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评

　　三评＂香港议员刘慧卿公然鼓吹‘台独’事件”

　　统一问题成为了中国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是对中国现代化的严峻考验。一旦中国完成了国家的统一，也就意味着中国跨越了现代化的门槛，真正能够立于世界之林。如果中国分裂，那么就会陷于绝望的泥泞之中，永远失去崛起的希望，甚至使中华民族发生历史性的大倒退。国家分裂，对海峡两岸的大陆和台湾来说都是不利和致命的，足以造成民族毁灭性的灾难。因此，谁主张民族分裂，谁就是民族的、历史的罪人。

　　刘慧卿参与“台独”活动，为“台独”势力站台，公开鼓吹国家分裂，公然发表“台湾独立事关台湾前途，应由台湾人民自己决定”的言论，海内外舆论哗然，同时引起了所有具有爱国情感的国人的义愤和忧思。

　　现代世界，民族国家是最基本的利益单位，国家观念是现代最核心一个的观念。国家现代化的过程往往是和国家统一、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相一致的。阿锐基在《漫长的20世纪》一书的绪论中指出，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与民族国家有着密切关系：“只有在欧洲，这些资本主义因素联合成了强大的混合体，推动欧洲国家在世界各地征服领土，建成了威力巨大的、名副其实的全球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从这个视角来看，真正重要的、需要阐述的转变不是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转变，而是资本主义权力从分散到集中的转变。在这个被大大忽视的转变中，最重要的方面是国家和资本的独特结合。”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普鲁士通过普法战争一役，打败法国，扫除了德国统一进程中的障碍，一跃而成为欧洲强国。1895年，腐败的满清政府被迫向日本割让领土台湾。同一年，马克斯·韦伯在就任弗莱堡大学国民经济学教授的就职演说《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中说：“说到底，经济发展的过程同样是权力的斗争，因此经济政策必须为之服务的最终决定利益乃是民族权力的利益。政治经济学乃是一门政治的科学。政治经济学是政治的仆人！这里所说的政治并不是那种某人或某阶级在某一时期碰巧执政的日常政治，而是整个民族长远的权力政治利益。”韦伯针对当时全球化的趋势指出：“全球经济共同体的扩展只不过是各民族之间相互斗争的另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并没有使各民族为捍卫自己的文化而斗争变得更容易，而恰恰使得这种斗争变得更为困难，因为这种全球经济共同体在本民族内部唤起当前物质利益与民族未来的冲突，并使既得利益者与本民族的敌人联手而反对民族的未来。”

　　在近代历史上，中国是一个失败的国家。这种失败是1840年遭遇西方以来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失败。满清政府、北洋军阀政府和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之所以不成为一个现代国家，是因为它们无法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割地赔款，无法达成民族主义的基本目标。中国近代在民族失败的过程中也同时滋生了民族败类和汉奸文化，以洋奴买办和民族自渎为荣，进一步加剧了民族的沉沦。

　　1997年香港回归洗雪了殖民主义的耻辱，标志着西方帝国主义势力日薄西山。许多人从香港回归看到了中华民族复兴的曙光，把香港回归视为中华民族复兴的一个象征。然而，中国的日益强大也引起了各种敌对势力的不快与不安。他们千方百计阻碍和破坏中国的统一，企图使中国处于四分五裂、软弱无力的状态。因为只要处于分裂的状态，中国就受制于人，不可能成为世界巨人。

　　统一问题成为了中国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是对中国现代化的严峻考验。一旦中国完成了国家的统一，也就意味着中国跨越了现代化的门槛，真正能够立于世界之林。如果中国分裂，那么就会陷于绝望的泥泞之中，永远失去崛起的希望，甚至使中华民族发生历史性的大倒退。国家分裂，对海峡两岸的大陆和台湾来说都是不利和致命的，足以造成民族毁灭性的灾难。因此，谁主张民族分裂，谁就是民族的、历史的罪人。

　　“一个中国”是民族意志的底线，是国家安危的边界。如果跨越了这条界限，就意味着水深火热、罪恶滔天。任何一个具有民族感情、胸怀民族利益的中国人都应当无条件地反对台湾独立和祖国分裂。对民族大义任何人决不能含糊，更不能纵容姑息，因为民族大义关乎民族国家的生死安危。

　　刘慧卿以政客伎俩，沽名钓誉，作政治秀，罔顾民族大义和国家利益，是一种不知轻重的、玩火的行为。民族统一和国家安全是牢不可破的底线。在民族利益的前提下，应当允许思想和言论的充分自由。国家的繁荣富强也离不开有活力的思想和开放的心态。然而，如果背离了民族的基本立场，如果企图将民族推向分裂毁灭的深渊，那么就成为了对于民族感情的挑衅，是可忍，孰不可忍？！如果山河破碎，国土崩离，丧失了民族的生存权利，任人宰割，则一切动听词藻就都成了镜花水月。

　　本报特约评论员　旷新年

　　（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