘干200吨的中型塔需资金100万元，使用周期却不过六七年。一位粮库技术工人说，仅烘干用的煤费、电费、人工费加在一起，一吨玉米储存成本就陡然增加了45元。

　　让人更尴尬的是，费财费力烘干后的玉米在市场上并不受欢迎。一位玉米淀粉加工企业的经理说：“淀粉加工企业都不愿采用烘干玉米。”他说，抛开烘干玉米的高价位不谈，150度以上的热风瞬时烘干，在除去了大量水分的同时也破坏了玉米的部分内在品质，与低水分自然晾晒的玉米相比，烘干玉米的出粉率和淀粉质量都明显降低。

　　玉米烘干了，市场却“关门”了。2002年，吉林省225亿公斤正常仓容已积压了350亿公斤粮食，其中九成左右为普通烘干玉米。许多人由衷地感慨：这年头光埋头种地不行了，应多花些功夫在田地之外。

　　为了不让烘干塔烘去“黄金玉米带”上玉米的光泽、声誉与竞争力，东北三省已开始严格限制越区粮食品种的引进，吉林省还制定了逐年减少越区、高水玉米面积，增加高油、高蛋白、专用玉米面积的计划。

　　丰产难丰收的现实似乎就要走到尽头了，可张成生还是觉得有些郁闷。一年里头，种地不过用两三个月的时间，其他时间只好和老婆一起呆在家里无所事事。“在家还不就是聚在一起喝喝酒、打打牌什么的。”

　　张成生很想改变，可他不知道该往哪里走，又该去做些什么。“除了能种几亩地，其他的我都不会。村子里的人也常常会说到浙江的农民多富裕，温州的农民多会计较蝇头小利。那是他们狡猾。我们东北人忠厚，做不了那种事儿。”

　　无奈：粮油一条街的变局

　　多年以来，东北一直充当着粮食稳压器的角色。南方缺粮省份，每年都会上门求购；有着国家补贴作后盾，出口也不用操心。加入世贸以后，东北农产品的“舒心”日子一夜之间突然结束了。国家取消了出口补贴，南方市场也“眼睛向外”，着手从国际市场进行采购。出不了大连港，又出不了山海关的现实，让东北农业再也稳不住了。

　　2000年12月，黑龙江粮食部门带着各种粮油产品到杭州举办了一场黑龙江粮油精品展销会，3天内10多万杭州市民将展销产品抢购一空。受到这一利好消息的鼓舞，黑龙江在浙江省专门成立了粮油产品销售公司，开设了黑龙江粮油产品一条街和专卖店。

　　然而，实际的困难却超出了他们当初的想象。首先是运费太高。每公斤收购价格1.12元的黑龙江三级水稻，运到浙江省变成大米每公斤要2.10元，而江苏的同等产品每公斤只需要1.72元。价格上吃亏在所难免。其次是运力供给不稳定。由于粮食均分散储存在东北各地，每到粮食销售旺季，往往找不到车皮。2001年10月，黑龙江设在杭州的粮油精品一条街不得不经营价格便宜、随叫随到的江苏大米，让黑龙江人扼腕叹息。但是，令人欣喜的是，黑龙江并没有就此偃旗息鼓，而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出了更大胆的尝试。不久前，黑龙江省与浙江省之间签订协议，建设“储、加、销”一体化产销对接新路。按照协议，黑龙江省在浙江省杭州、宁波和温州建设日产100吨的大米生产线和集批发、加工、销售一体化的粮食营销中心。按照这种运作模式，今后黑龙江的粮食收购后，直接装车运到浙江储备，并加工销售，将开创我国粮食变产地储备为销区储备的先河。到销区“储、加、销”，一方面粮食在产地减少一道进库出库的手续，显著降低了成本。另一方面，可以挑选淡季运输，减少运输环节的制约。更重要的是，黑龙江的尝试，体现了东北农业崭新的市场观念，这正是东北农业的希望所在。

