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十日谈袁世凯断银市-张澜生

　　早在1860年天津开埠之初，钱铺有的就开始发行制钱钱帖和白银银帖，代替笨重的制钱和银子，方便资金周转。更重要的是扩大信用，以少量的资本作大量交易。当时社会风气朴实，人们重视信用，稍有行为失检，不只经理被打破饭碗，而且也因此找不到工作，生活也没了保障。

　　银帖有5两、10两、50两和100两，也有临时写大额的。例如，八国联军撤销督统衙门和袁世凯交接时，就交给一张20万两的银票。银帖固然携带方便和安全，但时局一起风波，准备金不足的现象便十分突出。持帖人挤兑不能马上兑现时，便去加成兑换现银。现银贴水每千两竟达330两。庚子事变后，人心惶惶，市面被抢掠一空，联军把当地存在官署的现银全部抢走，据说仅盐道衙门就拉走100万两。银帖挤兑、现银缺乏、银根奇紧，钱铺乘机高抬贴水，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应付不了的钱铺只有关门倒闭，90%的钱铺因此消失，剩下勉强营业的不过30多家，宫北银市也销声匿迹。

　　1903年，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后，召集钱业公会各位董事商量救市办法，但收效甚微。于是，袁世凯采取强硬手段，严禁现银贴水和平抑物价，跑合的纷纷失业。短期内造成银钱业真空状态。这次大风潮人们称为救银市。经过这次大淘汰，剩下的30多家由于基础雄厚、信用可靠，随着市面恢复正常，城乡物资畅通，商业又呈繁荣，银根松动，银号成为天津金融机构的主力。银号改进经营方式之后，纷纷增加资本，由制钱若干吊增加到银两若干两，由独资多改为合伙。西街的领袖洽源、晋丰两号资本竟达10万银元，再加上不分红利只付官利的护本，每家自有资金实有20万元之多。

　　民国以后，地主资本和银行家资本与其他商业资本纷纷投资银号，民国二十年前后，本地和外帮银号已超过100家，东街的永济、和丰，西街的中和资本和护本总额已达40万元，几乎可以左右整个金融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