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人航天总设计师王永志：常胜将军少年梦飞天

　　中国载人航天于公元2003年10月15日开创了新的纪元。

　　在为之振奋的同时，我们不能忘记那些在“神五”背后默默耕耘的人们，历史的丰碑上将永远铭刻他们的名字。

　　在“神五”成功发射之际，记者与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及七大分系统的总设计师分别进行了对话。

　　中国的“常胜将军”

　　作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人们习惯称王永志为“常胜将军”，这是因为，迄今为止，他主持设计研制的运载火箭还从未失败过。可是，记者在发射场看到他时，他的脸上却挂着一个大问号，浓眉紧锁，深邃的目光盯着火箭和飞船。

　　记者：听说你经常挂在嘴上的一个词是“双想”，这是什么意思？

　　王永志：就是说事前搞“预想”，事后搞“回想”。载人航天技术高，责任大，总是提心吊胆，从来不敢掉以轻心，生怕出现什么差错，或有什么想不到的问题。

　　记者：你是否感觉这是个冒险的职业？

　　王永志：是很冒险，但是我热爱这项工作，只要认真严谨，就不怕冒险。

　　少年时就梦想飞天

　　飞上蓝天，是王永志少年时代的梦。但当年他没想过要脱离地球，飞这么高。他只想到要制造中国自己的喷气式战斗机。

　　记者：据说你从事航天事业，当年是出于保家卫国的考虑？

　　王永志：我上高中二年级的时候，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的飞机经常侵犯我国东北领空。频繁的空袭警报使我们无法正常上课，学校也准备搬迁，学习的美梦一下子被打破了。那时候我就深深体会到：没有强大的国防，什么也干不成。不久，我国也有了喷气式飞机，警报一响，沈阳机场就有飞机起飞迎敌，朝鲜战场上也捷报频传，打落了美国王牌飞行员。我一下感到国家的安全有保障了，就很羡慕这些现代化的武器，所以就坚定了搞飞机的信念。1952年高中毕业时，我就毫不犹豫地报考了清华大学航空系飞机设计专业。

　　见解独到受钱学森重视

　　第一次执行火箭发射时，由于射程不够，大家都提出添加推进剂，但王永志反其道而行之，提出泄出部分燃料，事实最后验证了他的判断。这件事让钱学森记住了他。

　　记者：中国当时的科技力量并不强大，你在刚开始搞火箭时是否遇到很多问题？

　　王永志：我是1964年第一次走进戈壁滩的，执行的是中国自行设计的第一种中近程火箭发射任务。由于中国在这方面缺少经验，所以存在问题和争议是正常的，大家都是一起进行研讨。

　　记者：提出泄燃料这件事就是表现之一吧？

　　王永志：对。当时实验这种中近程火箭发射时，火箭射程不够。很多人在考虑怎样再给火箭添加推进剂，可无奈燃料贮箱有限，再也喂不进去了。当时我提出来，火箭发射时推进剂温度高，密度就要变小，发动机的节流特性也要随之变化，经过计算，要是从火箭体内泄出600公斤燃料，这枚火箭就会达到射程了。有些人对此感到不可思议：本来射程就不够，再往外泄怎么能行？但这个提议引起了总指挥钱学森的重视，他支持了我。果然，火箭泄出一些推进剂后射程变远了，准确命中目标。

　　记者：你开始走上总设计师时，据说正是钱学森的提议？

　　王永志：中国开始研制第二代导弹的时候，钱学森提出建议说，第二代战略导弹要让第二代人挂帅，并建议我担任总设计师。1978年，我因此受命担任中国第二代战略火箭的总设计师。

　　-人物简介：王永志，辽宁省昌图县人，1932年出生，毕业于莫斯科航空学院，俄罗斯宇航科学院外籍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博士生导师。现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

　　-载人航天总设计师任务

　　载人航天工程主要由七大系统构成：航天员系统、火箭系统、飞船系统、发射场系统、测控通信系统、着陆场系统和空间应用系统。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对所有分系统负责。

　　飞船系统总设计师戚发轫：发射没把握决不签字

　　-人物简介：戚发轫，1933年出生，辽宁省复县人，毕业于北京航空学院。入选中国工程院院士，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五院科技委主任，研究员，历任东方红二号卫星总设计师、东方红二号甲卫星总设计师、东方红三号卫星总设计师。现任“神舟”号飞船总设计师。