　　步伐还不仅于此。国家“断奶”，南方市场成为国际市场一部分的事实，让东北大宗农产品不得不走出“华山一条路”——提高产品自身的竞争力。

　　品质和价格是产品竞争力最重要的两个构成元素，而目前的东北粮食恰恰在这两个方面存在严重的缺陷。一是粮食的生产成本过高，每斤吉林玉米近几年的生产成本在0.32-0.36元之间，而美国却只有0.18元，这就决定了东北粮食在价格上与国际粮食产品难以比拼。二是市场从短缺走向饱和后，对粮食的需求已经到了辨不同颜色、辨不同水分、辨不同淀粉含量和辨不同价格的“细分时代”，而片面追求产量的东北粮食至今仍然“混种混收”、“混收混储”、“混储混销”。浙江省粮食局负责人说：“大量人口滞留农村的问题不解决，农业的经营规模和劳动生产率上不去，农产品的竞争力就无法提高。从长远看，‘新东北现象’的根本出路，在于农业之外的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城镇化。”

　　尴尬：“东北造”淡出超市

　　随意走进东三省的任何一家大型农副食品超市，你会有一个奇怪的发现：除了山特产品和一些知名品牌的乳制品是东北企业生产的之外，更多粮食深加工产品与东北企业无缘，这种怪现象难免使东北粮油生产基地的身份有些“跌价”。

　　东北地区是我国粮油生产基地，农副产品十分丰富，但却因技术设备陈旧、加工水平过低等原因，很难制造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高附加值产品。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怪现象：东北地区出售的粮油食品多由南方企业生产，而很难找出一个当地产的好产品。而说到当地产品的差距，还是集中在包装差、新产品少、技术含量低、成本高等几个方面。以酱油为例，长春产的酱油内在质量没问题，但塑料袋包装上的各种规定，标明的含量和生产日期打印的位置，不是很明显，总让消费者感觉好像差点什么。而外地品牌的酱油，生产日期用喷墨打印，感觉很正规；包装也分玻璃瓶、塑料瓶、塑料提桶好几种，容量也有多种规格，适应了不同消费者的不同需要。品牌名字也起得很人性化。反观当地厂家生产的产品，阵地不断失守：由大商场挪到一般商场，又被挤到农贸市场，产品没变，市场却已两样。

　　长春市恒客隆超市的杨先生告诉记者，在超市经营的3万多种饼干、糕点、膨化类食品中，由东北企业生产的产品比例不足三成，整个食品市场基本都被南方企业占领了。杨先生感慨地说：“东三省是我国商品粮主产区，不仅农副产品生产量大，而且品质也不比南方差。但我们的加工程度太低，尤其缺少拥有高科技、能够精深加工的企业，这种状况导致我们只能出售原粮，购进成品。目前，广东省的一些企业就是用黑龙江省的面粉做成饼干后再返销过来，因此，常能听到人们说我们是在‘喝南方水，吃广东粮’。”

　　为了改变这一局面，东北农区现已开始着手培养自己的优势产品。黑龙江省凭借自身的资源优势，近年大搞绿色食品开发，至今有效使用绿色食品标识的产品已达281个，数量居全国首位。据市场调查显示，由于符合人们追求健康的消费心理，绿色食品销售正日趋火爆，仅哈尔滨市壹佰超市绿色食品的日销售额就接近1万元。

　　虽然黑龙江省在绿色食品和畜产品开发上拥有优势，但从总体上看，全省农副产品深加工水平仍然较低，大大落后于南方省区及国外发达国家。“农字号”产品要想在市场上站稳脚跟，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在经历了阵痛、醒悟、探索的诸多阶段后，辽宁省省长薄熙来说，东北有望成为继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京津地带之后的第四个经济三角洲，成为中国经济的第四个增长极。

　　作为东北人，他的“好客之道”是绝不避短——“辽宁国有企业的退休职工接近290万人，是中国退休职工最多的省份，辽宁的下岗失业的人数在全国各省中也是最多的……”

　　顾恩勇：国企厂长的“变脸”之道

　　撰稿／李清川(记者)陈冰(记者)

