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车线路铺完后，运营就被提到电车公司的日程上来……一张旧车票走走停停逛全城-本报记者王志辉特约撰稿刘海岩

　　市民抵制不坐车公司花招揽顾客

　　在天津市民的眼中，电车就好像是一个钢铁猛兽，“丁哐丁哐”地在两条铁轨上飞奔，听说还要用电，很多百姓都怕被电死而不敢上车。为了能够让天津的老百姓接受电车这一新鲜事物，电车公司当时还真想了不少“推销”的办法。

　　据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刘海岩介绍，在电车实行之初，天津人把电车看成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一个标志，许多人都开始抵制乘坐电车，街上不断地出现“好人不坐电车”的标语。电车公司为了让市民接受电车，首先从票价上下了功夫。

　　最初票价很高，电车公司就开始把价格设定在一般平民都能接受的水平上。据《大公报》报道，电车票价最高时是铜元(当时的货币)6枚，而最低时只需要铜元2枚。此外电车公司还多设行车线路上的站点，开设妇女专用席位，尽量迎合当时中国传统习惯。后来，电车公司又以“有奖乘车”的方式继续吸引客人，每月开奖一次，乘客用每次乘车时车价的号码进行抽奖，如果中奖，将由电车公司奖励银元或铜元若干。座位分等票价低逢年过节挂彩车

　　原公用局党委书记梅通友是一位老电车售票员，他亲历了电车发展的三个时代，如今虽已年近古稀，但对当时的情况他还是记忆犹新。

　　梅通友告诉记者，尽管1906年环城电车通车时引起了不少市民的兴趣，但是对“电”以及如此快速、“庞大”车辆的畏惧加上反对电车运动的影响，使得通车初期电车乘客很少。电车公司便采取免费献坐和低廉票价吸引乘客。最初电车的座位还有头等、二等之分。头等座位有绒垫，车厢有地毯、痰盂、电扇等；二等座位则是竹藤坐椅。头等座位票价只有一个铜子儿，二等座位半个铜子儿。随着市民对电车的认同和乘客的大众化，电车不再有坐席的等次，一律改为木座位。电车公司为了吸引乘客，每逢端午、中秋节日，在电车后挂一彩车，“编制水龙云月，内烛以五彩电灯”，雇人吹打奏乐，沿街游走，“引诱男妇老幼，游观如堵”。

　　与电车初建时不同，电车的票价可以说是一再降低。电车公司的各种推销办法逐渐引起了更多市民的兴趣，加上乘坐电车确实方便快捷，电车逐渐被一些市民所接受，乘车的人渐渐多了起来。到了20世纪20年代，电车已经被市民普遍接受，以其快捷、方便和票价低廉成为最受大众欢迎的交通工具。上班下班有车坐最低票价2铜元

　　电车之所以最终成为最平民化的交通方式，票价低廉是关键的因素。电车公司每次提高票价的企图都因受到广泛的反对而作罢。20世纪20年代，天津电车的票价最低为铜元2枚，最高6枚。就是说，最多花6个“大子儿”，就可以从北大关乘车到劝业场。即便是收入低微的市民，每天上下工也可以乘坐电车。

　　近代化的交通使天津穷百姓也坐得起电车，人力车反而成了社会中上层才能经常乘坐的“的士”。北京则不同，由于票价高昂使得北京的电车始终处在奢侈品和必需品之间，无法平民化。20世纪30年代的统计表明，城市人均每年乘坐电车的次数，天津为52次，高于上海的38次和北京的17次，成为全国电车乘坐率最高的城市。乘坐电车规矩多形象不整不欢迎

　　据刘海岩介绍，电车对促进城市市民行为举止文明起了一定的作用。如《电车公司行车章程》中，除了有关乘客上下车安全、购票方法的规定外，还规定了乘客携带物品的大小、重量以及乘客的形象和气味不得有碍同车之客；非抽烟处乘客不准抽烟；车上不准吐痰；有传染病者不准登车；车上不得用污言秽语，不得侮弄同车之客；衣服不洁可能污染其他乘客之衣或有碍同车之客者不准登车；车上不准带犬和各种动物等等，并规定了相应的罚款。这可以说是天津最早的城市公共文明章程。线路两旁商号多电车开出繁华区

　　在城市发展方面，电车促使城市的发展重心由旧城周围及河流沿岸向电车沿线转移，改变了传统城市的空间模式。“盖天津市发展之趋势，其初围绕旧城，继则沿河流，复次则沿铁道线，自有电气事业则沿电车道而发展”。民国以后，随着连接租界与老城区的电车系统的形成，城市商业投资大量向电车经过的路线转移。电车通过的奥租界大马路一度很繁华，只是由于意租界不准该界内主要街道开设商店，繁华地段至奥意租界交界处便中止了。日、法租界由于地理位置居于城市中心，加上租界当局对商业投资的吸引，遂使黄、蓝牌电车道成为大小商号的主要聚集区。

　　1912年，天津发生壬子兵变。袁世凯为了达到其政治目的暗中唆使北洋军队在天津哗变，大肆抢劫华界商家，尤其是估衣街等商业繁华区，迫使华界商家纷纷迁往租界。因为租界有条约保护，军阀的军队不得进入。最早迁到租界的大商号是最容易被抢劫的金店、绸缎庄，如有名的恒利金店、物华楼、敦庆隆、老九章等。他们首先在日租界旭街开设分号，其他商家也随之迁往。在这一过程中，快捷的电车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到了20年代后期，从旭街到杜总领事路，沿路已经开满了商号店铺，“大小商号迁往租界者，罔不争先恐后”，形成了至今繁华不衰的商业街———和平路。法租界的梨栈一带(今劝业场)，由于地处电车枢纽，黄、蓝、绿三条路线在这里交会，更成为商家必争之地，该地区迅速繁荣。1929年，劝业场、天祥等大商场先后建成，使“法界梨栈”取代了日渐衰落的华界北门外，成为近代天津城市的中心商业区。

　　可以说，今天的和平劝业场繁华商业区的形成，与电车交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坐电车、逛劝业场，成为30年代天津都市流行的生活时尚。商民抗议呼声高电车北扩遭反对

　　尽管遭到如此多的反对和抵制，围城电车毕竟已经通车并逐步为市民所接受，但电车公司在老城区进一步的发展计划却遭到挫败。1911年，津浦铁路修建车站(即今天的西站)，电车公司根据1904年的合同提出将电车轨道由北门铺筑到西站一带。电车经过的河北大街有三百余户商民联名上书，极力反对电车通过。此时清王朝已经濒临末日，直隶总督陈夔龙为安民心，不得不拒绝了电车公司的计划，此后从西北角铺设到济安自来水厂的计划也没有再提出。

　　两年以后，也就是1913年，民国政府工程局准备重修金钢桥。天津电车公司趁机提出将电车从东北角通过金钢桥铺至河北新车站(即今天的北站)，并表示可以承担修筑金钢桥的部分经费。这一计划遭到强烈的反对，尤其是大胡同的商人、人力车商以及商会，最后顺直省议会投票否决了扩修电车的计划。他们反对的主要理由是：上等社会有汽车马车、中下等社会有人力车，天津的交通已经非常方便，没有必要再通过修电车扩大外国人的权利，而且电车会造成人命伤亡，数万人力车夫的生计也受到威胁；商人们则认为修电车会泄了大胡同的气脉等等。因此，将电车通到海河以北的计划一直未能实现，直至20世纪40年代后期国民政府接管公司后才铺设了通往北站的紫牌电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