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发言的是中国社科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家华同志，他长期以来从事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他演讲的题目是物欲消费观念反思。

　　潘家华：

　　各位领导、女士们、先生们，我响应主席的号召，争取在20分钟内结束我的发言。

　　我讲的题目是《物欲消费理念》。开始我想批判，批判不行，咱们反思一下。我们每位都是消费者，我们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考虑一下我们每位的消费理念，是不是符合我们上午、下午潘会长界定的环境文化理念。

　　就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相融洽的理念。这很自然，我们很多人的消费都是希望多多益善，都有很多物质的欲望，这是人之常情，这也是为我们社会创造财富，为我们每个人生活质量的提高都有非常积极的效应。但是，它也有一些非常消极或者负面的一些效应。它有它的片面性，它不考虑很多限制或者是约束，而且在消费中有很多抵消的一些效应。所以，我们应该建议大家，在我们消费者物欲消费行为当中有一种权限约定的概念。

　　我们现在从消费的行为理念来看，这是从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中间的一个基本理念。按照效应理论，经济发展一般都理解为经济增长。那么经济增长也就是一种收入提高，收入提高的度量就是金钱，就是货币，大家兜里面的钱多了，这就是经济发展的水平提高了。这个对不对呢？在我们现实，我们一般也认为是这样，比如说上个世纪年代，影响很大的，就是罗斯托的经济发展阶段论，他就是这样讲的。我们从传统的低消费生存式的农业社会，经过起飞，经过推进，最后到一种大额的、高消费的一工业化社会，这就是罗斯托的经济发展阶段论。我们现在大家也在讲这么一种经济发展的阶段。

　　从国际上的应用上看，这个度量实际上也是一种经济增长，单一的货币的指标。世界银行每年出版的世界发展报告所用的指标，对各个国家的排序很简单，就是一个人均收入指标，现在有所改进，用购买力评价。但是，实际上还是一个收入指标。那么，我们国家一直强调我们的发展目标，基本上也是属于我们GDP的翻番再翻番。当然，我们在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中间，对这个有了一些更正，在十六大中，江泽民同志的报告中所讲的小康社会的目标是四个目标，是社会指标、经济指标、人文指标和货币指标。

　　我们现在进行这样一种设想，一个人收入水平很高，购买力很强，那么如果他的身体状况不好的话，有汽车开不了，想出去玩动不了，这是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每个人都喜欢多才多艺，来点音乐、弹点琴，或者是会书画，但是安排得很满，没有时间。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主张和思想观念，我们如果没有发言人、没有政治权利，主张得不到一种认可、得不到一种接受，那么每个人思想上受到一种巨大的压抑。这样的一种情况，我们算是一种很好的很高的生活质量水平吗？确实是值得我们反思。

　　对于这样一个高收入者来讲，他的生活质量高吗？并不尽然。有些人为了高消费整天忙于工作。我们中年人有些是为了国家、为事业，实际上有些是为了消费、为了钱财而累坏身体的。还有一些是贪污腐败，走向犯罪的，这就是另外一种与物欲消费相反的结果。

　　那么怎样体现生活质量的水平呢？在上个世纪50年代，全社会认为除了物质水平以外，还包括营养状况、身体条件、期望寿命、收入水平等等的一些标准。那么在80年代中期的时候，诺贝尔经济学获得主阿玛蒂亚·森提出后福利主义的发展观，他认为发展就是人的各种潜力的实现，能力的增强，基本的营养，健康的身体，工作的机会，民事权利，政治自由等是人生俱来的权利。

　　那么在199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选用收入水平、期望寿命指标和教育指数这三个指标，来对人文发展作为一个全面综合的度量。

　　消费可分为基本消费和奢侈消费，对于基本消费来讲，我们每一个消费者都应该有生存的权力，应该满足基本的这么一种消费。对于奢侈性消费，我们下边具体再谈。

　　物欲消费并不反映我们的生活质量，而且它的奢侈性消费倾向非常突出，无论我们的房子，还是汽车，我们看到北京的汽车排气量，再到欧洲去看看汽车排气量，我们这儿追求的都是1.6、1.4、2.0的，那么欧洲的一些家庭的轿车都是追求的1.6就算是高的了，一般都是1.2。那么这忽略了一个什么问题？从生物学角度来讲，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一个生老病死增长，有这么一种生物学意义上的约束，不可能是无限的。我们的身高、我们的寿命、我们的营养都是一定的，并不是多多益善，而且也不可能多多益善。

　　从物理学意义上讲，我们现在有两个约束条件在这儿，一个是属于生物学意义上面的，一个是属于物理学意义上面的。从物理学意义上面讲，我们就只有一个地球，不可再生资源，只有按照我们现在的数量的话，就只有40年的时间，煤炭多一些，也只有200年时间。那么，我们说可再生资源也不是取之不竭、用之不断的，太阳能是恒定的，不衰减的，单位面积的太阳能强度是一定的，所以可再生资源也是一定的范围内可再生。所以我们有两个约束在这儿，和我们物欲消费的理念是完全不吻合的。

