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私塾分两种 专馆散馆遍城厢 私塾读书声朗朗响百年

　　看古装剧，尤其是那些以文人墨客为主角的古装剧，有一个地方很难漏掉，那就是私塾。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主角们往往年幼，尚在私塾中念《三字经》《千字文》的时候，便已经“艺压群芳”了。让人忘不了的，是私塾中那白发的先生、顽皮的学童、摞得层层叠叠的课本、打起人来呼呼生风的戒尺和你“昔孟母，择邻处”我“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那彼此不搭界的背书声……

　　这书声从遥远的年间，就一直读到了今天……私塾分两种还有女先生

　　古时候，孩子到了四五岁就该启蒙了。当年可不讲究什么胎教、0岁到1岁怎么启蒙、1岁到2岁如何继续，家长们觉得孩子到了该读书的年级，便把他送入私塾，开始了他最早的启蒙教育。

　　据天津地方教育史专家、天津市河西区政协文史委张绍祖介绍，天津的私塾有两种：一种是“专馆”，就是有钱人聘请教师到自己家中，专教自己及亲属子弟的；也有的是几家合请一位教师，也属于“专馆”性质。另一种是“散馆”，这是由教师自己开办的，“塾师在自己家里，或借祠堂、庙宇，或租借他人房屋设馆招收附近学童就读”，收教来自各方面的学生，同时教授学习程度不同的学生。这种“散馆”分散在天津城厢内外和所属各个乡镇，到清末，天津共有私塾100多处。

　　“关于家塾的情况，文献记载很少。”但令张绍祖诧异的是，清代家塾中居然出现了女先生。据《重修天津府志》卷47记载：“孟泽大妻边氏，工诗词、制艺，有女弟子从学者，其子以家学游庠。”张绍祖表示，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出现了女教师在家教女学生的事迹，实属难能可贵。张绍祖猜测，女先生除了教给女弟子一些与男子一样的科目外，更重要的恐怕还是三从四德、家务女红之类的。死记加硬背文章做八股

　　“当年的私塾可不像现在的学校，每个年级分得清清楚楚。那时候，不同年龄、不同程度的学童在一间屋内，只不过是老师分别授课罢了。教育界称之为复式授课。”

　　想象一下，大大小小的孩子们拿着不同的课本，念着不同的内容，那上课的场景一定是热闹非凡，教书先生也是够累了。但教学方式因学生的年龄、文化程度各有不同，蒙学只念不讲，塾师只给年龄较大的学生面授，教学进度及学习年限因人而异。对较小的学生的教学方式是“填鸭式”的，上午授书，中午写大仿(毛笔字)，下午诵读，翌晨背诵。先生只有等学童到一定年龄、有了一定能力时才开讲课文义理，学做文章。清代，做文章必须遵照“八股”格式(即破题、承题、起讲、题比、初股、中股、后股、末股)。

　　据了解，私塾没有固定上下课和学生活动时间。假期多在麦收、秋收、春节，个别只在春节放假，平时没有假期，更没有星期天。学童们天天坐在屋里死背硬记，形同坐监。背诵不过，写错字怎么办？先生手中的那把长长的木头戒尺，可不是拿着好看的，伸出手心，先来上几下子。痛吧？那就忍着。一曲先生怨不做孩子王

　　私塾既然有“专馆”和“散馆”之分，教师的待遇自然有所区别。据张绍祖介绍，“专馆”给予教师的报酬一般是平时供给食宿，按时发给“束脩”(就是工资)，逢年过节再额外馈赠礼品。

　　别看“专馆”的教师薪水极高，却并不是所有私塾的先生都有如此优厚的待遇。“散馆”的教师与“专馆”的先生的待遇那可就是天差地别。

　　张绍祖说，到“散馆”读书的学生，要按月或按季向老师交纳学费，数额多少依学童的年龄和学习程度深浅而定。“散馆”招收学童的范围较广，学童数量也多于“专馆”，但其规模较小，办学条件一般都很差，教师的收入也极其微薄。

　　至于教蒙馆家塾教师的待遇，可分为三等：“供馔宿馆者为上，次则只供早馔，下则并不供馔矣。”负责食宿的就算上好的待遇了，听起来都让人难过。

　　天津教育名家杨一崑在《津门闻见录》中有一篇脍炙人口的《先生怨》，描写出教书先生的种种辛酸。该文已失传，但他的另一篇《天津论》的文尾也有一段描写教书先生的文字，也很逼真，特录如下：“最可悲的是教书匠，命苦作何商？既不肯调词架讼，又不会说地说房，更不能争行夺市把光棍创，只好把馆商量。大馆六十金，小馆三十两，不够吃饭，只够吃糠，半饥半饱度时光。家有三石粮，不作孩儿王，如虫进罗网，如驴在磨房。偶然有点事，人说工不长。学生不用心，就与教书先生来算账。几个铜钱事，一年一更章，一交冬至把心慌，定了馆方才坦荡荡。如何是长方？如何是长方？”

　　记者在一段资料中查阅到了有关天津北塘私塾收费的标准，其中专门招收富家子弟的私塾每人学费一年要交银元60到70元，只招十几个学生；而贫寒子弟就读的私塾，每人每年的学费也就在6至7元之间。张绍祖说，清末民初年间，一元钱也只能买两袋面，六七元钱也只能买十几袋面，私塾先生的清贫也就可见一斑了。孩子必上学社学重教育

　　张绍祖表示，在天津除了官方正规的卫学、县学、府学、州学之外，还有另一种学校必须提及———社学。

　　“社学是元、明、清官办的地方学校。官府规定50家为一社，每社必须设立一所学校，选择通晓经书者为教师，农闲时令子弟入学，读《孝经》、《小学》、《大学》、《论语》、《孟子》等等。”官府命令、强制执行、所有孩子必须上学。招收15岁以下民间儿童入学，教育内容包括《御制大诰》、朝廷律令及冠、婚、丧、祭等礼节。

　　据了解，天津社学始于明代洪武年间，是在天津卫辖区内的一些乡社间设立的，属于初等的启蒙教育，多属乡官办，由地方官员负责管理，如查考入学人数、学习成绩、教师勤惰等，并行上报。社学教师由地方官员选择品学兼优者担任，弟子称之为师训，官府则称之为秀才。

　　天津建立卫学后，规定社学中俊秀向学的子弟可以补儒学生员。这样把启蒙教育与科举联系在一起，使一些平民子弟增加了进入仕途的希望。社学作为卫学的初级阶段的启蒙教育形式，一直延续到清代。从天津社学创办情况看，明初和清初官立社学开办的比较好，不仅有启蒙教育之职能，又有社会教化之职能。

　　不仅是天津市区，连天津现在行政区划的区县，都到处遍布社学。社学和私塾的相辅相成使民风大有改观。清末的北塘就敬惜字纸。在教育鼎盛时期，北塘人能够自觉地不拿带字的纸包东西。亵渎字纸，会被视为对圣人的不恭而遭到谴责。为使字纸不被糟踏，还在三官庙后殿———大成殿设立了惜字亭。亭内置一樽鼎式炉，专为焚化字纸。人们把拾到的字纸积攒起来，积攒多了，便送到惜字亭焚化。-本报记者沈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