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改名为救助管理站的原三门峡市收容遣送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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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救助站的挂牌，“收容遣送”已成为历史，但这段历史造成的恶果却成为一对父母心中刻骨的痛。2002年3月，24岁的山西青年郭冰峰在上海市被收容，又被错当成另一名精神病人遣送河南、陕西等地。在随后的几次遣送转运途中，郭冰峰竟稀里糊涂地失踪了！其家人耗尽心血苦苦找寻，至今音信全无———　自从2002年3月以来，山西省晋城市建设东巷125号郭福贵家中就没有过笑声，一家人生活在阴霾和痛苦之中，经济和精神都遭受巨大损害。这一切的根源是郭福贵家惟一的儿子郭冰峰在被辗转遣送的过程中失踪了！

　　去旅游刚到上海就被收容，原因是没有暂住证和务工证

　　郭福贵家原本是幸福的。夫妇俩工资虽然不高，但收入还算稳定。一子两女都很听话孝顺。

　　1996年，郭冰峰高中毕业，虽未能如愿进入大学，但不久就在晋城市一家装饰城谋到一份职业，喜欢写作、书法、绘画的他不时有作品见诸报刊、杂志，或在比赛中获奖。郭福贵夫妇表面上不支持儿子做这些挣不来钱的事儿，但私下还是为儿子感到高兴和自豪。

　　2000年，郭福贵的一对双胞胎女儿考上大学，高昂的学费让一家人的生活变得清苦了，可也是苦中有乐。

　　但这所有的幸福在2002年3月被彻底毁灭了！

　　这年3月14日，郭冰峰抱着出门见见世面的想法，趁春节后的假期，带上身份证和1500元现金只身去了上海。

　　3月15日上午9时，郭福贵接到儿子打来的电话。电话中，郭冰峰的声音显得很急切，说自己在上海火车站，让父亲赶快去。郭福贵没来得及多问，电话已经断了。心急如焚的郭福贵立即登上了开往上海的列车。

　　3月16日上午7时许，郭福贵赶到上海火车站，四处寻找不见儿子。他发疯了一样找遍了火车站附近的大街小巷，可在偌大的上海，找一个人无异于大海捞针。

　　3月22日，郭福贵经人指点找到上海市遣送站。结果让他懊悔不已，郭冰峰于3月19日被上海市遣送站收容了，但已于3月21日被遣送往河南省商丘市收容遣送站。工作人员告诉他，郭冰峰被遣送的原因是没有暂住证和务工证，而郭冰峰到上海后遭遇过什么事情，为什么会在火车站给家里打求助电话，则无从知晓。

　　对儿子被收容遣送，郭福贵怎么也想不通，儿子是去上海旅游的，根本就不需要办理暂住证和务工证，凭什么就被收容遣送了呢？

　　遣送途中失踪父亲怀疑儿子在收容站丢了性命

　　得知儿子的去向后，郭福贵于3月23日赶到商丘市收容遣送站。该站站长蔡含得接待了他，说：“因地址、姓名搞错了，你儿子被以精神病人王学宏的名义送往三门峡市收容遣送站。”

　　带着商丘市收容遣送站出具的领人手续，郭福贵于当日下午5时30分赶到三门峡市收容遣送站，一名值班人员说：“你儿子上午已被送往陕西省渭南市收容遣送站。”

　　3月24日，郭福贵赶到渭南市收容遣送站，工作人员查阅了遣送档案后，很肯定地说：“三门峡市这几天没有送人来过。”

　　郭福贵听了这句话，当时感觉浑身发冷，脑子一阵阵晕眩。清醒过来后，他直觉感到问题可能出在三门峡市收容遣送站。

　　3月25日，郭福贵几经周折找到负责遣送郭冰峰的三门峡市收容遣送站工作人员都小林。经再三询问，都小林说，郭冰峰在距离渭南市收容遣送站50多米远的地方下了车。

　　根据都小林所说的地址，郭福贵怀着一线希望，返回渭南市收容遣送站附近寻找儿子，未果。3月27日，他再次向三门峡收容遣送站询问时，郭冰峰下车的地方变成了渭南市高速公路路口。3月29日，仍未找到儿子的郭福贵第三次询问时，三门峡市收容遣送站站长霍晓明又告诉他，郭冰峰下车的位置是河南省灵宝市函谷关至大王镇之间。

　　三次询问得到三个不同的答案，郭福贵认定，儿子的失踪与三门峡市收容遣送站有直接关系，甚至怀疑儿子在收容站丢了性命。

　　一年多来奔波三省苦寻爱子欠下外债5万多元

　　然而，不管三门峡市收容遣送站提供的地址真与假，不管心里有什么疑虑，郭福贵寻找儿子的脚步从来没有停下来。

　　一年多来，郭福贵的足迹遍及豫、陕、晋交界地带的渭南、华县、潼关、灵宝、义马、陕县、平陆、夏县等市县。仅灵宝市他就跑了10多个乡镇、100多个自然村，以致灵宝乡村不少人都认识他了，但所有人都说没见过郭冰峰。2002年冬的一天，郭福贵顶着大雪又到灵宝寻子，几位认识他的当地村民对他说：“老郭，你这样找也不是办法，要不我们见了你儿子给你送回家去？”