　　我们看一下人均期望的收入与我们收入的水平。这个是2000年世界上180多个国家和地区，收入水平和期望寿命的一个点阵图，非常简单，一目了然。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我们期望的寿命越来越长了，因为收入水平提高了，大家寿命增长了。但是，一旦增长到一定的程度以后，就不怎么增长了，我们想活150岁。但是，我们现在大家只是想想而已，现实至少在当前的经济技术条件下，我们还不可能实现。所以有这么一种生物学的约束在这儿。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无限的消费呢？从食品消费来看，温饱以后可以再提高一下，但是收入太多了以后，富贵病出来了，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心血管疾病就来了。所以，我们看一下德国，从60年代，每人每天的消费能量是3500大卡，后来他们减少到3200大卡，我们现在比较低，是2700大卡。只要吃饱了就可以了，并不是吃得越多越好。

　　现在有一种新的概念，有正的效应也有反的效应，按照经济上来讲都是有效应和效用的。我们喝水是为了止渴，我们吃饭是为了充饥，我们穿衣是为了取暖，都是有效用的。如果我们的消费能够给我们带来正常增长效应的话，这就是正的效用。如果我们的消费带来的是没有增加效应，反而还有一种负担，这就是一种负的效应。比如讲我们现在吃饱了，我再多吃一点，撑一点，多吃一点所增加的不是大家所希望增加的重量，那么就是负效应。所以，够了就够了，多那么一点没有效应，反而是负的效应。产生这种负的效应以后，体重过重以后，咱们减肥，减肥的这部分消费实际上是什么呢？是为了回归到我们这么一种正常的效应，这种消费所产生的效用是一种反效用。我们这儿就把效用分成三种类型，一种是属于正的效用，一种是属于负的效用，另外一种是反的效用。

　　从经济学意义上面讲，不管是正效用、反效用还是负效用，它都是效用，取三者绝对值的和。因为我们负的效用吃得多了，但是商场赚了钱了，那么我们这样一些反的效用，减肥食品、减肥茶，这样一些减肥、美容所有的这样的一些东西，这些反的效用都有增加值，都产生GDP，包括我们现在污染的治理，尽管我们是为了消除我们生产过程中间所产生的这些负的外部效用，但是这些是有GDP增长的，是有增加值的，所以从经济学上面来讲，不管是正效用、反效用还是负效用，都是经济学上面的效用，都有增长。

　　但是从生活质量，从物欲学意义上面来讲，正好相反，就只是那么一种正效用给我们带来这样的效用，负的效用实际上是多余的，累赘的，不必要的，反效用实际上是为了使我们回到一种正常的状况，所以那也是属于多余的、不必要的，尽管它产生这么一种GDP。

　　我这儿有一个图，大家可以看看，从经济学意义上来讲，不管是效用、负效用或者是反效用，都是经济增长，增加值。那么从经济学上面来讲，正效用产生价值，负效用实际上对我们身体没有好处。另外一部分吃一点减肥药，喝一点减肥茶太使我们回到正常的状况。所以负的效用和反效用在这儿实际上是互相抵消的关系。

　　那么，现在既然物欲消费有非理性层面，我们应该怎么办呢？第一，我们应该注重生活质量，应该是全面的发展，不光是以经济指标，还要考虑其他的，社会的、人文的、环境的、资源的，方方面面的一些指标。第二，要认识我们这么一种生物学和物理学意义上面的限制，这个限制是存在的，我们是不可能否定的。对于我们人类社会来讲，在我们消费者理念中间、在我们消费者行为中间，我们都应该有权和限的约定，这个权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生存，每个人都应该享受基本需求得到满足的权利。但是，多余的奢侈性消费并不一定有益。对奢侈性消费应该对那一些负的效用和反的效用加以遏止和限制的。这就要求我们每个消费者的消费理念应该有这样的转变。

　　潘会长所讲的，环境文化理念对我们消费理念的形成具有非常大的意义的。光有这么一种理念是不够的，制度规范对于道德规范的强化是必要的，除了这个以外，还必须有经济手段的问题，我们必须用经济社会的手段。因为大家物欲消费对物质财富的追求，实际上是经济上的追求，那么我们也应该采取经济上的手段。经济上的手段国外现在用得很多，对于我们现在来讲，我们提出一种什么样的概念呢？就是资源消费的累进税制。我们在座的可能是一些高收入者，我们通过这么一种累进税制，大家为社会做一点贡献，大家对自己的消费加一点克制。什么叫累进税制呢？我们收入里面有累进税制，收入里面高的一部分，纳税的比例也高。你自愿消费的量越很大，你交的税率就越高。

　　这么一种累进税制有三种积极的意义：第一，它可以保证弱势社会群体的权益，因为对于我们那些社会的弱势群体，那些贫困群体，我们的税率可以是负的税率，负的税率实际上就是一种补贴，我们对于弱势群体就可以给他一种补贴，保障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那么保障社会弱势群体利益的经费从哪儿来呢？就是从社会高收入人群当中的税率当中来。还有就是遏制负效用和反效用的资源消费。能够体现生物学和物理学的限度约束。第三个就是筹措资金。这个我讲过了，这个在国际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说南非，他就有这样的政策，对每一户人家60度电是免费的，超过60度以后就得交费，超过100度以后，另外增加30%的税率，超过200度以后，增加80%，是累进的税率。印度现在也在实行这样的制度。在南非不光是电，水也是这样。

