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东锋

　　日前，广州市义工联计划从明年初开始逐步推广公务员“社区假日义工”活动，倡导各级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节假日休息时间，在其居住社区参加各类公益活动，每年累计不少于20小时，并建议将此纳入公务员晋升和职称评定等考核内容。(新浪网10月19日报道)

　　倡导公务员做义工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首先，它代表着政府治理理念的转变，其目的在于培养基层政府工作人员的公众意识、责任观念，促进基层行政道德建设，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将为人民服务原则落到实处。其次，在做义工过程中，公务员作为社区公益活动的参与者，与居民的角色是相同的，这消除了由工作职务带来的身份差异，有利于密切政府工作人员与公众之间的联系，拉近政府与公众的距离。

　　不过，能否将做义工纳入公务员考核内容，仍须我们做进一步的思考。据了解，将做义工纳入公务员考核内容，尚属国内首次。

　　从现实的操作层面看，不能简单地将做义工时间长短与公务员考核、晋升联系起来。根据组织行为理论，对一定岗位人员的评价应该以其职位所承担的工作、责任为基础。公务员的首要职责就是为公众提供高效、满意的服务，实现公众利益。因此，公务员考核应注重其工作时间内而不是其工作时间外的表现。同时，不同级别的公务员承担着不同工作任务，不同的职位也存在着工作时间、性质的差别，其评价标准也不能一概而论。因此，将是否做义工当作公务员的考核标准就不利于公平、公正原则的实现。

　　此外，将参与社区公益活动时间与公务员考核、晋升联系起来，有可能扭曲义工本身的意义。美国学者保罗·杰·伊尔斯利在分析美国人参加志愿服务的动机时指出，在美国那种个人主义至上的国家，却有那么多的人热心志愿服务事业，原因之一是“志愿者从这些活动中获得了更多的东西”。义工是以自愿为基础的，任何人都有选择的权利。作为一种超市场化行为，参与者不是为了某种功利上的利益满足，而是希望通过有利于社会、有利于他人的行动来体现自己的社会价值。

　　因此，将做义工与公务员考核、职称评定联系起来就面临着两方面的难题。首先，这一做法有可能将义工的自愿性转化为强制性，忽视了公务员非工作时间的自主选择权利；其次，这种做法有可能导致一种“为了职称做义工”的功利倾向，有悖上文所提到的义工原本目的和本质价值，这不仅不利于公务员自身道德培育，反而会影响到公务员队伍的形象建设。

　　事实上，仔细考察义工或志愿者组织发达、活动普及的国家和地区，我们就会发现，义工活动往往是一种非政府行为。例如，美国义工组织是非营利的、志愿性的、致力于社会公益的非政府性组织。它们在市场体制和国家体制之外提供了新的选择，在解决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义工活动功能在于，分担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基层政府无力关注的社会事务，实现一定区域内(如社区)居民的自我管理，其本质上体现了市民社会的充分发展。

　　记得英国著名政治学家柏克说过，审慎也是一种美德。公务员做义工，其本意是好的。然而在实现某种“善”的价值的过程中，我们同样不能忽略在这一过程中实现方式、方法的重要性，不能忽略其实际的运行效果。为此，我们同样需要谨慎的选择。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