　　可郭福贵怎么可能不找儿子呢？在豫、陕、晋交界地带没能找到，他又将寻找范围扩大到西安、咸阳、郑州、洛阳等地。每到一处，郭福贵都要先到当地公安局、收容遣送站去打探儿子的下落，找当地媒体刊登寻人启事，到处留下自家的联系电话。

　　在寻找儿子的路上，郭福贵被偷过，被抢过，也遭遇了各种险情，但他碰上的更多的还是好心人。在他走过的村庄里，很多村子都用广播帮他找儿子，热心村民同情劝慰之余给他送吃送喝，有好心人帮他在网上发布了找儿子的信息，灵宝、平陆等地公安机关都曾给他提供有关线索，虽然一次次的希望都变成了更深的失望。

　　一年多的时间里，49岁的郭福贵黑发变成了白发，也因寻找儿子欠下了5万多元的外债。然而，儿子却好像从人间蒸发了……

　　儿子下落不明 郭福贵提起行政诉讼一审被驳回

　　在苦苦寻找儿子的同时，郭福贵多次就儿子被遣送失踪一事向三门峡市收容遣送站、三门峡市民政局等有关单位讨要说法。然而，对方对他始终采取的是推托甚至蛮横的态度。

　　郭福贵说，他于2002年4月25日单独找都小林询问儿子下车的准确地址时，都小林称自己记不清了，还说自己是履行公务，领导让干啥就干啥。而当他就三门峡市这种遣送方式提出异议时，一位负责人竟然说：“我们一直就是这么干的，你想到哪里告就到哪里告！”

　　无奈之下，郭福贵聘请了律师，收集了有关证据后，于2002年7月2日向三门峡市湖滨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三门峡市收容遣送站、商丘市收容遣送站履行遣送职责，同时要求法院判令两被告赔偿他因找儿子造成的损失54329.90元。上海市遣送站被列为本行政诉讼案的第三人。

　　三门峡市湖滨区人民法院的(2003)湖行初字第14号《行政裁定书》中有这样一段内容：

　　原告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材料有：1、山西省晋城市公安局城区分局泽州路派出所及晋城市城区东街街道办事处建设路社区居委会出具的郭冰峰至今下落不明的证据；

　　2、原告寻找郭冰峰的寻人启事一份。以上两份证据证明郭冰峰下落不明，原告一直在寻找；

　　3、上海市遣送站于2002年5月17日出具的证明一份，以此证明上海市遣送站于3月21日将山西晋城市的郭冰峰交商丘站接收；

　　4、商丘站给三门峡站出具的经原告转交的一份便函，内容为该站于3月22日遣送至三门峡站的一名精神病人是郭冰峰而非王学宏，请三门峡站为原告办理领人手续；

　　5、商丘站给原告提供的该站向三门峡站遣送王学宏时的外流人员回执一份；

　　6、商丘站给原告提供的该站向三门峡遣送王学宏时一并提交的有关王学宏姓名、性别、年龄、家庭住址及该站领导批示同意遣送三门峡等内容的外流人员情况登记表一份；

　　7、三门峡站于3月29日制作的寻找王学宏但基本特征为郭冰峰，并附有原告电话号码的寻人启事一份；

　　8、商丘站给原告提供的该站制作的有关王学宏基本情况及王学宏于4月2日要求自走等内容的外流人员情况登记表一份。

　　第4至第8份证据证明商丘站于3月22日前送给三门峡站的是郭冰峰而非王学宏。以上证据已制作清单附卷。

　　让郭福贵始料不及的是，尽管他提供了可以说是充分的证据，但三门峡市湖滨区人民法院却驳回了他的两项诉讼请求。《行政裁定书》中称“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有权提起诉讼的公民死亡，其近亲属可以提起诉讼’。本案中，原告称其子郭冰峰现处于下落不明状态，且没有证据证明郭冰峰已自然死亡或被依法宣告死亡，因此，原告虽系郭冰峰的近亲属，在郭冰峰现处于下落不明而非死亡的情况下，以原告身份提起行政诉讼，不符合以上条款之规定，郭福贵不具备本案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应驳回起诉。”

　　苦等半年得到的这份《行政裁定书》令郭福贵气愤而不解，他始终想不明白，如果自己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那还有谁具备？

　　上一级法院认为郭福贵有权要求赔偿并撤销一审法院行政裁定书

　　2003年元月10日，即拿到《行政裁定书》次日，郭福贵便向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其后，他又向国家民政部、河南及山西有关方面反映了儿子的遭遇。晋城市人大常委会接到他的情况反映后，向三门峡市人大常委会寄发了公函，希望对方关注、监督郭福贵一案。

