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新闻报》记者 沙涛 闫旭亮

　　很多年前，有人用剪刀把电影胶片裁开，剪辑这门技术，或者艺术，或者职业就诞生了。现在，每天坐在电视机前的我们，很少有人知道银屏背后的剪辑师是怎么工作的。虽然他们早已扔掉了剪刀，改用机器和软件作为造梦的工具，但我们仍愿意把他们叫做“剪刀手”。

　　作为首届中国国际广播影视博览会的活动之一，首届中国影视数码剪辑大赛在8月28日结束了。抛开比赛的意义不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这群“剪刀手”和他们的工作。

　　这次大赛给选手提供的素材有3个，分别是枪战片、MTV和抗击非典的专题片，每个选手可以从中任选2个剪辑。其中，MTV选用的音乐是女子组合M2M的歌曲“Pretty Boy”，一首只有几分钟时长的歌曲，但是给选手们的MTV原始素材却有40多分钟，而且没有经过任何剪辑，要把它制作成一个MTV还是很有难度的。至于素材里交代的故事情节，用本次评委、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郑洞天的话来讲，是一个“有点傻”的爱情故事。

　　“剪辑人员就像厨师”

　　很多参赛选手都选用了这个MTV素材，北京广播学院的邱国军便是其中一个。邱国军今年刚开始攻读研究生。他最终获得了最佳技术奖，但是他在得奖后对技术奖的概念还不是很清楚。他报送这次大赛的参赛作品是歌手阿牛的一个MTV，是他在学校拍的一个作业。

　　据他介绍，DV是广院的主要教学设备之一，在专业课里会经常用到。他特别想说的是，现在的很多DV爱好者其实走的是一条过于偏激的路，像凤凰台策划的“DV新世代”，北大、北师大和一些地方大学举办的DV大赛，实际上都只是一个DV记录大赛，并没有把DV的功能完全开发出来，“似乎DV在他们手里只是一件便宜的、易于操作的工具。他们只注重题材的另类，却忽略了剪辑技术可以带来的一些好的表达方式”。

　　他说，以往的DV作品在题材上太边缘化，不是躲在民房里吸毒的人，就是铁路边流浪的小孩。也就是说，冲击人们的视觉的只是这种不为大家所知的内容，而剪辑技术则可以将任何普通的题材开发出新的样式，从而让人在很小的事情上产生共鸣。他认为，现在一些面向个人的非线性编辑软件很易于上手，一个门外汉有可能在一、两天内就掌握一些基本的技巧。他个人向DV爱好者推荐Premiere。当然，要做出很出色的效果，则只能通过实践的磨练。

　　至于说剪辑到底是技术性工作还是创造性工作，他打了个比方：剪辑人员就像厨师一样，一方面他受制于顾客所点的菜肴，以及做菜的原料，必须服从一些基本的烹调规律；另一方面，他可以通过普通的佐料和对火候的掌握来发挥自己的特长。前者是技术性的工作，后者则是创造性的工作。他认为，任何技术都不只是纯粹的技术，它一定也是人们价值取向的外延。

　　在邱国军的理解中，现在电视台的编导和剪辑是分离的，“像虎符一样，大家各执一半”，而剪辑系统又掌握在很少的技术人员手中。他今后不打算去做剪辑工作，但是5年的耳濡目染为他培养出一个观念：学好技术是每个电视人的责任。他无法接受那些所谓的“无技术派”，因为他觉得不重视技术就是不尊重广大观众的需要。

　　对现在电视节目的状况，邱国军表示基本满意，至少娱乐和教育两项基本的电视功能还是得到了保证。他也能理解电视人的苦衷，毕竟很多日播节目不可能做得很精致，这点他从15个小时的紧张比赛中体会颇多。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对于普通人来说，似乎了解并不多。邱国军说，他母亲就无法理解幕后的艰辛，认为电视镜头理应如此流畅。事实上，如果把没有经过剪辑的原始素材拿出来放，一般观众别说享受其中，可能连看都看不懂。另外，除了要关注节目内容，剪辑人员还要关注声音是否协调，音量是否基本一致，否则很容易吓人一跳。

　　大赛给选手提供的另一个素材是关于抗击非典的，大约50分钟，要求选手们剪出一个8到10分钟左右的专题片。这些素材是许多关于非典的采访的简单罗列，用选手们的话来说，“简直是一个大杂烩”。而采访的内容也非常杂，有的只有几秒钟长度，从时间上说，贯穿整个非典时期，采访对象有政府官员，有医护人员，还有平民老百姓，最糟糕的是，声音常常是既有画外音，又有现场同期声。

　　“烂素材见得多了”

　　来自中央电视台录制部的李菁非常后悔自己选了这么一个难度很大的素材。她已经在剪辑的岗位上干了8年，她在这次大赛中得到了综合一等奖。对于获奖，她觉得有点意外，因为她自己感觉剪得并不理想。在刚参加工作时，她就参与制作了郑钧的《回到拉萨》的MTV，她说这个活当时干得特别快，只用了3个小时就做完了，最后也是很意外地获得了一个奖项。不久前，李菁刚刚完成了《艺术人生》的一个宣传片。

