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国航天报记者石磊

　　钱学森小档案

　　我国著名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　

　　1934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1935年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留学，翌年获硕士学位，后入加州理工学院，1939年获航空、数学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并从事应用力学和火箭导弹研究。1955年回国后，历任中国科学院力学所所长，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副院长，七机部副部长，国防科委副主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第三届中国科协主席，第六至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第九至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现任总装备部科技委高级顾问、中国科协名誉主席。

　　卓著功勋

　　钱学森1956年提出《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最先为中国火箭和导弹技术事业的建立与发展上书中国最高领导。最早提出了火箭、导弹事业的组建方案、发展规划和具体步骤。　

　　钱学森为组织领导新中国的火箭、导弹和航天器的研究工作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他在这一领域学术上的重大贡献是发展了我国的航天系统工程。　

　　钱学森将控制论发展成为一门新的技术科学——工程控制论，并提炼成为系统工程理论，推广应用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政治、经济的各个领域，开拓与创立了许多交叉科学和边缘科学。　

　　钱学森积极创导并发展了运筹学、质量控制学、作战模拟学、思维科学、人体科学、技术美学等。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理，创造性地构筑了一个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对社会的进步与科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为了表彰钱学森在科学技术上的开拓性贡献，国际理工界于1989年6月29日授予他“小罗克韦尔奖章”和“世界级科技与工程名人”称号。江泽民、李鹏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特意在中南海紫光阁召开大会以志庆贺。　

　　1991年10月16日，为表彰钱学森为祖国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的卓越贡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他“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称号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　

　　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对在“两弹一星”研制过程中做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学家进行了隆重的表彰，钱学森的名字也在其中。

　　钱学森轶事-此生此世再不去美国

　　钱学森1955年离开美国后再也没有回去过。钱学森对美国朋友和科学同行十分友好，并保持着联系，但他坚持只要美国政府不对当年“驱逐”他出境正式道歉，他今生今世绝不再去美国。1985年3月9日他在给国务院一位领导的信中写得十分坦率：“我本人不宜去美国，事实是我如现在去美国，将‘证实’了许多完全错误的东西，这不是我应该做的事。”原来,凡在美国移民局的档案里留有被驱逐记录的，必须经由某种特赦手续才能入境。我钱学森本无罪,何须你特赦？　-先当院长后当副院长

　　在钱学森的履历介绍上常有“任国防部五院副院长、院长”的字样，可实际上钱学森是先当的院长,后当的副院长。这是为什么？当年45岁的钱院长虽然精力充沛，但他既要为中国的导弹事业举办“扫盲班”，又要带领大家进行技术攻关，还要为研究院一大家人的柴米油盐操心。有时研究院的报告和幼儿园的报告会一同等待他批示，他说，我哪懂幼儿园的事呀。为此他给聂帅写信，要求“退”下来改正为副，专心致志于科学研究和技术攻关，上级同意了他的要求。　-钱学森说行我就批

　　60年代初，一次导弹发射试验在即，可是天公不作美，到底能打不能打，试验基地司令员、参谋长和钱学森的意见发生了分歧。按当时的规定，每次发射报告上必须有三人同意的签字，然后再报请聂荣臻元帅批准。可是司令员、参谋长说不能打，而钱学森说能打，形成了2：1的局面，机关只好把只有钱学森一个人签字的报告送给了聂帅。没想到，聂帅很爽快地批准发射，并说要是只有那两位签字而没有钱院长的签字，我倒不敢批了。这一发导弹还真的打成了。　

　　正文：

　　采访随感：我按住了乱跳的心

　　望着他那已经谢顶的硕大脑袋，我紧张得直冒冷汗，面对这位大脑袋里充盈智慧的当代顶级科学巨匠，我觉得他太高深莫测、太博大精深，简直不知道该如何与他对话。倒是他慈祥的笑容、随和的话语，使我按住了乱跳的心。

　　那是2000年的岁末，正赶上他89岁的生日。他有些瘦，但皮肤白皙，表情丰富，思维敏捷，靠在床前的小书桌上还可以阅读字号不大的书刊。除了腿脚不太灵便外，身体的其他“零件”磨损得并不厉害。他对声音有点“挑剔”，对男低音感觉较好，听得清楚，对答自如；而对女高音有点“排斥”，声音越大越高，他反而越感“短路”，越听不清楚。

　　我们的谈话从青少年科普谈起。他信游漫泳地回忆着他在北师大附小和附中的学生生活，随口清楚地说出了几位班主任和校长的名字。他对当年以启发学生兴趣和智力为目标的教育方案以及他的老师充满着感激和褒扬之语：“六年中学生涯是我一辈子忘不了的六年。”钱老回忆他的青少年时代也是在终日繁多的课程、作业、考试压力之下度过的，可是他说他们思想上没有压力，没有受苦，没有人因为考试“开夜车”，更没有人死背书。下课了大家还非要玩一阵子，到球场上踢一会球才回家。同学们即使在临考试前也不专门做准备，大家很放松，因为老师对学生的要求从来是重理解而不重记忆。说起今天的科普，耄耋之年的他，仍然条理清楚地对我们讲，有很多有争议的科学问题不能草率地下定论，只有经过长时间研究、考证、验证才能做结论，即使是已被认为是定论的东西，也只是相对的、在一定条件下成立的。世上没有一成不变的、永远正确的真理，因为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相对的……

　　与钱老交谈真是一种享受。他没有巨匠的派头，只有布衣的朴厚。他在讲生活，可你能感悟出科学和哲学，我觉得自己在他睿智明哲的点拨下，认识境界得到了升华。

　　由于心情不再紧张，坐在他身边就敢瞎想起来：如果说他和爱因斯坦同样具有充满智慧的大脑袋的话，那么与爱翁头发蓬乱、胡须不修相比，钱老显得更加潇洒飘逸、深邃空灵。

　　出乎意料：今天我不是很激动

　　1991年10月16日，人民大会堂里正在召开仅有200人参加的授奖仪式。虽然仪式很小，可是总书记江泽民、国家主席杨尚昆等在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差不多都出席了。

