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火箭系统总指挥--黄春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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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春平，福建闽侯人，1938年生，1964年毕业于北京工业学院，弹头总体专业。原任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副院长，国家高技术“863-409”主题首席科学家，工程管理和核弹头技术专家，博士生导师。先后担任长征二号E、长征三号、长征二号F及多个型号火箭的总指挥、副总设计师、主任设计师，参加和主持多种航天器、火箭的研制和定型。全国“五一”劳动奖获得者，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现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火箭系统总指挥，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科技委副主任。

　　记者：还记得您参加过多少次任务吗？

　　黄：记不清了，光参加过的型号就有十几种。

　　记者：我这里有一个统计数字：您参加和主持过9种航天器的研制和定型，4种运载火箭的研制，组织和参加了28次飞行试验，等等。

　　黄：我在学校就是学弹头总体的，毕业后分配到再入飞行器研究所，从事再入飞行器研究工作，先后搞过9种再入飞行器的研制定型以及有关的预先研究工作。

　　记者：什么时候开始接管运载火箭工作？

　　黄：大概在1975年左右，我开始兼管运载器。最早是管“长二E”。有一段时间我同时兼了三个总指挥。因为再入飞行器也有遥测、外测、自控、再入滚转控制、防热等技术。从这方面来讲，和火箭也是一致的，相差不是很远。那时候任务比较多，兼管的事情常常有，都是服从大总体安排，叫我管啥我就管啥，不会的就学。一直到载人航天工程启动，我才集中精力搞“长征二号F”火箭，其他型号都让别人去管了。

　　记者：您是“863计划”409主题的首席科学家，那时候您主要负责哪些方面的论证？

　　黄：那时候我是再入飞行器研究所副所长，还在兼管运载器和再入飞行器研究工作。1987年2月23日，中央任命专家组成员，要我领导防御技术方面的工作，开始做概念性研究。

　　记者：实际上“863计划”论证完之后，您又回到了“载人航天”。

　　黄：在“863计划”论证之后，我很快又转到载人航天工程这边，负责“长征二号F”火箭的研制。其实那段时间在全国范围内搞调研，接触的专业面很广，超出了我以前搞火箭的研究范围。看得多，对我也是一次极大的锻炼和提高，对以后的工作都有很大的帮助。

　　记者：火箭系统是载人航天工程七大系统之一，作为火箭的总指挥，要管的不光是那一个部件或者那一项技术。

　　黄：要管的东西实在太多了。但我管理有一套方法，就是从最细微的部位抓起。这么大个火箭，千头万绪，哪个部位都很重要。就像一个人，是一个完整的协作体，少一个指头就成残废了。怎么抓呢？从元器件抓起！我亲自去元器件生产厂家看，去解决存在问题。我为什么这么重视元器件呢？元器件是火箭的细胞，是最基本的东西。有一个元器件老化了，坏了，就可能造成整个工程的失败。在这种情况下，我对元器件一开始就很重视，也是我这几年来尝到的一个甜头。

　　记者：火箭上一共有多少元器件？

　　黄：火箭上大约有5万个，协作单位60多个。飞船上面元器件要多一些，7万左右，整个加起来12万多一点。

　　记者：当初是不是也是您亲自去选厂家？

　　黄：我们在全国进行了两轮大的调研，才最后跟选定的厂家签订协议。有一点很困难，就是产品的质量。我们国家的生产标准实际上没有宇航级。按道理说，搞载人航天的元器件产品应该是宇航级的，像美国、俄罗斯的航天产品都是宇航级。

　　记者：它跟普通的有什么差别？

　　黄：质量好，失效率低。宇航级的失效率在10-9到10-12之间。

　　记者：我们国家目前的产品能够达到多少？

　　黄：我们国家生产的最好的元器件，失效率只能达到10-6，跟人家差一大截子。怎么办？质量上不去，那工程怎么办？针对这种情况，我们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方面在系统设计上尽量采取冗余技术，就是说坏了一个还有备份，关键部位有三份热备份。另一方面元器件也要尽可能地做好。为此我们提出了严格的技术条件。当时我们跟厂家签协议的时候也跟他们商量，提出这样的要求。我说钱我只能给你们那么多，但是我们的元器件要按这个条件做。