　　-飞船系统任务

　　飞船系统共有13个分系统，飞船由推进舱、轨道舱、返回舱和附加段组成。按照“神舟”运行模式，飞船在太空自主飞行试验结束后，返回舱按预定轨道返回地面，轨道舱则留轨继续运行。

　　没有把握不会签字

　　2003年的秋天，大漠深处，作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飞船系统的总设计师，戚发轫在发射责任书上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记者：在载人航天发射之前是否都要签下责任书？

　　戚发轫：我们有充足的信心和能力保证航天员的安全。在“神五”的发射现场，我们都在发射责任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我对航天员说：“就像平时训练那样，不要紧张。没有把握我是不会签字的、不会把你送入太空。祖国人民在看着你！我会到着陆场等待你的平安归来！”

　　记者：这次发射与以往的感受有什么不同吗？

　　戚发轫：第一次无人飞行试验时，当时飞船是初样产品，返回舱要在太空运行21个小时后返回地面。那21小时真是度时如年，人在地上等，心在天上飞。一直到它回来落地，一颗心才跟着落地。相比而言，对于“神五”我没有这么担心，因为“神五”同“神四”基本一致，进一步完善了飞船应急救生系统，从飞船起飞到着陆都精心设计了救生方案，我们有充足的信心和能力保证安全。

　　“发轫”开启航天新事业

　　查一查字典，就知道“发轫”这个词的特殊含义，有人开玩笑，很多“第一”写在他的生命中，与这个名字有关。

　　记者：这次载人航天是中国航天史新的一页，据介绍，航天史上许多类似的“第一”都和你有密切的联系。

　　戚发轫：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是很幸运的。中国第一发导弹、第一枚运载火箭、第一颗卫星、第一艘试验飞船，都融入到了我的生命中，这次中国首次载人航天发射，也让我赶上了。

　　记者：大家对你的名字有一种说法，因为“发轫”在字典里有这样的解释：拿掉支住车轮的木头，使车前进，比喻新局面的开始。

　　戚发轫：那是大家开玩笑，说我参与了中国航天史上的很多“第一”，与我这个“发轫”的名字有关。但无论是否开玩笑，我能参与开创中国崭新的航天事业，十分自豪。

　　发展航天只能靠自己

　　从高中时，抗美援朝的艰苦让戚发轫就有了一个飞机梦，而艰难的学习经历更让戚发轫明白，尖端技术是买不来的，只有靠自己的力量，独立地发展航天事业。

　　记者：你是怎样走上航天领域的研究之路的？

　　戚发轫：抗美援朝时，我正在上高中，是侵朝美军炸出了我的飞机梦。那时，美国的飞机在东北地区狂轰滥炸，大批的伤员运到大连。我帮着抬伤员时，看到那些被炸得血肉模糊的同胞，当时最强烈的想法就是，国家没有强大的空军，就没有制空权，就会被人欺侮。所以，1952年考大学填报志愿时，我选择了北航的飞机系。

　　记者：从飞机到航天飞船之间有着许多差异，这个“转型”你是怎样完成的？

　　戚发轫：其实，当时我们上大学时并没有航天专业，毕业后，我才开始介入航天这个领域。组织上本来准备派我到前苏联的一个军事航空学院学习，可学材料的、学强度的人都能去，惟独我不能去。因为我是学习导弹总体设计的，人家不愿意中国能够制造自己的导弹，不愿意中国发展自己的航天事业，我们只能靠自己的力量发展自己的航天事业。

　　记者：从1992年载人航天工程立项以来，袁家军、张柏楠、尚志等一大批年轻人已冲到了一线，组建成一支血气方刚的“少帅”级载人航天高级军团。据说，其中许多年轻骨干都得到过你的教诲？

　　戚发轫：当初我们没有了前苏联专家指导，钱学森就亲自给年轻人讲《导弹概论》。这让我明白，我们搞“神舟”飞船，不只是要达到技术上的目标，更重要的是要扬国威，这就需要培养一批年轻人，让他们尽快成长起来，这样才能保证祖国的航天事业研究可以持续不断。年轻人成长起来，我很欣慰。我们中国人就有那么一股气，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我们的航天精神、“两弹一星”精神。