　　这么一种税率我们可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从价税率，一种是从量税率。对从量税率，我们对水、电、汽油消费都可以从量，你消费的量很大，你增加的那一部分缴纳的税也高。奢侈性的消费我们不算违法，不违法就不应该禁止，如果不禁止的话，我们还是应该允许他消费，允许他消费就多交一点钱吧，没问题的。所以，我们可以采用从量，根据消费的量来计征这个税率。那些不好从量的，我们就按照从价，像烟、酒、住房，同样的面积我们在不同的区位，价格差得很大。所以，对于这样一些不好计量的，我们就从价来计征税率。有的经济学家倡导大家有第二套、第三套住房，很好，在我们享受第二、第三套住房的同时，我们也为社会做一点贡献，也认可一下这么一种生物学和物理学的限制约束在这儿。

　　我的发言就到此为止，谢谢大家。

　　主持人：

　　谢谢潘家华主任的演讲。下一位发言的是中国改革杂志社社长温铁军先生，他主要的研究领域是中国农村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等方面。他今天要向大家报告的题目是乡村建设与生态环境。

　　温铁军：

　　各位领导，各位老师，各位朋友们，叫我经济学家我很惭愧。因为昨天有人跟我讨论这样一个问题，我说我刚刚接到北大经济系一个年轻人的来信，他说他的系主任在他入学的时候讲，中国没有经济学。中国没有经济学何来中国经济学家呢？对于我们被称为经济学家似乎是一种误导。所以说我今天不讲大道理，我想利用我20分钟的发言时间给大家讲讲故事。

　　一个是我刚刚采访回来的故事。8月份我去墨西哥进行学术交流，正好赶上一件大事。大家知道国际上的恐怖主义，恐怖给人的形象就是戴着一个蒙面的帽子露着两只眼。我就到蒙面军出没的地方去，然后把它发表在第9期的中国改革杂志上，题目叫"现场目击蒙面军"。和上千个戴着滑雪帽露着眼睛的蒙面军站在一起，我没有恐怖感，然后由他们引导，我又到原始森林坐了独木舟，到印第安土著人生活的那种边缘的地区去，那是蒙面军控制地区。一路上看到的就是刀耕火种，严重的生态环境破坏。一路的走，在他们中间生活，和他们一样被蚊子、跳蚤咬得睡不着觉，不得不思考，为什么你睡不着？

　　这些土著人，他们为什么改变了印第安人的传统观念？历史上他们一直被认为是和自然最和谐的一部分人，他们不多打野兽，他们不破坏生态，他们只满足自己最基本的生存需求，这是他们几千年来所秉承的传统，那么为什么他们现在改了？刀耕火种，砍伐树木，这一切使我这个被称为经济学家的人感到不解，为什么？这样的故事我不想多讲了，反正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在中国改革第9期上我把这篇通讯报道发出来了。拿不到杂志的可以上中国改革网去看。

　　总之，这背后隐含了一个非常重大的制度问题，什么制度问题呢？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我先后已经去了4次了。我不是一般的到那儿和学者交流一下，我是一定要下乡入户的，和当地农民在一起。

　　其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我问一个农场主，我问他，你的农场在哪个州，他说你问错问题了，你应该问哪个州在我的农场，也就是他的农场面积大过了州的面积。什么毛病出来了？假如你认定私有化是解决农业产业化的途径，那么土地私有化的结果就是按照一般农业的规律，扩张规模，来应付不断追加的资本投资的成本。于是乎，这个世界范围的农业就是在追求规模的扩张，追求规模的扩张就必然是大农场击垮小农。小农是谁呢？就是几千年来维持着和自然相互和谐的印第安土著，这样他们唯一的生存办法就是到荒无人烟的原始森林当中去砍伐，去刀耕火种，恢复他们祖先生存的原始状态，这样必然会破坏生态破坏自然。但是你有办法不让他生存吗？美国人有办法，美国人宣称印第安人作为一个种族已经不存在了，因为他们只剩下了42万人。但是在墨西哥不能是这样，特别是有的州，印第安人作为土著人生存的还占绝大多数。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如果你想要保护生态、保护环境，至少在农业上要防止土地私有化。今天我们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告诉我们，你们只有土地私有化了，中国的农业才能参与国际竞争。我说，你就是把中国土地私有化一万遍，也参与不了国际竞争。我们的学者在美国采访农场，一般是考察大农场，卫星定位、大机械工作，他们没有像我一样考察中小农场的破产原因。这类农场的破产原因是资金不足，400公顷以上才有收益，那么我们的土地人均规模0.5公顷，何年何月才能达到美国农场赢亏基本持平需要400公顷的水平？这就是活生生的规模经营，全球化。不到老百姓中间去，不走到人民中间去，你谈环保，谈资源环境的可持续，我觉得就好象是一场梦。我要跟大家讲的第一个故事，就是蒙面军的故事。

