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曾经轰动全国的山西繁峙矿难受贿丑闻的11名涉案记者被判刑。近年来，某些记者的敲诈、剽窃、造假等行为严重损害了新闻工作者的整体形象，使“无冕之王”蒙羞，遏止“媒体腐败”已刻不容缓。就此话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接受了新浪观察的专访。

　　新浪观察：繁峙矿难记者内幕新闻交易丑闻轰动了国内新闻界，锒铛入狱的娄底记者伍新勇也爆出以色情证据控制官员的传闻，另外有偿新闻屡禁不止，假新闻层出不穷，您如何看待目前记者界存在的种种现象。

　　喻国明：记者的工作在旋涡当中，各种利益的诱惑、收买是一个基本的现实。例行的诱惑和危险性是记者工作的两个方面，也是记者工作的“基本功”。一方面，在利益面前，有打压，有利诱，甚至美色，另一方面，压力呀、困惑、破坏，这些都是记者常常要面对的现实，这是从价值的角度来看。其实，如何正确处理利益收买，认清自己的工作价值，这是好的新闻工作者应该过的一个关口。矿难当中被收买的人或者是其他进行讹诈的记者，我觉得是记者队伍当中极少数的败类，这在各个行业中比例算低的。记者工作被看成社会良心，为社会公共职能服务的知识群，应该说素质总体上是比较高的，能够自觉的意识到自己的使命。

　　改革开放后，人们对记者的看法是有误解的，起码不准确。说腐败现象严重、职业道德不够好，我认为有这样的事实，也并不鲜见。判断职业道德境况好不好，主要看他是否能够比较好的履行社会赋予这个职业的自觉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如何。如果用这样的标准来衡量我们的新闻人，应该说现在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好。这一点我认为是对记者职业判断的一个前提。职业道德有一个价值归宿，就是要看保障职业最基本的功能做的好不好。

　　当然我们也看到这样的腐败分子也应该引起高度关注。毕竟这个行业承载了社会道德良心，承载了社会重大责任的岗位。社会学家说，权力越大，责任也就越大。现在今天的中国，媒介所承担的责任比任何时候都重要，所以对记者的纯洁性应该有不同于一般行业的更高的要求。

　　新浪观察：有众多新闻媒体都发出了呼唤自律的倡议，在您看来，真正的建设性应该在哪里？

　　喻国明：其实在任何一个岗位都有败类，不管是医生、警察，还是官员。出现败类并不可怕。关键在于我们能否通过软硬件的建设最大限度的减少这种现象，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绝对的防范是不可能的，因为新闻队伍也是个小社会，不排除有人怀有各种各样的动机进入到这个队伍，这是各个行业都有可能出现的现象。我们的目的是通过我们的制度建设减少这样的东西产生的土壤。

　　比如在体制方面，要把每个人的利益的获得跟媒介的整体品牌联系在一起。之所以出现这种权力寻租现象，就是因为整体利益跟我个人利益无关，不但他自己肆无忌惮，而且旁人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反正也不是卖我，跟我的利益没关系，就不会出现人人对这样的事情负责，对这样的品牌、荣誉、公信力或者对社会道德的坚守，如果从体制上使这些都勾连起来，那么我相信就有更多的人不能容忍类似的情况出现，会产生大家彼此监督的氛围，这样就会减少出现这种现象的可能性。体制工作的要点就是让每个员工把自己的利益能够现实的跟媒介的整体品牌挂钩，而我们现实的体制是二者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所以就出现了寻租现象。

　　有些人认为腐败跟市场化有关系，其实真正市场化程度高的媒介以权谋私出现得少，倒反而是在行政化程度重的媒介里比较泛滥，所以改革的方向是引入更多负责任的市场力量和规则。另一方面也必须对媒介的从业资格有一定控制，要有类似于正在兴起的银行个人征信制度一样，要让他对自己的有偿新闻负非常大的甚至包括职业生涯的责任。一旦有违职业道德，就有可能断送一生的从事这个职业的资格。这样的话，就有相当多的人会在这个问题上比较慎重。一个好的体制能够让坏人不敢犯错，一个坏的体制有可能让一个好人受到诱惑。

　　我现在在教学岗位上，年轻一辈比80年代的大学生有很多优点，他们敏感、对自己的价值实现很关注，他们更务实。比较缺乏的就是职业理想主义的追求，这种东西对掌握话语权的知识群来说，没有这样一种为职业献身的激情是很难做一个高尚的职业人的。现在简单的利益杠杆能够解决职业规范底线的操作问题，但它不能解决往上追求的问题。新闻工作者需要有理想主义色彩。这是对我们新闻教育的警示，我们不能光教会学生如何写一篇稿子、如何编一个片子，如何写一个评论，我们还要教会他们自己的角色扮演，如何用好自己的话语权，以便有一个符合社会要求的职业表现，这一点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启示。

　　新浪观察：像您所说，记者的话语权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寻租的现象。既然记者被赋予了话语权，那么一名记者，他应该向谁负责？向国家，向媒体，向公众，向他的理想？您认为呢？

