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有关记者生存状态的讨论此起彼伏，先是北京一记者“揭黑”被报社强迫辞职，将报社告上法庭；接着，重庆一记者跳楼自杀，据传起因是当地整合媒体资源，众多记者被遣散，整个重庆的媒体圈弥漫着一片哀伤；之后，关于战地记者是否要深入最前线的讨论，更让记者感到职业的重责……

　　公众对记者寄予厚望，而记者却变得越来越脆弱，越来越无可奈何。承受着巨大的工作压力，前途渺茫，在自身缺乏保障的情况下，却承担着职业的重责，为别人奔走呼号、叫屈鸣冤。“无冕之王”——这个曾被多少人羡慕的职业，如今却沦为需要保护的弱势群体。

　　工作重压让记者远离常人生活

　　与记者谈工作感受，回答往往是相同的一个字“累”。记者不能算是高收入的职业，但肯定是高强度的工作。哪里有事件发生，哪里就会有记者出现，尤其是有突发事件发生时，第一个赶到现场的往往是记者。

　　新闻讲的是时效，而新闻事件随时都可能发生，这就决定了记者永远没有休息日。许多记者的生活规律都是颠倒的，节假日、半夜出去采访是家常便饭，许多媒体都规定，记者的手机要24小时畅通，熬夜赶稿子更使大多数记者无法拥有正常的工作时间。某记者说：“其它行业加班，有加班费，记者的工作量却只有用稿件数量和质量来衡量。”

　　在很多媒体，记者都有固定的工作量，上不了稿子，就注定要走人。媒体的考核机制与市场竞争，也给记者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

　　有调查显示，中国新闻从业员中，已死亡的在职职员平均年龄仅为45岁，其中患癌症死亡的比率高达72%。一半以上的新闻从业人员处于患病或亚健康状态。有不少人一到中年便体力不支，百病缠身，甚至英年早逝。

　　“做记者，就别想过正常人的生活。”某电视台记者这样说，已经32岁的他，如今还是只身一人，他说：“常年在全国各地到处跑，为了工作实在顾不上其它，看着周围成家的同事，事业、家庭顾上这头顾不上那头，就对成家感到恐惧。”有资料显示，从事记者这个职业的人离婚率也较高。

　　高强度的工作，绷紧的神经，常年睡眠不足，身体健康每况愈下……众多的烦恼困扰着媒体人，特别是一些年龄稍大的记者，更是感到力不从心。“要不要陪着记者这个职业慢慢变老”成为圈内最热门的话题之一。

　　自身难保却为别人奔走呼号

　　(因劳动争议状告报社的记者李玉霞)

　　高强度的工作是职业性质决定的，媒体人对此大多早已习以为常，很少有人对此抱怨。而让记者们愤愤不平的是——我们每天为别人奔走呼号，叫屈鸣冤，而自身的工作生活同样得不到保障。

　　重庆一女记者跳楼自杀，据传起因是当地整合媒体资源，成立报业集团，众多记者被遣散，且没有得到相应的补偿，这个女记者便是其中之一。目前警方还没有作出死因的最后判断，但在一些网络传媒论坛上，特别是重庆当地的记者表现得极为哀伤。一位记者说：“我悲伤，也为我们活着的记者朋友们而悲伤。在我们这里，对记者的管理还不如对待下岗工人。我们忍受屈辱和泪水，而我们没有办法改变，我们依旧穿梭于滚滚红尘为别人叫屈鸣冤。”

　　因劳动争议案将曾经供职的通信产业报告上法庭的记者李玉霞，在她的诉讼中也提到：报社理直气壮不“同工同酬”，大模大样不“一视同仁”，在报社公开区别“正式编制员工”、“档案调入外聘员工”、“档案未调入外聘员工”、“临时工”四种人，待遇各不相同，即使是为报社服务了很多年的“外聘员工”也没有“三险一金”。

　　李玉霞称，她是由于写曝光稿件，得罪了报社的广告大户，该广告大户对报社施加压力，报社强迫她辞职的。“我的问题绝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它具有普遍性。”李玉霞说。

　　著名记者王克勤也认为，该案件表面上是一桩劳动争议案件，但里面反应出很多深层次的问题，尤其是记者这一群体的生存状况问题更值得深入挖掘。

　　媒体是人才流动较快的行业，聘人与解聘人都非常简单。许多媒体对员工的劳动保障非常不健全，包括一些知名媒体在内的很多媒体，目前仍把职工分为正式、聘用等区别对待。某电视台编采人员分为8类，做相同的工作，待遇却截然不同，这在业内已经是个公开的秘密。

　　目前，中国社会保障杂志社和中华传媒网联合推出“媒体从业人员社会保障状况调查”正在进行中，许多记者表达了自己不满的情绪。

　　“我们是某报的记者编辑，(报社与我们)不签合同，不上社保，不享受假期，没有加班费不说，现在报社欠我们的稿费多达每人1.5万元，前任总编走了，新任领导和上级主管部门拒不认账，告到政府劳动部门也不解决问题……”一封来信这样写到，“在劳动保障问题上，我们记者替别人争权益，可是轮到我们自己时，却无能为力，我们能在媒体上说自己的单位没有有效的劳动保障吗？能说单位没有和自己签定劳动合同吗？”