　　48岁的顾恩勇每天早上要到位于铁西区的沈阳市第七毛纺厂旧址“上班”，说是上班，其实就是处理一些琐碎的事情，诸如安排谁来看守闲置的厂房，诸如听听职工艰难生活的哭诉。每个职工面临的困境都很具体，需要解决的问题也都迫切，但他没办法应下任何人的请求，因为他没有钱。

　　尽管被称作“顾厂长”时他很有些愧疚，但顾恩勇的确是沈阳毛纺七厂的厂长，只是他这个厂长有些特别——1993年，工厂便已全面停产。整整10年，500多名职工没拿到过一分钱工资，以至于有工人想开个小店根本拿不出本钱，只能当保姆、清洁工、粉刷工，或者去开一种被称作“蹦蹦”的拉客三轮车。

　　这个夏天的酷暑中，顾恩勇很有些“精气神儿”，因为注入民营资本的新合资厂上马了，他在考虑，有多少老职工可以进入新工厂工作。“新工厂需要300多名职工，老工人可以做服装包装、检验之类的简单的工作，年纪轻、眼神好的可以在一线工作。只要她们愿意，我绝对欢迎。对于那些还抱着死观念不放，在家死守的人，我真替他们感到可惜。”顾恩勇说。

　　兼并之路

　　拥有500多名职工的沈阳第七毛纺厂在国企集中的铁西区并不出名。

　　1992年，毛纺七厂首次出现“身体不适”——来自江浙的个体业主“刹那间”抢占了工厂主导产品的市场。很快，产品大量积压，资金周转困难，银行贷款也很快被停掉。由于整个资金链条迅速断裂，工厂走进了恶性循环的死胡同。

　　毛纺七厂的此次变化并没有引起特别的关注——就在那段时间，由于不适应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东北三省国有工业企业相继步入“寒冬”，对资源的长期开发导致东北老工业基地采掘和原材料工业的优势逐渐消失，制造业面对国内异常激烈的市场竞争开始举步维艰。

　　就在这一年下半年，毛纺七厂开始实施“宏观调控”，部分车间停工以保证其他车间的正常生产运行。也仅仅维持了6个月，部分运行的模式也不得不宣告失效，毛纺七厂走到无以为继的边缘地带。此时，只剩下了唯一的选择——全线停产。

　　漫长的等待中，职工都没有寻找退路，他们还在盼望着工厂复活。机会被等来了，1995年，沈阳开始国有资产重组的工作，毛纺七厂被纺织局下属的一家公司兼并。然而，这次被称作“治标不治本”的兼并并没有使毛纺厂有多少起色，500多人的工厂，光退休职工就有300人，生产所得甚至连发放退休职工的退休金都捉襟见肘，更别提给职工发工资了。

　　上班也拿不到工资，怨声载道充斥了顾恩勇的耳鼓。“那几年，铁西区的主要干道没几个是通的，天天都有退休职工上街堵马路，在职工人敢怒而不敢言，生怕一不小心触怒了领导，连这份不挣钱的饭碗也保不住。退休工人哪里管那么多啊，人家觉得工作了一辈子，怎么到头来连退休金也没了？”顾恩勇对此记忆犹新。“我也没办法啊，体制不顺，厂里的包袱太重，想跑也跑不起来。”勉强生产了半年之后，毛纺厂又恢复到停产状态，而且，这一停就停到了2003年。

　　顾恩勇的夫人先前也在毛纺七厂工作，下岗后开个小杂货铺维持家庭生活。“日子一直过得紧巴巴的。”她说。今年，他们的儿子考上了大学，一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就需要一万五千元。“上面有老人要赡养，下面有孩子要奔前程，个个都需要我们照顾，到处需要花钱，难呐！”说这话时，顾恩勇的面前还是晃动着他的500名工人的面孔，他们一个月只能领到两三百块钱，这是维持生计的最底线。