　　完美似乎是一个只可偶得的事物。对戚发轫来说，事业上的幸福无法替代他内心的苦楚。在他全身心地投入编制中国人的飞天梦想之时，相伴一生的妻子两年前离他而去，空留他一人。他记住的只是她的好、她说的“我要陪你一起走过飞天路”的诺言。忙碌，让戚发轫忘却了孤单和痛苦。当“神舟”一步步走向飞天之路时，戚发轫依旧执著于最初的选择。也许，生命的韧性就在这里：掩盖着内心的苦楚，释放出更强的力量。

　　航天员系统总设计师宿双宁：感觉良好”是最美语言

　　-人物简介：宿双宁，1951年出生，籍贯山东省莱州市，出生于广西南宁。医学硕士学位，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所长，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航天员系统总指挥兼总设计师。

　　-航天员系统任务

　　航天员系统负责航天员的选拔、训练，对航天员进行医学监督和医学保障，对飞船的工程设计提出医学要求。另外，航天员系统还要负责航天员的环境控制，其环控生保分系统要给航天员创造一个适于生活、工作的大气环境。总之，航天员系统就是负责航天员的生命安全和饮食起居。

　　“感觉良好”是最美语言

　　“感觉良好”，很简单的四个字，在宿双宁听来却是世上最美的语言。作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航天员系统总指挥兼总设计师，他一直希望能够亲耳听到我国第一位航天员从太空中传来“感觉良好”的消息。

　　记者：载人航天工程的其他几个系统都是以机器、环境为研究对象的，只有航天员系统是研究人的。而你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主要从事什么工作？

　　宿双宁：载人航天以人为本，选拔和训练合格的航天员是整个系统的重中之重。从方案确立、大纲出台，到组建调整教练员、医监医保队伍，我必须一一亲历。

　　记者：航天员系统总指挥一般被称为航天员的“守护神”，你对航天员的感情应该更深吧？

　　宿双宁：我经常为我们的航天员感到自豪，他们非常了不起。1999年我国航天员到俄罗斯进行失重飞机训练，飞机进行抛物线飞行，超重失重相结合，难度非常大。一开始我担心航天员们受不了，特意嘱咐俄罗斯的驾驶员，升降幅度不要太大。俄罗斯人此前曾开玩笑，说要把中国的航天员搞吐。也确实，在这样高难度的训练中，一般人很容易吐，几个抛物线就受不了了。但中国的航天员飞完十二个抛物线，一个飞行架次，一个也没有吐。俄罗斯人佩服地伸出大拇指：“行！中国的航天员好！”

　　作战指挥官成了航天教官

　　作为一名航天医学工程专家，宿双宁最初的人生理想却和航天无关。出身于军人家庭的他，16岁就参军入伍，并且亲临过战场。做一名军事指挥员的愿望，在他心中曾萦绕了很久。人生就是这样阴差阳错，部队也许少了一位优秀的作战指挥官，而我国的航天研究领域却有了一位善思勤奋的骁将。

　　记者：在部队里你学的是医学生理专业，据说一项科学研究还获得了大奖？

　　宿双宁：1985年，我医学生理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被分配到中国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在七八年时间里，我呆得最多的地方就是实验室，以至于所里的很多同志见到我都以为是刚分配来的新人。当时世界医学领域兴起脑功能研究，以探讨人类对世界的认识，我的一项研究被评为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

　　记者：我们在此前的飞船实验中使用了“模拟人”，“模拟人”和高等级动物在实验中起到的作用有什么不同？

　　宿双宁：飞船的环境控制与生命保障系统是否适合人类，必须通过实验反复论证，最后决定采用的拟人载荷系统要求对耗氧材料、整个装置的体积、重量控制等精益求精，无论研制怎样艰辛，但最终结果我们还是成功了，开了世界载人航天之先河。

　　发射场系统总设计师周建平：问题火箭绝不上天

　　-人物简介：周建平，1957年出生，早年是湘西金矿工人，1977年进入长沙工学院学习，参加过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论证，2002年出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发射场系统总设计师。