　　第二个故事，我们知道，贵州山区是我们国家非常严重的水土流失地区，近些年来水土流失越发严重。很多各种各样的国际组织，特别是NGO组织对此忧心如焚，纷纷到贵州去搞扶贫，不知道他们有没有了解，为什么贵州那些人愿意到陡坡上去耕种，坡那么陡，在石灰岩山上的石灰缝里面刨一点土种下几棵玉米，。是他们愿意那么做吗？贵州人经常告诉你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叫草帽田。有那么一个人有28块土地，他爬上去耕种，耕作了27块，还有一块地左找右找找不着了。拿起草帽一看，剩下的一块在这儿呢，就在草帽底下。这就是水土流失、自然破坏的结果，他们愿意跑到陡坡上耕作吗？错了，是因为贵州是最早推行耕地承包30年不变的省份。为什么这么说？是因为他们的耕地资源高度短缺，从大包干之初，贵州省人均耕地面积是0.78亩，低于联合国所规定的土地对人口最低生活保障线0.8亩。你规定他30年不变，新增人口吃什么上哪儿去耕种？

　　1978年大包干，贵州是第一个省。那时候出生的人口现在多大岁数？25岁以上，孩子都有了。30年不变，让他们上哪儿去生活？所以，只好爬上陡坡，去把陡坡一点点的表土层全垦完。你们想想这个故事背后隐含的体制因素是什么？就像我讲第一个故事墨西哥，当我们寄希望于解决三农问题，靠加快城市化来提高农民收入的时候，我告诉你们墨西哥的城市化率是80%，我们现在才40%，墨西哥的人均收入曾经达到过6000美元，我们现在才1000美元，但是他们仍然有农民贫困的问题，还有34%的贫困率，远高于我们。他仍然有农民起义，仍然有我们刚才说的蒙面军的故事，仍然有刀耕火种，仍然有继承了几千年传统的印第安人把自己的传统不得不抛弃的情形。这就是体制之恶。

　　我讲的关于贵州的故事，为什么有草帽田？为什么要陡坡垦殖？那么这就说明我们有不好的地方。今天上午那位朋友陈佩斯，他在台上发言说我们现在有很多政策是不利于环保的，这话说的不错。我想这两个故事，一个国际的、一个国内的，大概可以为此做一个注解。

　　我再讲第三个故事。人们都在说，北京交通拥堵，因此说汽车排量有问题，汽车质量有问题，国产车不好等等。我在纽约的曼哈顿生活了半年，我自己开车，我就奇怪纽约曼哈顿这么大的城市这么多的车流量只有一条环线，北京有曼哈顿的车多吗？可我们五环六环都有了。为什么？还是制度问题，什么制度问题呢？是国家垄断征占土地。是我们依然维持一种土地垄断的封建形态，你们知道这种国家垄断征地制度的风险是什么吗？你在曼哈顿岛上看不到干部大院，他们的车流是分散的，而我们因为圈大院，所有的车都得上公路，这是圈大院的恶果。然后就是土围子，划地为牢，每个地方恨不得把自己门前的那块地划成自己的停车场，这是典型的封建，哪是城市化呢？

　　再讲一个故事。天天讲环保，你们知道北京儿童医院每年生出多少残疾的孩子吗？每年统计的数据都上涨，为什么？是因为我们过量的使用农药和化肥。我们亩均化肥的使用量是美国的2.3倍。城里人们不要以为老农民的事跟你没有关系，他们大量使用农药化肥，你们的日子不会好过。就像今天上午那位香港女士，她说她做母亲了，担心孩子，虽然她的孩子可能还相对健康。可我们这儿呢？你们多少人在吃那些农药化肥高残留的农产品？因此，搞农的人经常说，别看市场上那些绿油油的菜那么诱人，我们都不敢买，因为那里面富含亚硝酸，致癌的物质。我们现今为什么医药产业越来越蓬勃的发展？因为不环保而造成了残疾的高增长。我们应该多关注9亿农民的事情，这样才有更好的发展，因为他们是最无助的弱势群体，你们把他们挤得没路可走，最后受伤害的还是我们自己。

　　从这几个故事，我想说几句我们要干什么。现在，我在搞乡村建设，所以我今天发言的题目叫乡村建设与环境保护。其实，是环保和文化的结合，你要让老农民知道，你们现在的意识形态，给农民的东西，不是墙上画一张饼让他永远吃不着。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9亿农民，2亿3000万小农户，人均土地0.5公顷。现在我们强调环保，强调环境文化的时候，对大家意味着什么？而这个社会的主流媒体、主流舆论告诉农民，你们必须致富，只有致富才英雄，谁不致富谁狗熊。