　　记者：他们同意吗？

　　黄：好多厂家都有困难。但为了载人航天，他们也只能这样干，我们没有更多的钱。为此我们把各厂家找到北京来，开了两次大会，一家一家地谈，一家一家地做工作。

　　跟厂家打交道的时候也还都很支持，大家都互相理解、互相信任。我们谈判的时候，先不谈经费，先谈产品。经费我会实事求是地给你。我们的产品指标提高了，测试设备、检测设备都要跟上，而且要求“零失效”。验收的时候有一个失效，我们就不收。这么高的要求，研制经费都没法充分解决。这件事我很感谢我们这些厂家，把我们国家现在的元器件提高了两个数量级以上。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我们用七年时间完成火箭的研制，还是顺利的。

　　记者：听说“神舟”一号飞船打成功之后，您亲自到各元器件厂家答谢，您真是为我国火箭的研制操碎了心。

　　黄：我的确非常感谢他们，不但为我们，也是为整个载人航天工程、为国家做出了贡献。所以“神舟”一号打成功以后，我亲自到厂家去答谢——也没有全去，但集中了两三家以上工厂的城市，像西安、成都、贵阳、哈尔滨、杭州等都去了。北京厂家最多。答谢所用的奖章、锦旗的设计都是我亲自拍板定做的。每到一个地方，我们都把当地政府领导都请来参加我们的答谢会。这当然只是一种精神鼓励，我们没有那么多的钱拿来酬谢。他们也很高兴，觉得我这样做提高了他们厂家的知名度，让当地政府都知道，都来支持，从侧面起到了一定的效应。

　　记者：您原来是航天科技集团第一研究院副院长，但大家给您起了个外号叫“元器件副院长”，名不虚传呐。

　　黄：“元器件副院长”的名号当然是玩笑了。但我这样做了以后，大家都尝到了非常大的甜头。元器件质量过得硬，就直接保证了火箭的质量，这都是以前基础打得好。我不能保证不出问题，因为这也很难说。但是大家很放心。万一我的哪个元器件出了问题，或者不合适，要更改，要换。我打个电话，他们首先满足我的要求，加班加点给我做，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循环。我一再跟他们厂家说，我们之间不是甲乙方的关系，我们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按道理我们都下厂验收过的产品，拿回去出了问题不应该再来找人家。人家完全可以不认账，谁知道你拿回去怎么弄的，弄坏了又来找我们！

　　记者：互相理解、互相支持。

　　黄：这是一种大协作，不能单独拿钱来衡量。“神舟”二号发射前，控制系统设计上有一点问题，急需要一个高性能的二极管。我跟他们厂长打电话说，一定要把这个问题解决，要尽快。他们连夜加班，把性能好的给我挑出来，又是改，又是测，给我搞出来了。

　　记者：载人航天工程时间一直都赶得很紧。作为元器件工厂，他们的产品首先要到位，还得先行一步，可能更紧张。

　　黄：非常紧张，工人们都非常辛苦。尤其是“神舟”一号，我们好多工厂都是加班赶着做。有些元器件电老化试验要1000小时，四十多天时间，进度有问题。后来想个办法，把剩下的那几百个小时放到后面的测试试验中去。这样我可以先拿产品去装机，有问题再说，没问题就这么往下走了。“神舟”一号就是这么赶出来的。说实话，能在1999年把飞船送上天，这些元器件厂家也做出了很大贡献。

　　记者：你们在研制过程中有没有遇到大的波折？

　　黄：也有。那是1998年，又要进行合练，又要进行发射“神舟”一号试验船的地面试验，那是我们院最紧张的时候。因为在这之前，1997年3月份的时候，发现整流罩出现了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超重了970多公斤。那时就剩下一年时间了，我当时还在集中精力负责长征3号的发射。因为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要求我们在6月10号之前发射。长征三号是氢氧发动机，一旦有液氢液氧泄出，就会引起爆炸，压力也很大，脱不开身。直到1997年6月10发射完长征3号之后，我们才回来着手解决这件事。

　　记者：它不会影响火箭的推力吗？

　　黄：不会，火箭的推力是有余量的，主要影响到逃逸系统的速度。火箭在临射前或者上升段位出了问题，逃逸系统要带整流罩大部分和飞船一起逃离危险区，保证航天员的安全。低空逃逸就靠逃逸发动机，整流罩超重它就带不起来了，严重的话可能会因此造成失败。逃逸系统当初设计完之后请俄罗斯的专家来给我们评审一下，看看我们的设计行不行。