　　在总面积65平方公里、总人口85万人的铁西区随处可见曾经的辉煌。作为沈阳老工业基地的心脏地区，这里既有沈阳机床厂、东北输变电集团、沈阳化工集团、东北制药集团、沈阳变压器厂等声名显赫的大型国企，也有毛纺七厂等大量中小型国企。在这里，同样清晰可见的，是国企改革探索中的艰难，在号称“国企一条街”的北二路集中了上百家大中型国企，这条街也因此被悄悄改做了“亏损一条街”。

　　一个存在的事实无法被忽视：虽然目前沈阳国有企业户数仅占全市工业企业总数的0.97%，但其拥有的资产总额却占到了76%，吸纳职工人数占72%。“国企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沈阳经济的脊梁。”沈阳市政府的一位官员说，实际上，这句话还有另一个理解，只有解决了国企脱困与发展的问题，才能解决沈阳迈进的问题。

　　合资之路

　　2003年，毛纺七厂又开始了艰难的合资路，出资的另一方是一家民营企业。顾恩勇介绍，“土地和厂房进入市政府的土地储备中心后，出售所得为1050万，设备不能用的拆卸下来卖废铁了，还能使用的折合50万元入股新企业。那家民营企业出资400多万元，所以我们这次只占10%多一点的股份。”

　　新厂房选址沈阳市经济开发区，5000平方米的厂房用来生产外销针织衫。

　　顾恩勇也承认，新资金的注入并不是毛纺七厂获得新生的主要原因，在改革中他们和几乎所有国企面临的最大问题都是一个：人员负担过重。毛纺七厂鼎盛时共有630多名职工，到完全停产时的在职职工也有510多人，在这个并不庞大的数字中，退养职工占到了惊人的300人。在合资过程中，毛纺七厂出售土地和厂房换取的1050万元也大部分用在了“陈年旧账”的“清理”中，其中300万元用来解决退休职工的后顾之忧，一次性补齐了停产这些年拖欠退休工人的养老金，将他们一并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中。

　　“我们还拿出了600万元来解决在职职工的问题。”按照沈阳市政府的规定，特困企业职工买断工龄的标准是每年320元，有一定生产能力的企业的标准不超过每年600元。按照最低的标准计算，工作30年的老职工在与工厂解除劳动关系时能拿到9600元，再算上沈阳市政府承诺给没有找到工作的工人发放两年月标准为223元的失业保险，毛纺七厂的老职工大多可以拿到1万多元。“对于10年没拿到一分工资的老职工，这是个大数目，所以大家的积极性都很高。”“买断工龄”并没有让顾恩勇感到太多的阻力，最终结果是：除了个别残疾人、军烈属，十多个还差一年就退休的职工没有提出买断工龄，毛纺七厂的其他人全都办理了手续。

　　长期关注国有企业改革的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孟繁龙在接受采访时说，“国企长期形成的‘大而全’、‘小而全’的现状，再加之相当长的时间里低工资、高就业的劳动就业观念发挥作用，东北三省国企的人员负担沉重，在市场竞争与结构调整的双重压力下，隐性失业的矛盾凸现，下岗、失业人数大量增加，而这些，是任何形式的改革都不应该也是无法回避的问题。”

　　毛纺七厂已经走进了历史的后台，但毛纺七厂的工人却将一直站在生活的前台。对于未来，顾恩勇很有些豪情，“现在进入开发区的企业还有很多优惠条件，再加上经济区自身的一些‘土政策’，我们的生产一旦上规模，企业的前途还是光明的。我也想通了，现在是资本市场，人家占大股份，做董事长、总经理是应该的。我嘛，做个副董事长、副总经理也就可以啦。给民营企业家打工也没什么不好的。

　　沈城之道

　　铁西区不仅是沈阳国企改革的缩影，更是国企脱困、发展的关键。

　　如今，经历着改革阵痛的铁西区正在进行着有史以来最彻底的一次“革命”，其核心内容只有一个：搬迁国有企业。未来铁西区的定位将由工业区过渡为现代商贸生活服务区，目前区内的部分企业正逐步向沈阳经济开发区搬迁。

