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愿今后不再出现新的翁彪。”三周前的今天，我用这句话为当期的“编者的话”结尾。那一期，《外滩画报》报道了南京拆迁户翁彪自焚的事情。作为该文的一个配合，“编者的话”想对强制性拆迁政策做一些分析，认为应该寻求更完善的制度来代替之。

　　怎么也没有想到的是，在那之后仅仅十天时间，又一起因强制拆迁而引发的自焚发生了，而且，是在一个有象征意义的地点：天安门城楼前。9月15日，来自安徽青阳县的农民朱正亮在此自焚。

　　我们现在已经能看到的反应是，不管是在南京还是在安徽，保护被拆迁户的利益的问题被提到了一个重要的位置上。但是，遗憾的是，我们能见到的所谓的利益保护，基本上被换算成更多的拆迁补贴了。

　　如果问题仅仅局限于此，那么，翁彪就白死了，朱正亮就白受伤了。因为他们抗争的显然不是几万块钱，而是在这几万块钱背后的制度安排——我相信，不管是翁彪还是朱正亮，都不至于仅仅因为争取多补贴几万元钱而去自焚。

　　拆迁制度中最核心问题是土地所有权问题。依现在法律规定，在城市，土地为全民所有(南京翁彪属于这个情况)；在农村，土地，包括农民宅基地，属村民集体所有(安徽农民朱正亮应该属于这个情况)。

　　在城市，我们学习的是香港经验，由政府出面向地产开发商批租土地，批租年限为70年。从理论上讲，城市所有居民均仅有对地上物的所有权，而对土地本身仅有使用权而非所有权，而且此权仅限于70年内。

　　香港经验并不是全球通用的例子。香港经验的形成仅仅因为香港(准确地说是九龙半岛)本身是英国从中国租赁过来的，租赁期为99年。港英政府并不具备土地的所有权，从法理上讲，它无权授予开发商土地的所有权。如果我们把政治因素剔除掉的话，港英政府相当于一个一级批发商，从中国批发来了大片土地的使用权，权限为99年。然后它把土地切成小块转手批发给作为二级批发商的地产商那里，权限为70年。相应地，地产商再把此使用权零售给买房者，这样，买房者拿到的也只是拿到了土地的使用权，而非所有权。

　　对于新开发的商品房的土地所有权问题，大概到几十年后才会显现，目前还不是个“急所”——虽然，这些商品房也可能因拆迁而使问题提前爆发。

　　目前最紧要的是，对于那些祖祖辈辈在城市里生活的人们，他们对其住宅的地皮没有所有权，那么是否拥有使用权？此使用权是否有年限限制？如果有的话，从何时开始计算？

　　在城市里搞强制性拆迁，相当于政府强制性地从居民手中收回土地使用权。政府在这里集四个身份于一身：其一是土地所有者；其二是城市经营者；其三是拆迁政策制订者，其四是强制拆迁执行者。

　　作为土地所有者，政府应该是和居民平等的民事主体，就像房东和房客一样。房东要提前赶走房客，应该事先知会房客，并有一个被房客或至少是完全中立的中介机构认可的合理补偿才可以的。

　　作为城市经营者，政府的主要目标本来应该是让城市更具有亲善性，更适合居民生活、工作和学习。但是这个身份一旦和土地所有者的身份搅在一起，这个目标就可能会让位于“尽可能地让土地增值”。因为只有土地增值了，政府才可以把土地向批发商卖一个好价钱。而且，作为产业链的一个环节，土地价格的不断飙升符合政府的利益。

　　作为拆迁政策制订者，被拆迁户的利益极有可能受到损害。这就好像房东在提前赶走房客的时候，补偿的规矩是由房东自己订一样。

　　作为强制拆迁的执行者政府又一次强化了自己的优势地位。虽然，这个角色由司法机关来充当可能会更合适一些。

　　对于安徽农民朱正亮来说，问题就更简单一些。因为对于农村宅基地，政府根本没有所有权。农民在集体所有的土地上，自己花钱造了房子，政府要拆迁，首先面临的是要从农民所在的集体购买土地所有权；然后才是对建房本人的补偿。这个补偿首先是对地上部分的全额补偿；其次，作为土地所有者的集体，应该对提前收回土地使用权给建房者以合理补偿。

　　从有关报道来看，朱正亮仅获得了284.91元／平方米的补偿价。这个补偿连起码的地上部分价值都不能全部涵盖，遑论对于提前收回土地使用权的补偿？

　　是寻求一个更完善的拆迁制度的时候了。

　　翁彪没成最后一个，朱正亮能成为最后一个吗？ (陈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