　　我想说，要告诉农民得现实起来。我们走不了现代化，我们追不上那个潮流。一个人口大国，资源短缺。谢局长今天上午的报告讲得很清楚，我们三分之一的石油资源靠进口，按照这种追法追下去，你不是今天得非典，就是明天得典非，反正肯定会得，后代肯定不好过。所以，这种方式城里人接受不了，我是搞农村问题的，那么好，咱们搞点乡村建设，跟农民说。说什么呢？第一别追求现代能源，别以为都用电就是好事，咱们使点沼气，使点天然能源，搞点水能，搞点风能，搞点太阳能，这在咱们的乡村运动中，比上一代人，这是我们新的东西。所以我也希望文化界、影视界的朋友们多宣传点这个，让农民别追现代化浪费资源的做法。因为历史上农民就是烧点柴火什么的，人家就不使咱们这种高成本的东西，人家不浪费资源，自己消耗地里种的东西。小时候我们上学的时候，农民给我们讲课，他问你们说北京大白菜为什么好吃？那是大粪稀灌出来的。现在都用化肥了，能好吃吗？所以让农民恢复几千年前的传统，那东西才是可以吃的东西，子女才会不受害，你看看咱们北京多少胖孩子，受得了吗，小女孩年轻轻的，胡子长出来的，还不都是吃美国垃圾食品吃出来的。所以我们告诉农民使用天然的，告诉农民还是恢复传统的小农生活的方式，粮猪是小农经济的传统，又种粮又养猪完全符合经济学的定论。

　　已经有众多学者勇敢承认中国没有经济学。是的我们还没有结合我们中国资源短缺、人口膨胀这样一个资源条件下的经济学，也没有和这样一个条件之下相结合的环保。所以我们现在要搞的就是首先要告诉农民，你面临的资源永远是短缺的，而且将来实现了55%以上的城市化率，仍然有7-8亿人生活在农村，你改变不了你现在的现状，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其二，我们不把那5亿农业劳动力当包袱，把他们赶进奴隶劳动市场，让他们一年到头干下来挣不上工资。

　　国家要农民自己组织自己，把自己过剩的劳动力用于什么呢？用于群体劳作，用于合作，用于改变家庭的面貌。前一段时间出非典的时候，大家就找我讨论，我说你们有没有想过血吸虫病是怎么解决的？如果不是靠6亿农民挖坑填窑能解决吗？靠那些医务人员拿药去弄，解决得了吗？现在我们没有人去解决农民的环保问题，我们需要群体，所以我们乡建中心是去把这样的人组织起来，去改变乡间的情况，告诉父老乡亲怎么生活，要他们从劳动过程的交流中，感到群体的那种力量，感觉他们在这儿一概都是环保的，都是生态链的，都是可持续的，只有这种方式才符合解局长讲的循环经济和咱们潘局长讲的生态文化。生态文化的概念里面，包含了有相当多的道家的、儒家的传统文化的东西，这些从哪儿来的？是从几千年的小农社会来的。所以我搞的这些东西，作为前面三个故事的总结，我叫做乡村建设、环境保护。谢谢大家。

　　主持人：

　　谢谢温铁军同志精采的发言。接下来请社会科学院政治所副所长房宁同志演讲，他演讲的题目是改造自然还是改变自己，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思考。

　　主持人：

　　谢谢温铁军同志精采的发言。接下来请社会科学院政治所副所长房宁同志演讲，他演讲的题目是改造自然还是改变自己，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思考。

　　房宁：

　　各位领导，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现在已经到了北京最好的季节，金秋的时节。今年的春天应该说是让人难以忘怀的，一场突如其来的自然灾难，把原本明媚的春天变成了我们一段痛苦的记忆。

　　在那个春天里，恐惧席卷了神州大地，恐惧让我们产生了敬畏，敬畏促使我们思考，除了我们人类，除了我们自己的欲求和利益以外，还有没有更高的权威，还有没有更大的价值？这为我们更加深入的认识人和自然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契机。

　　应当说，目前，我们仍然处于一个发展主义的语境当中，我们的民族正处于追求财富之上，全民求富，举世若狂。的确，追求发展，是我们人类迄今为止的宗旨。人的主体性表现为追求超越自己的课题，迄今为止人类的发展史是人类反抗自然、改造自然的历史。为此，人类建构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形态本质上也反映了这样的一种人和自然的关系。人类在挣脱自然的约束中，发展了自己，塑造了自己，对于物质财富的追求是发展的动力，而科学技术是我们发展的手段。

　　由现代科学技术装备起来的人类也显得日益强大，在改造人类的过程中获得了越来越多的主动性，这一切使我们的现代人洋溢着乐观的情绪。但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我们刚刚过去不久的那一场非典性肺炎的公共健康的危机，再次的提醒和证实了一个朴素的真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包括经济发展在内的一切人类活动都是要付出代价的。自由放任的发展主义以经济指标、物质财富的多寡作为人类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这是以工业化时代为背景的，是以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然观为认识基础的。刚才余教授谈到的自然伦理，实际上他的针对性就是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然观。

　　这种自然观否定超自然的神秘力量，是自然和人类的主宰，把人置于世界的中心，置于自然进化的顶端，人定胜天就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响亮的口号。在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然观里面，人被讴歌，人性被赞扬，被张扬。而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所谓的人和人性无非就是人的欲望、人的需求。总之，人的欲求被赋予了至关重要的地位。在科学昌明的时代，上帝被世俗化了，而我们人被神话了，这就叫以人为本。