　　2003年7月10日，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裁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之规定：“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该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郭福贵之子郭冰峰下落不明是商丘市遣送站和三门峡市遣送站在遣送过程中造成的，其与上海市遣送站共同遣送郭冰峰的具体行政行为，已经给郭冰峰的父亲郭福贵造成了精神和物质上的损害，郭福贵与该具体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因而其有权以自己的名义对本案提起行政诉讼。审判委员会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有关规定，认为郭福贵有权要求赔偿。

　　据此，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终审裁决撤销了湖滨区人民法院就郭福贵诉讼案作出的行政裁定书，将该案发回湖滨区人民法院继续审理。

　　现今，郭福贵就等着法院能给他一个公正的裁决。他说：“我的目的就是要三门峡收容站把儿子还给我，哪怕是死了也要让我看到！”

　　回避记者采访 三门峡收容站无人出面说话

　　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上明确指出，郭冰峰下落不明是商丘市收容遣送站和三门峡市收容遣送站在遣送过程中造成的。

　　将被遣送对象姓名、家庭住址搞错，暴露出商丘市收容遣送站工作中的疏忽大意。三门峡收容遣送站工作人员到最后连自己也搞不清郭冰峰下车的具体位置。而根据民政部、公安部有关规定：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之间的遣送，要将流浪乞讨人员送到对口的收容遣送站，在遣送过程中，不得沿途丢弃。

　　2003年8月12日，记者专程赶往原三门峡收容遣送站(该站已于2003年8月1日根据全国统一部署更名为三门峡市救助管理站)采访过程中，感受了工作人员对此事的态度。

　　事前得知三门峡市收容遣送站就在火车站附近，但当记者在火车站周围询问时，当地人只知道有个拘留所，而不知道什么收容遣送站。抱着权且一试的心态找去，记者发现群众口中的拘留所正是原来的收容遣送站。

　　大门敞开着，院内挺安静，但刚一走进院内，就有几名佩戴救助管理站工作牌的人迎上来，询问记者的身份和来意。记者表明身份，请他们联系值班领导及都小林。对方目光交视后，称所有领导都开会去了。记者询问开会地点及何时能返回，遭到对方嘲笑，称“哪有领导开会给下属交待的”。

　　在此过程中，约有10来名工作人员聚过来，记者发现，他们都佩戴着工作证，但证件上只有编号，而没有姓名。当问起都小林时，对方几人略微迟疑后称都小林休假了，不知道什么时候上班。记者希望能通过电话与站领导或都小林取得联系，他们皆称不知道电话号码。随后，再无人搭理记者，都进了一楼中间的一间办公室。

　　记者上到二楼，看见一间办公室门口挂着“站长”的牌子。但记者刚走到站长办公室门口，一名女性工作人员从里面出来并关上了门，下楼而去。再敲站长办公室门，没有回音。

　　从二楼又下到一楼，再转到后院，始终无人搭理或阻拦。记者看到，整个救助管理站冷冷清清，未见到一个被救助对象。

　　无奈之下，记者找到聚在办公室内的工作人员，想记下救助管理站的电话号码，以便日后联系采访，对方称电话打不通。见此，记者只能选择离开。当记者刚走出救助管理站大门，身后铁门遂紧紧关闭。

　　望着紧闭的大门，记者想，虽然名称已经更改，但收容历史留下的某些问题，不应该也不可能当做历史被尘封和遗忘。

　　随后，记者数次通过电话(号码从电信查号台获悉，一打就通)与三门峡救助管理站联系采访，答复都是领导和当事人不在。

　　郭福贵喊道：“苍天在上，百姓的儿子就该这样无影无踪吗？”

　　郭冰峰的失踪对郭福贵一家造成的打击是致命的。

　　不精通法律的郭福贵说不出收容遣送违宪等大道理，是在偶然情况下他才得知轰动全国的孙志刚事件，对国家取消收容遣送制度也只是听说而已，激不起他太多关注，因为这些都没法换回他的儿子。

　　采访中，记者与郭福贵的对话几次因他的哽咽、哭泣而中断，郭福贵的妻子李梅灵木然地坐在一旁，眼神空洞。近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她的神情几乎没有什么变化，眼珠也极少转动。偶尔似乎是想插一句话，但声音只在喉咙里，根本无法听清。

　　郭福贵说，随着一次次寻找儿子失败，他和妻子的痛苦越来越深。都在家的时候，夫妇俩经常默默地坐着，一坐就是一天，从早到晚，谁也说不出什么话，谁也不觉得饿。他经常外出寻找儿子，虽然吃了很多苦，但身体上的操劳能略微减轻精神上的折磨，所以他还能勉强支持，而妻子的精神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一旦出现什么意外，他们这个家就算彻底毁了。若非是想着一对女儿还需要供养，他和妻子恐怕早已离开了人世。

　　而同时，导致这一切恶果的人却心安理得地自在生活着，没有人因此事受到任何处罚。

　　采访最后，郭福贵喊出了一句：“苍天在上，平民百姓的儿子就该这样无影无踪吗？”但愿法律能够完满地回答这位可怜父亲的提问……本报记者刘安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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