　　记者：这也从侧面说明了这项技术的难度和重要性。

　　黄：是的。这对我们是一项全新的工作，攻克这项技术也确实非常艰难，结果在计算的时候出现了差错。后来为解决这个问题，逃逸系统推迟了约一年时间，打“神舟”一号的时候逃逸系统一些产品可以不装箭。

　　记者：您做过多个型号火箭的总指挥，长征二号F火箭作为载人航天的运载器，与过去有什么不同？

　　黄：我总结了一下，长征二号F火箭与过去相比，有十多个第一次。第一次提出了可靠性指标要求，以前火箭都是事后评估；第一次提出了安全性要求；第一次设计故检和逃逸系统；第一次实现“三垂”模式；第一次实现远距离测试发射；第一次设计了两套控制装置；第一次搞弯喷管逃逸固体发动机；遥测系统第一次参与控制；第一次实施可靠性工程化；第一次实现软件工程化，等等，还有很多。每个第一次都是一项新的技术，每一项新技术都是一次艰苦历程的见证。

　　记者：从长远的发展来看，将来还要适应大型航天器的发射，可能还有更多的“第一次”。

　　黄：从目前国际航天运载器来看，还有航天飞机。不过我们正在研究可重复利用的火箭。

　　记者：相当于小型的航天飞机。

　　黄：可重复使用火箭这项技术可能在不久就会推出来。另一方面，从长远的发展来看，还是研究无污染推进剂。现在国际上使用的无污染推进剂主要是液氢、液氧和煤油，我们也在做。将来我国的航天发射肯定要向无污染的方向发展，推出新的大推力氢氧发动机和煤油发动机。

　　记者：使用无污染推进剂可以说是人心所向，但目前应用的并不是很普遍，它主要的难点在哪里？

　　黄：液氢、液氧资源丰富，用它们做推进剂又没有污染。这么好的事情为什么迟迟没有被广泛采用，主要还是好多技术问题没有解决。一方面氢氧发动机是低温发动机，要保证绝对不能泄漏，一泄漏就可能爆炸。因为它们可以自燃，氢、氧只要碰面就着火。就这一点来讲，四氧化二氮好维护一些，即便是泄漏，没有火它没事。当然它有毒性，这可以防避，比如带防毒面具等措施。我们以前也发生过这样的事，火箭点火时没点着，紧急关机了。如果是液氢液氧，处理起来就非常麻烦。

　　记者：加注过程中这种危险系数也大。

　　黄：对。加注安全更加严峻一些。几百吨的燃料，同时加注。加注管路都是几百米长，好多阀门，都要保证绝对不出问题。加注完了还有剩余泄出的问题处理。

　　记者：您遇到过这方面的麻烦吗？

　　黄：1997年6月发射长征三号，那时我承受的压力最大的一次，超过了“神舟”一号发射的压力。加注那天是6月5号，发射前雷电交加，终止了发射。加注好的液氢、液氧要同时泄出，因为它们是共底的，不能不同时泄出。否则储箱有压差就会被鼓破。泄完了之后发动机要气封，不能让湿气进去。因为那里面零下250多度，一有水蒸气马上结冰，就不能发射了，等等，每一项工作都很危险。

　　记者：真是如履薄冰，有点“在太岁头上动土”的感觉。

　　黄：这都是不可回避的。搞这种事业，处处都存在风险。许多人不理解，很难体会到搞航天、搞火箭那种大起大落、大喜大悲的感觉。“神舟”一号打成功之后许多人都哭了，我也哭了，从指挥所一直哭到宿舍。他们有人问我为什么会哭，我也说不清。高兴，激动，反正酸甜苦辣都掺到一起了，有经历的坎坷，有人民的希望，也有痛苦的时候，各种压力一下子释放出来了。

　　记者：“神舟”飞船已经发射好几次了，您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黄：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这种大协作给人的感觉就是无论是谁，遇到什么情况，都会义不容辞地以一个主人翁的态度去对待。这么多年来，发生了问题都是一起解决，一有故障，调动各方人员，大家都会合作。我一直都觉得我们这支队伍非常好，协作单位也非常好，跟一个家庭一样，处于一个很好的协作状态。互相之间也有争吵、产生摩擦的时候，但都是以大局为重，过去了就过去了。这种大工程，组织、指挥、协作非常重要。如果各干各的，那根本完不成。我们的事业，要靠集体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