　　在工业化时代，我们人类的全部经验应该说都支撑着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然观。但是，也就是在工业化发展到顶峰的时候，有人开始意识到了工业化发展所造成的新的问题、新的矛盾以及带来的新的困境。人类开始怀疑，在科学支撑下所获得的无所不及的力量，重新审视人和自然的关系。人们意识到原来我们任何的一种被认为的进步，任何的一种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同时又意味着一种退步、一种破坏和一种丧失。于是，一种投射出辩证思维精神的新的自然观理论就诞生了。

　　唯物主义的真谛，在于它说明了自然界规定着人类活动的最终的界限。尽管人的主体性扩大了我们人类活动的可能的空间，而这个空间最终是有界限的，那就是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和生态的平衡。以追求物质生产和消费为核心的价值体系，不断的推动着我们向自然进军，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喝令高山低头、河水让路，在这种价值观的体系中，是否有利于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利于增加效益，这是一个标准。也就是说，人类的经济活动，由于人类的技术和我们能力的发展，已经触及到了人类的极限，这是我们以往的经验所没有过的，对于人类经济增长的极限，人类甚至已经有能力来改变甚至整个破坏他所赖以生存的这个自然界，也就是说破坏我们自己的家园。在一定程度上今天的人类在透支着未来，传统意义的发展已经走到了尽头，或者说我们人类的发展已经到了转折的关头。人类是聪明的，就是因为我们能够从灾难中汲取教训。而人类在自然观当中最大的进展就是因为我们意识到了科学的局限性和人类的局限性。所以这里面我们应该讲几句科学。

　　环境与生态的问题和危机，促使我们终于认识到了这样的一个基本事实，就是人类依靠科学技术的发展，来解决资源、环境与生态问题的速度远远低于在现实中所制造问题和破坏环境与生态的速度。因为，人类中心主义的一个全部的技术性的支撑点，就是认为科学技术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不是没有看到这些问题，而是说这些问题是在发展中产生的问题。所以，还要通过进一步的发展，来解决这些问题。这个背后就是对科学技术的理解。但是，现在这显然存在着一个悖论，也就是说事实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悖论，科学技术支撑了发展，解决问题的速度远远低于他制造问题的速度。

　　这样的话，时间就不允许我们了，时间就不够了。这就注定了，如果我们不改变现代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那么，人类就必然会成为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环境灾难的时间竞赛中的输家。这就很容易使我们联想起那个古老的精卫填海的神话，或者说我们打个比喻，就是这种追求人类为中心的比较，就犹如追逐我们的影子，徒劳无功。

　　这里我们谈谈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使我们人类获得了解放，获得了自由，同时市场经济也将人类陷入自然当中，市场经济将人类的异化推向了极致。市场经济是人类本身极大的张扬，同时又使人类的主体活动失去了目的，需要附属于生产，生产源于竞争，人为物役。市场经济使人处于膨胀的状态，由于异化的需求使人处在膨胀当中，也在破坏和毁灭着人类本身。现在的生产活动已经构成了对人类自身的威胁，贪婪的人类恰恰是他自己的敌人。所以，人类难道还不应该改变自己吗？人类不改变自己，还能够改变些什么？

　　从总体上看，目前的生产水平，应当说已经达到了满足人类物质生活的自然的需要。刚才潘教授提到过需求的概念，实际上他作了一种区分，因为人类的需求是具有两重性的，一个是他的自然属性，一个是他的社会属性，人类的自然需求是有限的，而人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需求的社会性或者社会性需求是被社会关系所制造出来的，它是无限扩张的，这也是我们经常提到的炫耀性消费。所以我这里所说的人类的生产活动可以满足人的自然的需要，指的是这部分的需要。

　　既然，人类的生产能力已经接近，甚至在一些方面超过了自然需要本身这个临界点，那么也就意味着人类的贫困问题是相对意义上的而非绝对意义上的。人类要通过改变与自然的关系和制度来改变这个问题。人类一直希望通过自身的发展和强大，最终战胜自然，进而弥合人类之间的分歧和对立，在自然含量和生态所能允许的可能性空间内，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已经获得了充分的发展之后，应该说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体系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建立一个新的价值体系，是我们无法回避的课题。当然，未来新的价值体系的具体而周详的建构，应该说我们还无从知晓，但这一新的价值体系的基本趋向，应该说是确定无疑的，也就是说是我们人类主体性的指向的变更，从改变自然、改造自然到改变自己。以往人类也在改变自己，但是那是为了适应改造自然的需要，而现在和未来人类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将是改变自己，这就意味着人类急需和自然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人和自然的和谐，将是新的价值体系的核心观念。未来的人类既不再是人类的奴仆，也不是万物的主宰，和谐意味着人和自然的平等关系的建立，而新的和谐关系建立的起点，是一场改变主流价值体系的观念革命。它将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和决定论的窠臼，他将促使人类重新审视自我，重新评估历史，重新定义幸福。

　　发展生产，扩充财富，并不等于人和自然的终极关怀，甚至也不总是和人类进步的方向相一致的。和谐曾经是我们中国人的一种古老的社会理想，在经历了漫长的不和谐的发展之后，今天的人类终于又重新开始关注这个古老而又迫在眉睫的话题。那么，今天我们聚集一堂，在讨论绿色中国，应当说是向着这个美好的目标迈进的又一次的努力，希望我们这样的努力能够不断的持续下去。