　　绝不能把问题带上天

　　周建平去年刚刚担任现职，任务进场后，他经常是“两眼一睁，忙到天黑”，没完没了地检查设施设备。

　　记者：你去年刚刚担任现在的工作，是不是感觉压力更大一些？

　　周建平：我确实深感责任重大，我现在要做的，就是确保绝不能让船箭带问题上天。

　　记者：你的压力来自哪些方面？

　　周建平：作为载人航天发射场系统的总设计师，压力主要来自两方面：一个是任发射场的总设计师的职务，无论如何也不能因为发射场的问题而影响发射，要准时把飞船打上去；第二个是兼任首区指挥部质量控制组组长的职务，负责飞船、火箭以及地面设备出现的相关问题，协调解决，百分之百保证飞船、火箭不能带问题上天，这个压力很大。

　　记者：发射场任务的复杂性也给你带来了压力吧？

　　周建平：发射场的任务确实复杂，有些问题心里没有底，就算解决了一个，可能还有更大的问题隐患我们没有检查到。我们每天都要检查发射场设施设备，从硬件到软件都要保证运行正常，保证它的可靠性。另外，还要组织协调飞船、火箭以及相关的地面系统测试检查的质量情况。不管哪一个系统出现问题，都会影响发射的成败，都必须彻底解决。所以不到火箭成功发射、飞船准确入轨、返回舱圆满返回的那一刻，我的心都放不下来。

　　记者：压力巨大是否影响到你的信心？

　　周建平：尽管压力巨大，但对于中国首次载人航天发射的成功，我还是充满了信心。“神舟”系列飞船的发射实践表明，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发射场系统已全面走向成熟，我们将按选定的飞船发射窗口把中国飞天第一人送入太空。

　　牺牲自己值得自豪

　　周建平不愿意过多谈论自己的生活和家庭情况，其实，每个航天人的背后都有一段感人的故事。

　　记者：你好像不太愿意谈及自己的生活？

　　周建平：干航天事业，要牺牲很多东西。在参加“神舟”三号发射工作时，我的前任徐克俊的妻子在北京体检时被查出了肺癌，徐克俊得知情况后依然坚守在发射场，用忘我的工作来驱逐生活中的烦恼。直到任务结束，他才回到北京和妻子一起找医生。

　　记者：压力和牺牲从没动摇过你的航天信念吗？

　　周建平：从我成为航天人的第一天起，始终都有一种荣誉感。人的一生之中干不了多少轰轰烈烈的事，能够完成我国载人航天跨越式发展，即使牺牲了自己也是一件很值得自豪的事。

　　-发射场系统任务

　　发射场系统由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载人航天发射场承担，负责飞船、火箭的测试及其发射、上升阶段的测控任务。中国载人航天发射场由技术区、发射区、试验指挥区、首区测量区、试验协作区和航天员区六大区域组成，现已形成一套完整的试验体系。

　　空间应用系统总设计师顾逸东：半路出家挑战航天

　　-人物简介：顾逸东，1947年出生，江苏苏州人，毕业于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长期从事宇宙射线和高能天体物理试验研究，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与应用研究中心、空间科学与应用研究总体部主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空间应用系统总指挥兼总设计师。

　　-空间应用系统任务

　　空间应用系统是一个实用性的系统，在飞船里面装备了许多科学实验仪器，进行对地观测和开展各种科学实验。实验内容非常广泛，研究成果将广泛应用于医药发展、食品保健、防治疑难病症以及工业、农业等各行业之中。

　　偶然走上航天之路

　　今年56岁的顾逸东原来学的是核物理，后来又搞摄像研究，能走上航天这条路，似乎有些偶然，但这种“偶然”造就了他在中国航天事业的功绩。

　　记者：你原来是学核物理的，怎么后来从事了航天研究？

　　顾逸东：我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学的是核物理，毕业后分配到工厂工作，当了三年工人、一年技术员。后来到了研究所，主要是从事摄像研究。摄像研究与空间探索有很大关系，可以了解很多国内外关于空间的试验和工作。直到1992年论证载人航天工程的时候，组织派我参加论证，这样我才开始正式接触载人飞船工程。

　　记者：你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航天是我人生最大的挑战”，为什么这么说呢？

　　顾逸东：我本人一直较偏重于技术。以前搞过气球对地观测，算是部分接触了一些航天方面的工作，但与我们的载人航天工程还相差很远。1992年参与论证载人航天工程，1993年正式到中国科学院的空间总体部，1994年开始担任载人航天工程空间应用系统的总设计师，是载人航天工程让我走进了航天之路。但是我介入航天事业比较晚，任务十分艰巨，所以对我来说，航天事业是我人生最大的挑战。