　　这个小会是为钱学森而开的。为表彰钱学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祖国科技事业的发展所做的卓越贡献，特授予他“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称号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

　　“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高规格新提法。“一级英雄模范奖章”，此前一直是战斗英雄、生产一线劳模的专利，从来没有向科学家倾斜过。授奖厅里掌声雷动，大家急切地等待着、猜测着，钱学森会怎样表达自己激动的心情呢？

　　太出乎意料。“今天我不是很激动。”钱学森说。

　　“在今天这么一个隆重的场合，我的心情到底怎么样？如果说老实话，应该承认我并不是很激动。”

　　是不是太有点不识时务，是不是有点太迂腐？不了解他的人有点搞不懂，而了解他的人却说，这是实事求是的，因为他已经激动过了三次，有一次就在不久前。

　　“我第一次激动的时刻是在1955年，我被允许可以回国了，当我同蒋英带着幼儿园年纪的儿子、女儿去向我的老师告别时，手里拿着一本在美国刚出版的我写的《工程控制论》，还有一大本我讲物理力学的讲义，我把这两本东西送到冯·卡门老师手里，他翻了翻很有感慨地跟我说——你现在在学术上已经超过了我。我钱学森在学术上超过了这么一位世界闻名的大权威，为中国人争了气，我激动极了。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这么激动。”

　　“在建国10周年的时候，我被接纳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这个时候我心情是非常激动的，我是一名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了！我简直激动得睡不着觉。这是我第二次的心情激动。”

　　“第三次心情激动，就在今年。今年我看了在座的王任重同志写的《史来贺传》的序。在这个序里他说中央组织部把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史来贺和钱学森这五个人作为解放40年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我心情激动极了，我现在是劳动人民的一分子了，而且与劳动人民中最先进的分子连在一起了。”

　　“有了这三次激动，我今天倒不怎么激动了。”

　　一语千钧：他常常支持少数派

　　黄土高原上至今还留有一个废弃的大土坑，那是当年为我国潜射导弹试验而挖掘的。

　　按美国人的做法，潜艇发导弹要先在大水池中做系留试验，然后才能下海做发射试验。中国也要研制潜射导弹，于是成千上万的工程兵开赴黄土高原，几百台挖掘机轰鸣吼叫着开挖一个人工大湖。总体设计部的一些同志认为完全可以另辟蹊径避开水池试验，然而人微言轻无人喝彩。是钱学森支持了他们，“依我看，超越常规的做法固然不容易，但不顾国情地照搬别人的做法也不可取。”终于，黄土高原的大土坑旁停止了无谓的劳动，几个亿的血汗投资放回了国家并不富足的钱囊，而我们的潜射导弹试验却闯出了从陆上发射台、陆上发射筒到海上潜艇发射的中国式三步试验法，大大缩减了科研周期和经费。1964年的酷暑之日，大漠中整装待发的火箭突然出现故障，推迟了点火。已经竖在发射台的火箭经过烈日烤灼，推进剂气化严重。“气化”就是推进剂受热由液体变成了气体，气体膨胀增加贮箱压力，再向贮箱里灌推进剂也灌不进去，这会影响到火箭的射程。大家有点发懵，谁也没经历过这种事。突然一个年轻的中尉军官找到设计师，提出“泄出600公斤推进剂”的意见。哪有汽油越少汽车跑得越远的道理？设计师狐疑地打量着这位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并且断然拒绝了他的建议。

　　还是钱学森认真地听取了年轻人的“理论”——箭体的重量影响射程，泄出一些推进剂等于减少了箭体的自重，它岂不就能飞远了么？钱学森眼睛一亮，沉思了一会后猛地一拍年轻人的肩膀：“我看这办法行！”时隔不久，一声巨响报出了共和国又一条火箭发射成功的喜讯。这个有幸受到钱学森支持的毛头小伙，就是如今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王永志。

　　青山不老：敏锐感应现代社会

　　岁月流逝了他的青春。虽然在科研生产一线早已看不到他的身影，但钱学森的影响却无处不在。

　　1991年他80寿辰时，向江主席汇报说：“我有个打算，这个打算就是，我认为今天科学技术不仅仅是自然科学工程技术，而且是人认识客观世界、改造客观世界整个的知识体系，而这个体系的最高概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完全可以建立起一个科学体系，运用这个科学体系去解决我们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问题。我在余生中就想促进一下这件事情。”

　　其实钱学森早就开始促成这件事了。从50年代的工程控制论，到70年代的航天系统工程理论，从80年代他把作战模拟科学纳入军事系统工程的范畴，到用系统科学的方法运用模型进行历史的定量研究，甚至对国家经济计划与社会发展作预测研究，他用“体系”的眼光去研究社会、军事、信息、农业、人才、经济、环境、法治、人体和哲学，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客观和主观，全部有机地囊入了研究视野。他关于把农村建成小城镇促进农业产业化的建议，关于发展沙产业的构想，关于用自然科学建成经济模型的尝试，关于处理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法与理论，关于大成智慧的理论，关于21世纪中国教育的展望，都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人们无论在自然科学前沿还是在社会科学前沿都能感知钱学森的存在。

　　虽然钱老已年近90，可他那颗智慧的大脑仍在宏观、微观世界里转动。他床前小桌板上每天都摆满了书籍，他思维的触角机敏地感应着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还不时地爆发出新的思想火花，就好像在他的时间表上永远没有晚年。这就是一个永远新潮的钱学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