　　谢谢大家。

　　主持人：

　　谢谢房宁同志的发言。下面发言的是中国电影集团公司一级编剧、著名文学家苏叔阳先生，他创作了很多文学作品，同时他也非常关注环境保护事业，注重环境文化的研究。他今天上午刚刚驱车从石家庄赶来，他演讲的主题是地域环境与文化的关系。现在我们有请苏老师。

　　苏叔阳：

　　刚才我非常荣幸的听到了我的校友温铁军先生发言，我相信他比我毕业晚。同时还发现我们曾经在某些学术领域上有交叉，我1960年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本科毕业，毕业以后留校给我的老师做助教，分给我一个课题叫做中国资产阶级的土地问题，其中点名让我去读晏阳初的评教会的问题，当时我是刚毕业的一个学生，于是努力的去研究，研究的结果在我老师的讲稿里，他的政治结论是这些人是反革命的。当时我闹不清楚，这些人都是留洋的博士，他们回来以后，脱去西装和长袍马褂，到农村去，在那里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他们怎么会是反革命呢？我带着这个问题一直很长时间。前几天我回想自己的创作生活的时候，谈到了这个问题。到今天温铁军同志终于给我解答了，我非常感谢他。

　　因此，我也有话说了。温铁军刚才提出了问题，说你们文艺界；看看你们都写的什么东西，我回答他，我们正在写现实存在的所有能给我们带来好处的东西，也就是短期行为的浮躁的作品。那些严肃的、重大的对民族做终极关怀的作品，已经逐渐的从我们的文坛消失了。我们要求作家和文学家，只有努力的认清时代，努力改造自己，才能从浮躁走向真正的现实和深沉。

　　我在无锡刚开完音乐文化和地域关系讨论会，我不是音乐家，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请我去。但是，去了之后，我觉得受益匪浅。我发现，那些音乐家非常严肃的探讨了音乐文化和地域的关系。当中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我们文学作品所表现的内容，也就是反映的那些存在，都是反映了你听得见、看得见或者是读得到的那些存在，此外还得去反映那些读不到、听不到、闻不到，但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东西。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那个地域所形成的独特的文化氛围，虽然有中华民族文化的共同点，但是也有他们的独特点。瞎子阿炳生活的地方如果不是有水的地方，不是有运河京韵的地方，不是有鱼米之乡的地方，阿炳也不会演奏出那么有影响的音乐。日本的音乐家指挥它的时候是泪流满面的，那些音乐家弹奏他们的时候也都流泪了。我没有流泪，因为我听不懂。但是我从那些音乐家他们对《二泉映月》近乎宗教崇拜的心情当中，我理解了人类还是需要神圣的，而这个神圣是从人类的一方土地上诞生的。我们古老的先贤最遵从两个名词，一个是和，人与人要和，人与自然要和，这个和是建立在序上的，没有正常的人类法则的序就不能和，需要有不同的个性共同组成统一大祥和的局面。

　　这是我们先前一直提倡的哲学观念。一个外国哲学家说，人类有一个思想的轴心时代，这个轴心时代就是公元前100-900年，正好是我们春秋战国时代。那时候各个民族对世界的不同万物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但是由于不同的民族做出了不同的回答，这种不同回答的思维模式就造成了今天世界各个民族不同的价值观念，我想有道理。所谓不同的回答，就是因为他们处在不同的地域，中华民族是处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这样广阔的地域上，春秋战国时代曾经为我们确立了思维方式，不过幸好有百家争鸣，不是舆论一律，所以造成了我们中华民族理论的多元性和我们中华民族文明的多元化，那么我们中华民族有很多伟大的思想明星，这些伟大的明星组成了中华民族的文明。

　　地域的不同，各个地域不同的文明、不同文化中就会表现出种不同形态的浮躁。比如说我们北京，把大街上，街面上流行的那些话，包括一些黑话拿来，当做北京话去说。现在竟然有文艺理论家宣称那是新的北京语言。也就是说大腕、猫腻、盖帽儿等等，这都是新的北京语言，其实有些是不能深追究，一追究起来是非常脏的。现在闹得外国人学中国话，把儿话音说得非常圆溜，就是标准。实际上是糟蹋中国的文化，中华文化那种庄严辉煌之气就没了。所以我们如何在文艺界形成有序的状态，我看很符合我们环境保护政策。

　　为什么？我们回想一下，我们设想人和其它生物在森林中是多么美好的场景。我们先秦时代小鱼没大的时候不下网，虽然和现在的环境保护理论不可同日而语，但是环境保护的思想已经有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天一合一思想，以及"天才"思想等，使中国把天看得最大，而整体的人又和天相齐。现在人家老批驳我们人权问题，我们回答说我们总得先解决吃饭的问题，那是基本的人权，但从来没有一个领导说，你们还没有资格跟我们谈人权的问题，我们中国人历来把人看得跟天一样大，你们人权是神授，我们人权是天授。我不知道咱们为什么不把这一点告诉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对他们说得先吃饱了再讲人权，这和其他动物不成一样的了？动物们是首先要讲吃饱的。当然，我这是瞎说了。