　　职业风险令前途危机四伏

　　记者除了在身心上遭受强大的压力外，还因为职业的特殊性，承受着各种潜在的危险。记者被威胁、被打、被冤枉入狱、被逼自杀的新闻屡见报端，记者已经成为风险较高的职业。

　　许多记者在采访中，尤其是在调查和揭露那些危害社会和公众利益的新闻事件时，常常遭到毒打、威胁，这已经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

　　如今的记者面对的还有更多更极端的危险：福州晚报记者顾伟因采访“老虎机”问题，其住宅遭枪击；山西青少年报刊社记者高勤荣在第一个披露了给运城地区带来2亿多元重大损失的工程后，被投入监狱；在采访南丹矿难时，几名广西当地的记者曾受到生命威胁……

　　某报记者张淋与某名人打官司输掉后自杀未遂，在2000年曾成为业内议论的焦点。一位记者说：“我为一位记者输不起两次官司、承受不起六七万经济损失而感到汗颜，是脆弱的记者、是低下的收入以及恶劣的传媒环境，把一个被人们称为‘无冕之王’的记者沦落到这种卑微的地步，这对整个记者群体来说，无论如何都没有光彩可言。”

　　某记者在调查一公司造假行径后，写了一组系列报道，可报道第一篇刚见报，这家公司不仅找到了记者，还四处追查泄密者。记者最终放弃了后面几篇报道，他担心自己的安全，也为向自己透露真相的朋友担心：“哪个记者不想写出有影响力的报道？可我们坚持正义了，谁能给我们一个保障？”

　　在“媒体从业人员社会保障状况调查”中，一位某电视台的记者来信说：“在1998年抗洪抢险的报道中，电视台在给前方记者召开的编前送行会议上，明确提出危险时刻‘宁保机器不保人’。开完会，大家的脊背都凉飕飕的。”

　　记者职业的风险正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如今，记者要上人身保险，保险风险测定要比其他一些职业多一些手续，记者的风险至少是二级起，因为调查结果显示，记者出意外的可能远远高于其他职业……

　　吃“青春饭”深感未来渺茫

　　做记者，有个7、8年经历的绝对能称得上是“老人”了。在一些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媒体，记者大多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在上海，新闻从业者从事新闻工作的平均年限为10年。

　　大多数媒体每年都会有一批“老人”辞职或被淘汰。过了30岁的记者几乎很少有不为前途发愁的。

　　“中国的媒体还不成熟，还显得很浮躁，记者的经验还远未受到重视，有3、4年经验和10年经验的记者，在工作业绩上往往看不出太大的差别，在收入上的差别也很小。过了35岁，跑不动了，甚至还不如刚入门的小弟弟、小妹妹。”一位记者说，“当初满怀憧憬和神圣的心情成为记者，没过几年便感到疑惑，然后是绝望，看着周围的同事越来越年轻，自己每天想的都是如何找一个好一点的工作归宿，谋生成了工作唯一的目的。”

　　“新闻学是一门一个人四天内就可以掌握的学问，而且一旦这个人发现另一份更好的工作时，他就会立即放弃记者的职业。”一位美国记者说。如今，媒体作为朝阳行业在迅速扩张，吸引了各行各业的人才进入媒体。大多数记者又把记者这个行业看作是“吃青春饭”，希望通过这一行当来打基础，做跳板。

　　但事实上，记者是个进入门槛不高，但想跳出去却很难的职业，可供记者选择的出路并不多。

　　用生命实践新闻的庄严神圣与正义

　　(记者们带着防毒面具在战争第一线采访)

　　伊拉克战争爆发，凤凰中文台女记者闾丘露薇在各国战地记者大都遵命退出伊拉克之际，关掉与台领导联系的手机，奔赴战火之下的巴格达。

　　一时间，“中国战地男记者应该感到耻辱”的责难和谩骂声四起。尽管知情人解释说，这是奉命撤离，并不是记者个人能够决定的，甚至也不是媒体能够决定的。但公众却仍不理解：“战地记者就应该在最前线。”

　　几天后，水均益、冀惠彦、杨小勇重返巴格达。没有消息证实他们是否是擅自做主前往，但他们前往前线时，心中肯定揣负着公众的责难和职业的重责。

　　公众对记者往往寄予厚望，记者被看作是荣耀、诚实、道德、良知、正义的象征。特殊的职业性质决定了记者必然承受各种各样的压力，新闻道德也要求记者必须用身体乃至生命来实践新闻与正义。

　　在百姓遇到困难或冤情的时候，找记者的甚至比找有关主管部门的还多。“但记者其实什么都不是，记者不是官员，也不是法官，手中没有任何权力，他们所拥有的仅仅是一支笔。”一家日报的记者这样说。

　　以前，记者曝光的事件，往往会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问题也可望得到解决，但现在，如果报道没有引起较大的反响，问题往往仍得不到解决。而且，任何一家媒体都不可能把所有的百姓投诉都搬到媒体上。

　　“很多时候，真不忍心看到有人向我们叩头求助，真不忍心看他们无助的、失望的眼光，甚至不忍心看到对我们的感恩戴德。”这家党报的记者说，“当我们无力帮助他们的时候，我们的心中充满了深深的自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