　　工作做到满意为止

　　有挑战就有压力，有压力就有动力。已过半百的顾逸东仍然像年轻人一样，喜欢挑战，充满活力。

　　记者：作为空间应用系统的总设计师，你的压力来自哪些方面？

　　顾逸东：在工作中我经常感到有很大的压力。第一，因为我介入航天的工作时间比较短，有许多东西要学习。第二是因为它涉及的面非常宽。

　　记者：中国科学院是一个研究性的工作单位，研究性的工作有很大的灵活性，现在搞载人航天，是不是要求要严格很多？

　　顾逸东：在研究性的单位工作应当说随意性多一点，搞“神五”就不行了，严格得很。要把这样相对随意的工作类型转变到现在要求更加严格的工作环境中，对科学院这支队伍及我个人来讲都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当然，面对这些挑战，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应用系统全体工作人员还是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而且带来很多活力。

　　记者：你对工作的追求是什么？

　　顾逸东：自己对自己的了解就是做实事，同时希望追求完美，尽自己的最大努力把工作做好，做到满意为止。对我国的空间技术发展我充满信心，通过我们一代人、两代人的努力，我国空间技术的发展一定会赶上或超过国际先进水平。

　　记者：航天事业的研究对人民的生活将有什么影响？

　　顾逸东：比如说，我们可以开展这样的研究，地面的生物体到了空间以后会有什么反应、通过系列实验来解释生命的一些本质的现象。这种空间生命科学实验对制药能起到促进作用，可以研制出更多、更好的、产量更高的生物制剂。

　　火箭系统总设计师刘竹生：“长二F”具备灵性

　　-人物简介：刘竹生，1937年11月出生，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一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总设计师。

　　-火箭系统任务

　　火箭系统是飞船进入太空的运输工具。它要解决靶场发射、运输、故障诊断和宇航员安全逃逸等方面的问题。

　　高粱米养大的航天梦

　　性格沉静的刘竹生似乎是天生的航天人，尽管从小家境贫困，但40年来，他一直没有放弃自己的航天梦。

　　记者：听说你幼年的生活相当艰辛？

　　刘竹生：我出生在哈尔滨，那时，一家8口全靠父亲微薄的工资生活，高粱米、白菜是家里的“盛宴”。小学五年级时，母亲因肺结核去世了。初中三年级时，父亲又远赴甘肃支援边疆，一去数年不归。家里就只剩下没有文化的姥姥和6个尚未成人的孩子。我在家中排行老二，必须跟着姐姐挑起照顾弟弟妹妹的重担。

　　记者：也就是说，你的航天梦就是靠这种吃高粱米的生活来维持着？

　　刘竹生：我有三个航天梦，少年时代有嫦娥奔月的飞天梦，中学时代有探索星空的航天梦，此后是铸箭强国梦，这三个梦想支持着我干了40多年的航天。

　　我最大的幸运在于，在那个并没有太多选择的年代，从一开始所投入的事业，就是我生命的最爱。

　　火箭是有灵性的

　　从事着世上最理性工作的刘竹生却有着丰富的感性一面。每次火箭发射前夕，他都会抚摸着火箭箭体难舍难离。每当他说起那枚把中国第一艘载人飞船送入九霄的“长二F”火箭，就像父亲骄傲地说起自己的孩子。

　　记者：你常说“火箭是有灵性的”，这句话怎么理解？

　　刘竹生：火箭是有灵性的，只要善待它，它一定不会辜负你。它寄托着我这一生最珍视的事业，就像我的亲人一样。

　　记者：一般人觉得搞火箭的一定是很理性的人，但是你好像有很感性的一面。

　　刘竹生：载人航天工程是凝聚千万人心血的事业，我只是其中的一颗螺丝钉。每每面对戈壁滩上千年不倒的胡杨林、鬼斧神工的大漠石，我总是感到自然的博大和个人的渺小。

　　记者：听说你擅长油画，笔下的毛主席像还颇具专业水平？

　　刘竹生：我觉得一切都是有灵性的，我房间里就堆满了各种千奇百怪的大漠石。现在太忙，等退休下来，一定要好好玩玩石头。我还喜欢根雕，从荒凉的戈壁滩上捡回不少树根收藏。他们有人跟我开玩笑，说：“刘总，您把树根捡走了，有破坏环境的嫌疑。”