　　从通用金杯拉进“宝马”、东北药联姻“巴斯夫”，很多人嗅出了沈阳国有企业改造“两个样本”的基本思路：大型国有企业寻求与世界500强企业合作；中小企业与内地民营企业合资合作。沈阳市经贸委对外合作处处长张江徽说，“销售额在5亿元以下的中小国有企业以前主要由沈阳市管理，现在转到各个区，中小企业的改革则主要是与内地民营企业合资合作。”

　　除了沈阳市第七毛纺厂与民营资本合资合作的样本外，沈阳市政府还在尝试其他方式，如产权交易、股权转让、出售中小企业，沈阳市经贸委改革办副主任肖明赫说，“沈阳国企改革不是最好，而是最难，各种路子都要试。”

　　不管有多少沈阳人还很怀念“辽老大”的日子，不少人已经走出了家乡“闯世界”。有关部门对全国81个城市的劳动力市场的调查显示：全国范围内对技术工人需求大于供给的态势还在继续，具有中、高级职称的技术工人尤其供不应求。每一个月，都有数百名沈阳的技术人才被江浙“挖走”。这是人才的幸事，也是沈城的另一个痛。

　　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院长李玉潭教授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东北三省具备完备的工业体系，也有具有竞争优势的劳动力资源，可以向着制造中心发展。东北的周边有俄罗斯、蒙古、朝鲜、日本和韩国，发展国际贸易也有很大潜力。”

　　此时再回顾两个历史断面：1980年辽宁省的工业总产值为440亿元，占全国的8.8%，同期广东省的工业总产值为224亿元，占全国的4.5%；1996年广东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097亿元，占全国的9.0%，同年东北三省的国内生产总值为6897.5亿元，几乎与广东一省持平。

　　在梦里，马春华又听到父亲马永顺喊起了造林号子：行动起来哟，植树造林哟，绿化祖国哟，造福子孙哟……但，生活的困顿使她不得不花更多的时间为谋生奔波。有时就是这样，理想是理想，生活是生活，对于林区人，更是如此

　　马春华：林业人的困顿与希望

　　撰稿／李清川(记者)

　　林业英雄马永顺的长女马春华有一个“双百”计划——做一百场报告，植一百亩森林。这个计划她已经完成了一半，做了43场报告，种了50亩红松、落叶松。而她在一年前和我讲起的另一个计划已经很少再提及，那时她说，“我想建立一个植树基金，发动全社会的力量，关注绿化，关注林区人的生活状态。”

　　这一年间，和她的理想总不期而遇的，是生活的困窘。

　　8月9日上午，为伊春光明集团打工的马春华走进哈尔滨图书馆，去接洽图书馆改造的一个设施配套工程，她尽量不让急切写在脸上，“我去年9月份到公司，到现在还没做成一项业务。”尤其令她心急的是，自己享受的是“特殊待遇”——“我可以做全国的业务，这在全公司的业务员中也没有第二个，那是为了方便我做宣传。”

　　一个家庭

　　谈到马永顺，马春华有说不完的话：“50年代开始，父亲作为全国劳动模范14次进京见到了毛主席，4次与毛主席和周总理握手；作为一名伐木工，父亲曾创造了全国林区手工伐木产量最高纪录——在当伐木工人的34年里共砍伐林木3.6万棵；父亲发明了‘安全伐木法’和‘四季锉锯法’，为全国伐木工人所通用……”

　　3.6万棵树，立着就是一座山，放倒只是一片荆棘。

　　所有的辉煌都已过去了，青山瘦了，林子少了，工人穷了……面对生存的巨大压力，留在林业人心中只是说不出的痛。这样的痛，马永顺的6个子女都有深切感受：

　　马春山，54岁，铁力林业局退管办职工，月收入200多元；

　　马春青，51岁，原马永顺林场副场长，现马永顺纪念馆副馆长，月收入200多元；

　　马春华，48岁，原铁力林业局职工，后下岗，现在光明集团打工；

　　马春波，46岁，原铁力林业局机关门卫，后下岗，现在家，无固定收入；

　　马春燕，40岁，原铁力林业局职工，现经营一家小饭店和一个苗圃；

　　马春生，35岁，原铁力林业局机关食堂炊事员，后下岗，现在林业公安局帮忙，月收入200多元。

　　——列出这个表很让人有些难受，因为在伊春林区的林业职工中，大部分家庭的生活水平还不如马家，铁力林业局局长王忠林的工资单上的数字也没有超过400元。资源危机直接导致了经济严重危困，林业局公布的人均月工资仅为216元。