　　在这次大赛中，李菁选择的另一个素材是前面说到的MTV。邱国军对她这个作品的剪辑颇为欣赏，他认为李菁处理男孩离开酒吧那一段的手法显示了女性的特质，与他有很大的不同。具体来说，李菁在这段运用了慢镜的效果，有较强的张力，而邱国军则对这段进行了加速、抽帧和叠化的处理。对于这样值得玩味的性别差异，李菁笑着给予否认，她说她只是跟随了音乐的节奏。

　　李菁认为剪辑这项工作受限制比较多，而且这也是电视台剪辑人员普遍的一种情绪，但是时间长了，这种情况会随着与导演的熟悉而有所好转。她说，国内电视台现在的体制是“导演说了算”，“导演让你做，你就多动些脑筋，如果他要坚持按他的想法做，你就顺着做，出现分歧了，还是得听导演的”。

　　她明确表示非常不喜欢这次大赛的素材，但工作与兴趣有时就是这样的一对矛盾，不喜欢的也尽量想办法去克服自己的情绪，尽量把它做好，“烂素材见得多了，没办法，电视就是快餐文化嘛”。当然，也有体制的问题。她说，现在的剪辑人员很大程度上还是凭经验吃饭，但并不是自己不想钻研，而是因为体制并不鼓励去创新。“在国外，剪辑师是一个很有尊严的职业。国外的电视导演通常也有比较细致的计划，而国内的导演则什么都没有，经常抱着一大堆素材就来了，甚至有时还不知道要剪什么。”

　　她个人比较喜欢香港电影，尤其是枪战片的剪辑手法。平时，她经常从凤凰台的片花里吸取包装的灵感。一开始，她认为这样做有些不妥，后来得知，凤凰台其实也在不断从欧美的电视中“搬运”一些东西，“毕竟人家见的东西更多一些”。

　　她对DV的看法与别人有所不同。在她眼里，DV就应该是那种有家庭氛围的、个人化的东西，没有必要进行精细的剪辑。她的母亲也经常拍些东西，有时让她帮剪一下，但她一天到晚老干剪辑，实在不愿回家还干这个。

　　大赛让选手选择的第三个素材是一个枪战片。有趣的是，由于失误，这个素材发给选手时并不完整，以至于故事情节上有一些跳跃，也就是说无论选手如何剪辑，有些片段也是无法接上的。但是，这个意外也给比赛增加了意想不到的效果：选手们不得不为组织那些莫名其妙的情节挖空心思。从这点来看，这个意外反倒能考验选手们的创造性。

　　“看电视是很重要的事情”

　　来自央视的房梦就是因为对这个枪战片的改编而得到大赛的最佳创意奖，此外，他还得到了一个综合二等奖，可以说是满载而归。留着一头长发的房梦是学美术出身的，在学生时代一直想当编导，参加工作的初期也只想把剪辑当作一个跳板，但是干着干着，他喜欢上了剪辑这门工作。平时，他主要做包装的工作，并很自信地认为在包装上比一般的导演强，所以他不认为自己是个纯粹的技术人员。现在，他已经获得了电视台很多导演的信任，交代任务时只给他一个期限，别的也不怎么管他。

　　除了上班，房梦平时生活中也花很多时间来看电视。他认为，作为电视人，看电视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看电视学电视嘛”。他入这行的时间不长，因此不像有些资深的剪辑师，对节目形式有了固定的概念，做出来的东西比较模式化。他说：“比如在做‘五一’庆典的节目时，大部分剪辑人员喜欢用大红、大黄这样传统上很喜庆的颜色，但我觉得，劳动节是劳动人民的节日，而劳动人民是很有力量的。我就尝试用黑色来强调劳动人民的力量。”房梦很喜欢自己剪辑出的那个全黑底色、白色线条的片子，说它有一种钢笔画的感觉，“一个焊工在工作，火花在黑色中四溅，视觉上很漂亮”。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他这个创意最终没有被采纳，劳动节还是大红大黄地过了。

　　房梦平时也用DV拍一些东西，然后自己剪辑，这次参加大赛预赛的就是他用DV拍的一个叫《边缘》的片子，说的是一个女杀手和一个警察的故事。他认为DV是很个人化的东西，只能靠感觉来做，即便是同样的题材，在不同人手中也会得到完全不同的结果，这是思维方式的差异造成的。他特别强调思考的过程，在这次比赛中，他选择了枪战片的素材，结果他利用给定的素材创造了一个与原剧剧情略有出入的故事，这可能也是他最终获得最佳创意奖的原因之一。他说，重组素材的应变能力是剪辑的基本素质之一，虽然在具体工作中不会采取这种手法，但即便是在处理新闻节目时，一个好的剪辑人员也可以剪出非常不一样的形式，以适应新闻的不同角度。在谈到是否会因为素材不对胃口而影响工作时，房梦说，影响是一定有的，但他会事先跟导演说，“你让我做成什么样，我就做成什么样”，这是最基本的底线。

　　大赛期间，组织者总怕他半路跑掉，因为他在第一天就把两个作品都交了，让人觉得他没好好做。对此，他认为没有紧张的必要，“其实这个比赛很轻松，只要你找到一个很流畅的故事，有一个很流畅的思维方式，剪起来还是很快的。”谈到未来，房梦表示他会就此“一路剪下去”，而且坚信剪辑是一个有前途的职业。他说这么想的主要原因是他喜欢干这个，自己喜欢一件事，又有机会去做，他已经觉得很幸运了。

　　声明：《世界新闻报》授权新浪网独家报道，未经许可，请勿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