　　喻国明：这是很关键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有不同的层次。

　　首先比较低的一个标准：他必须向他所服务的媒介负责任，因为媒介之所以能够在市场上有影响力，有自己的信誉，是有一个要求的：不允许用整体的资源和信誉去换取个人的好处，这在任何一个岗位都一样。做到这一点你合格，但是你未必做的上流。更高的一个要求，我们作为知识分子，作为有自觉追求的人，就是所谓的社会发展的利益，人民群众利益。比如我们讲到舆论导向的时候，如果从操作性的角度来说，通过你的宣传引导使你的被宣传对象跟你所宣传的观念产生了一致性的行为，这就叫舆论导向成功。但事实上，他有一个更高的标准，就是通过你的舆论导向是否让一般的社会成员的认知的不对称情况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也就是说，以前对有关事实认知得不那么全面、清晰，把握得不那么深刻，通过你的舆论导向全面了、客观了、深刻了，就是掌握的信息的状况更加对称了，这是判断舆论导向正确与否的最高标准。即使你通过舆论导向使大家跟你保持了一致，但这种保持一致如果是建立在加大了信息不对称状况，也就是加大人们的偏见、无知和愚昧的情况下获得的，这个舆论导向是不成功的。我举这个例子是说，类似处理职业要求跟处理更高层次的要求是这样一种关系，绝大多数的媒介在处理这样一种关系的时候都是跟大的目标是一致的，不然的话他就难以在社会上立足。但是确确实实有一些媒介，它的个体的利益跟整体利益是有区别的。

　　新浪观察：记者或是媒体的使命是什么？

　　喻国明：知情权。以往我们的新闻不论是体制构造也好，还是理论逻辑也好，都有一个价值支点就是喉舌论，就是要保障我们的媒介承担党和政府喉舌的这样一个作用。过去的理论也好，政策的实施也好都是为了保证这样一个核心价值的实现。这种保证作用从49年以后确实有它的历史贡献。但是搞市场经济以后，这样一种保障作用已经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了。现在的价值应该是如何保障社会必须要知道的情况，就是老百姓对公共信息的安全感。该知道的他知道，该及时知道的及时知道，该准确把握的他准确把握。我们今天的媒介，实质就是如何保障社会成员的信息安全，它的价值归宿应该表现在这个问题上。

　　新浪观察：纯洁记者队伍的呼声日益高涨，有观点认为门槛太低是导致记者队伍良莠不齐，您同意吗？

　　喻国明：任何一个行业都是良莠不齐，不可能是齐刷刷的。我不认为中国记者良莠不齐的程度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所谓的门槛低，其实就是如何看待新闻岗位的专业门槛。新闻跟其他单纯的行业是不一样的，新闻面对的是上至达官显贵下至黎民百姓的面，五行八所都要接触，不是像律师或者医生有一个专门的领域。所以对记者的要求不是知识的要求，而是能力的要求。我们说记者是一个职业的社会沟通者，一个职业的社会活动家。所谓无冕之王，记者不是官员，不是行政负责人，但他要用负责人的高度去看待社会问题，这都是能力问题。记者就是在广博中透出一种深刻。一个经济学家未必能做好财经报道，但财经记者对经济应该通。记者职业特点就是所谓万金油，不能简单的用其他的职业标准来做衡量。

　　新浪观察：说到入行，目前记者资格考试已经开始，对此您有何评论？

　　喻国明：我个人不赞同。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对记者资格用行政的力量加以认定，我不认为这是一个解决记者职业问题的办法。记者需要一些专业的技能，但跟律师、医生不一样，他们有专门的法规体系和专业的知识体系。记者的专业能力很难通过书面考试衡量。让新闻界公认的最优秀的记者跟我们在校的学生一起考这些题，我们的学生不会比他们差。就是说，书面考试衡量出来的非常有限。我更倾向于用征信制度来作用于腐败现象。

　　新浪观察：您认为目前中国新闻行业有没有建立起合理有效的记者淘汰机制？

　　喻国明：正在向着这个方向发展，包括市场化、产业化的引入。当然如果从整体的约束机制，制度化的建设我认为还是有缺陷的，有待时日。随着产业化的深入，这个进程是会加速的。要保障媒介的影响力的不断增加，客观上都要求只有能够承担这样角色的媒介和记者才能留下来，跟这种要求不符合的就会被淘汰出局。

　　新浪观察：现在记者的形象经常被诠释成狗仔队，也常有批评指出记者为了满足低俗品位而挖别人阴私，造成了恶劣的后果，像东周刊，像黛安娜事件。同时有人认为记者的某种做法和报道是根源于受众的某些需要的，您是否同意？

　　喻国明：不太同意。这非常复杂。就说名人隐私吧。在现在社会，尽管他会说我都是靠自己的力量打拼，但是一个能成为明星，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媒介的力量，这一点明星自己也心知肚明。权利义务要平衡，他应该理性的对待媒介对他私人生活的适度的干预。明星依靠的是知名度，他已经成为一个时尚符号，任何一个不妥当的做法都有可能对社会造成误导、负面作用，对明星应该比对普通人有更严格的监督，私人的某种权益要做适度的让步。不能他获取的时候欣欣然接受，而当社会对他某种监督的时候他又不可忍受，我认为名人必须要调整。当然报道这样的事情本身是否需要，是否有更重要的事情值得大家关注，这是媒介本身价值定位的问题。有通俗的媒介，可能就关注这样一些事情。但其实，这样的媒介反而不太被老百姓所看重，可能挺热闹，挺好玩，但老百姓依然是看轻他们的。真正的严肃的媒介，讨论严肃问题的媒介反而能获得更多的市场承认。当然每种媒介都有存在的价值，不能因为严肃媒介而否定通俗媒介的存在价值。它所报道的东西也是社会所关注的，也是社会需要的。我们只是不能让它恶性的发展，仅仅为了自身的利益而恶性炒作。有一个限度，就是社会的价值标准。

　　新浪观察：在您眼中，记者是一个什么阶层？

　　喻国明：是比较有政治眼光的知识分子。我说的政治不是空头政治，是对社会发展的利益、影响、价值的判断最具有判断、最敏感的一群人，他能够为社会认识这些问题提供最完整的信息，最及时的报道、最平衡的观点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