　　马春华的丈夫张祥说，“没办法，这样的工资也只是很少一部分人能拿到。”他算了一笔林区人的生活账：“最大开支是买米买面，蔬菜自己种一些，蘑菇到山上采一些，很多人的日子就是这样过的。”在困顿面前，不少人走出了大山，走向城市，但由于没有文凭缺少技能，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占据了出外谋生的大部分。“上次铁力市做人口普查，人数已经由43万降到37万，能走的都走了。”张祥很感慨。曾任铁力林业局团委书记的贾焕说，“能走的都是好手，油锯手有的去城里修摩托车干个体户了，而拖拉机手大多搞个体运输去了。”留下来的，“造血”的本领普遍不高。

　　比铁力林业局更艰难的还有绥棱林业局，在全局1.4万名职工中，人均月收入在50元以下的有1346户，林区职工的工资月平均在160元左右，而且，这一点微薄的工资也不是每个月都能按时拿到的。桦南林业局则更惨，最长时累计欠发工资38个月。不得已，老工人在局长办公室嚷嚷：“我们都70多岁了，当年给国家做了那么多贡献，现在老了，连工资也不发了。我们吃什么？喝什么？”

　　2002年深入林区调查的哈尔滨工业大学绿色志愿者协会的李杰就是在这次走访后，做出了“终生从事绿色事业”的决定。他印象最深的是，“在林区，国家对贫困户给予的倾斜政策也很难落实，甚至连最基本的最低生活线补贴也无法兑现。不是不想兑现而是拿不出钱来。”

　　马春华说，“你可能不相信，在生产木材的林区，有的房子还是泥巴垒的。”这样的场景我在桃山林业局曾经目睹过，那里的人有一段顺口溜，“咱的房子是弯着腰，拄着棍，滴滴答答掉眼泪。”

　　一份自责

　　原松花江林管局副局长徐国义先生曾用自己的笔记录了自己作为砍树人的“大把头”的心路历程：

　　“该调整政策了，该封山育林了，然而，像一列高速急驰的列车不会戛然而止一样，政策的少许微调根本无法缓解大森林的重负。木材生产仍然处在有组织的过量采伐之中，此刻的大山已不再沉默，它以频繁的水患警示和教训着人们。然而国家要木材，企业要生存，职工要吃饭，国有林区所剩不多的资源已经成了救命稻草。从1986年到1996年，这又长又短的10年，该怎样地熬煎着人啊！明知道不该砍还得砍，明知道应少砍还多砍，真是应了法律上的明知故犯之说。从1978年至1985年，在中国第二次木材需求高潮中，我在最基层的生产单位组织伐木头；从1986年至1996年，在“两危”日渐加剧的国有林区中，我以“大把头”的身份继续伐木头。20年，在我的手下抹去了多少绿色？真是好悔！三百六十行，干嘛非要误入这个歧途？以致终身都要背上情感的重负……”

　　此后不久，徐国义断绝了与木材采伐相关联的一切活动。

　　在1998年国家启动天然林保护工程后，大规模的采伐便已停止了，但林子已经变了。

　　中国林业大学校长朱兆金教授在去年接受本刊采访时曾谈到原始森林不可比拟的生态作用，“原始林具有三个层次：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原始林包含了该区域中生物种类的组合、生物与环境间相互作用过程以及经受干扰后的演变过程的最为完整的记录。这些生态过程是人为干预下生长时间较短的人工植被所无法获得的。”