　　测控通信系统总设计师于志坚：监测网站可用15年

　　-人物简介：于志坚，1960年出生，山东平度人，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硕士生导师。现任中国卫星发射测控系统部北京跟踪与通信技术研究所副所长，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测控通信系统总设计师。

　　关键监测100%覆盖

　　于志坚心里的弦一直绷得紧紧的。作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测控通信系统总设计师，他必须保证测控通信系统一刻不停地捕捉住“神舟”五号的踪迹。

　　记者：我们的测控站覆盖率能达到多少？

　　于志坚：我国现在的覆盖率针对飞船的运行轨道能达到14%-16%。美国最初载人时建站最多达到了百分之二十几。

　　记者：相比之下，我们建站数量较少，会不会影响测控效果？

　　于志坚：我们建站的基本指导思想是，第一要确保关键段，有动作弧段的测控；第二要尽量兼顾运行段，就是提高覆盖率。根据我们国家的国力，不可能大规模进行国外布站，但是关键段我们百分之百覆盖了。

　　监测网可用15年

　　我国飞船监测从一开始就按载人状态设计，确保“神五”监测的重任对于志坚来说，并不可怕。

　　记者：原来飞船上没有载人，这次与前几次不一样，我们的测控系统是否能满足这种要求？

　　于志坚：这个不用担心，因为我国的飞船测控系统从一开始，设计就是按载人状态设计的。

　　记者：我国的测量站能使用多长年限？

　　于志坚：完善的测控网建成以后，我们至少可以保持15年不变，一次投入，长期服役。

　　-测控通信系统任务

　　测控通信系统在飞船点火发射后，负责飞船从发射、运行到最终返回的全程测量和遥控，是飞船升空后和地面唯一的联系途径。

　　着陆场系统总设计师侯鹰：半小时发现返回舱

　　-人物简介：侯鹰，1959年5月出生，沈阳人，1979年进入重庆通信学院无线电通信专业学习，1985年调入总装测控所，现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着陆场系统总设计师。

　　-着陆场系统任务

　　着陆场系统负责搜救航天员和返回舱回收，要在飞船返回的第一时间内找到并打开返回舱舱门，救助航天员。

　　半小时能发现返回舱

　　着陆场的自然环境是比较恶劣的，任务过程中的不确定因素也比较多。但是，刚刚担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着陆场系统总设计师的侯鹰坚信能够战胜一切困难。

　　记者：飞船返回时，着陆场系统要进行哪些工作？

　　侯鹰：飞船着陆场系统担负着对飞船返回大气层时轨迹的捕获、跟踪和测量，搜索并回收返回舱，以及对航天员出舱后进行医监医保、医疗救护和紧急护送的重要职责。

　　记者：工作人员一般多长时间能够找到返回舱？

　　侯鹰：虽然着陆场设计要求救援人员在6小时内发现返回舱，但从前4次回收情况看，只要返回舱正常着陆，一般都能在半小时内发现。

　　记者：按照严格的选取标准，符合条件的着陆点是否很少？如何选中的内蒙古四子王旗？

　　侯鹰：综合各方面因素，技术人员粗选了几个候选位置，然后经过实地勘察，勘察面积18万多平方公里，包括空中直升机勘察17架次，地面勘察驱车行程23000多公里。最终决定把主场选在内蒙古四子王旗，副场选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附近的巴丹吉林沙漠西北边缘地区。

　　所有搜救人员可实时对话

　　飞船返回时，北京指挥中心可以与现场的每架直升机上的每一个人进行实时通话。

　　记者：飞船着陆后，怎样对返回舱进行搜寻？

　　侯鹰：通过一个完整的主着陆场和副着陆场无线电测量系统，我们能够在飞船一进入大气层后就对它的轨迹进行测量和跟踪。搜救直升机和汽车上都装有能够发现飞船返回舱发出的各种无线电信号的无线电定向仪。

　　记者：怎样对航天员进行救援？

　　侯鹰：如果航天员身体情况正常，就由搜救分队中的航天医学专家和医生做简单处理后，由直升机运往最近机场，再用运输机直接送回北京。如果需要救治，则用直升机或汽车迅速送至呼和浩特的指定医院进行治疗。

　　新华社供本报专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