　　但无论怎样，林区资源的危困已经实实在在地摆在了林业人的面前，“大的削，小的旋，疙瘩节子烧木炭。”从不把木头当回事的林业人开始精细地对待木头。但也有例外，一位叫做刘长海的老林业工人告诉记者，“看到家家户户把小孩儿树当柴烧，和剜我的心一样。”按照他的计算，一个四口之家一年要烧掉3到4立方米木材，铁力林业局一年要烧掉的木材就超过了5万立方米。

　　作为伊春林区最大的企业，光明集团生产家具的木材来源已经悄然改变，除了林区的协议木材，来自俄罗斯的进口木材的比重不断上升，这是大势所趋。

　　一组数字

　　建国至今，伊春林业局共为国家生产2.3亿立方米木材。如果装上火车，节节排列，可以从中国最北端的漠河排到海南岛最南端的三亚，如果这些木材用在一个建筑工程上，可以架一座从地球通往火星的桥。

　　1960年，在周恩来总理接见他之后，马永顺便开始了他的植树计划。随着天然林保护工程的实施，百万伐木工人也全面转产。此时，这些数字不能被遗忘：在国民经济恢复的3年时间里，伊春林区为国家生产了454万立方米木材；在国民经济3年调整时期，伊春林区为国家生产木材915万立方米；就是在那场使国民经济遭受空前劫难、基本处于瘫痪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伊春林区仍然为国家生产3096万立方米木材。

　　林业支撑起了共和国建设初期的钢骨——交通部门需要枕木，林区工人夜以继日；恢复交通所需电柱，从林区调运；恢复煤炭生产采矿需要坑木，林区供应。还有军工用材，公路交通，工业民用建筑……上个世纪60年代，为支援航空建设，伊春林区对航空用材进行了精选，材种大都是优质桦木材。1972年12月，承德避暑山庄修缮，伊春林区调拨红松原木530立方米；1974年维修五台山大佛殿，特选材长13米、径级40厘米以上红松原木192立方米。1976年7月，唐山发生强烈地震，中央向伊春下达了紧急救灾木材供应任务，约10万立方米的木材迅速运往灾区……

　　据供货资料记载，1973年至1985年，伊春林区的原木和锯材供货总量6857万立方米。中央主管部门用量最大的为轻工业部�熤饕�是造纸材�牐�占供货总量的9.9%；其次是煤炭工业部�熤饕�是坑木�牐�占供货总量的8.1%；再次是铁道部�熤饕�是枕木和车辆材�牶突�工部，分别占供货总量的2.4%和1.7%；交通部和纺织工业部年需材量也分别达8万和6万立方米。

　　就在那时甚至更早，潜在的危机便已被注意：早在1961年7月，一直牵挂着林区的国家主席刘少奇视察小兴安岭。在丰林伐区，刘少奇站在一棵高大的松树旁，用手抚摸着树枝，语重心长地说：“百年之后还能不能有这样的红松林呢！我们这一代采光了怎么办？要后继有人，也要后继有林啊。”1962年11月，国务院决定成立东北林业总局。周恩来总理不无担心地指出：林业的经营一定要越采越多，越采越好，青山常在，永续利用。

　　老一辈领导人的担心成了我们今天遭遇的现实。

　　对于正在实施的天然林保护工程，一位林业局长不无担心：“天保工程的结果很可能是钱也花了，林子也采光了。”他很有些无奈，“国家要的是林子，所以拿出一笔钱给企业，叫企业别采了。省里要的是利润，林子采不采另说，但上缴指标得完成。地方政府要的是税收，企业采的木材越多，地方政府越高兴。企业职工要工资，他得吃饭。”

　　而张祥的最大担心是，种下的树苗能存活多少？“父亲说，树苗就像小孩，管护不好，就得一年青，两年黄，三年见阎王。”在他和身边的很多人看来，管护需要有充裕的资金支撑，“至少管护32垧地，一年到头不能只给32块钱。”这样的事情，就发生在黑龙江的林区。(李青松先生对本文亦有贡献，一并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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