　　由于我们讲天人合一，所以我们从古到今基本的好作品都写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人的生死问题。因为人的生死问题是人的哲学命题：不知死安知生？当年我写大地的儿子周恩来的故事的时候，引用了周恩来的一句诗，他说我们努力的为着死，我们也努力的为着生。原来我不明白，现在我知道了，当你怎么解决了你死的问题，你才能正确的科学的对待你的一生。现在我们作家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能正确的科学的对待我们自己的一生，这个问题再说深一点，就是苏格拉底说的我们从何而来，我是谁的问题。刚才温铁军说现在基本的问题是没解决我是谁的问题，现在我们很多人认为自己就是大爷，我想说谁就说谁，再加上我们有一些政策的偏颇，就造成了很多不怎么的人也是大爷，谁也不敢惹，谁也不敢说他。

　　第二个问题，地域环境的不同。地域环境的破坏，也就干扰乃至影响了文化的进展和发展。我们刚才讲了，由于有非常"和"的地域环境，才有了那种非常令人神圣的内心感到圣洁的这样的作品。比如说我们常常说屈原，屈原在他最早的诗篇里把人的哲学问题，把哲学的基本问题引入到诗里面去，他的天问发了一百多个问题，他的离骚就谈到了生与死的基本问题。等到英国的大文学家、戏剧家莎士比亚，在谈到生与死的问题的时候，他比我们屈原屈老先生晚了多少年了。我也不懂英文，那句话是非常巧妙的，所以说各种各样的人可以翻译成各种各样的语句，活着就是死，死了就是活着，那么关于生命莎士比亚已经把人的基本的哲学问题写进去了。屈原是在尼罗江上思考这个问题的，如果尼罗江是臭水沟的话，他可能也想不出来。假如我们到处堵车，到处都是臭味烘烘的，那么你想写非常清洁、明媚的文字，以及闭上眼睛就晕过去的作品，也很困难。所以，这种烦燥的环境，就造成一些浮躁的文学。

　　前两天我和台湾诗人于光中先生对话，对话的结果，那些记者客观评定，说你讲的是大我，他讲的是小我，就是他本人。他的诗虽然写的很美，但是他写的是个人的乡愁、个人的亲情、个人的伦理。而你说的是中国大陆的大业。我回答说承蒙抬举，中国大陆每一个作家都是谈的大我，都谈哲学，谈历史使命，虽然那些哲学谈得有不对的地方，因为有人根本没学过，有的谈历史，虽然历史谈得也不对，因为除了唐宋元明清还不知道有别的。但是这种历史责任感在他们骨子里就造就了。现在的电视剧写的是皇帝怎么去找情人，怎么去找妃子，还有宫里的格格公主为了几克拉的戒指而争吵。包括现在我们餐厅里的说法也变了。我今天去一家餐馆吃饭，结果一进去，一个小伙子出来叫我帅叔，我说那由两个人搀扶着进来，东西要喂到嘴里吃的人，应该叫什么？是不是应该叫帅爷？

　　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应该写出促进环境改造的作品。我以前认为这个东西和我们的文艺关系不是很大的，这是我很坦率的说。后来我知道关系非常之大，从存在决定意识上来讲，我们有责任改造我们的国家，使我们中华民族生活在一个很好的环境当中，让华夏文明，再一次张扬，再一次光辉灿烂。我们曾经有辉煌的时代，今天我们整个民族变得不太深沉起来，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现在已经变得不那么沉得住气了。那么这就需要我们文艺工作者的工作，来调整我们的心态，使我们能改造出一个新的环境。

　　我曾经想，你们西方人都已经发展了，发展到什么都有，然后告诉我们中国你们要保护环境，让我们没汽车，让我们仍然过着从前下步走的生活，让我们的森林过以前的生活，回到你们理想的那种田园诗的生活，你们是不是太缺德一点了，我们凭什么就不能有汽车，我们凭什么就不能坐电梯走公路呢？那么后来我知道我错了，我们不因此走他们发达国家走过的路子。那么从而我知道了一个批判文学家，他在上海有一段话，他说我们发现中国人有几千年的寻找，有自己最合适的生活方式，这就是和平渐进的田园生活，我们外国人不若此。我们的文明教导我们要不断的竞争、进取和杀戮抢掠，假如全世界都能遵从中国的生存方式，那么全世界的和平早日就会到来。那么我们可以从外国人对中华文明的观感当中吸取一些教训，让中国的文艺家清醒起来，拒绝那些浮躁的不怎么样的东西，少挣点钱，多写一些有益于中华民族的、有益于环境的贡献。

　　主持人：

　　谢谢苏老师精采的发言，下面由今天刚刚当选的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的副会长赵忠祥老师做演讲。

　　赵中祥：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参加会议的同仁们，我之所以这么讲，是因为我昨天晚上主持了一台毛主席诞辰110周年的文艺晚会，它使我浮想联翩，我想到的第一句话是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第二句，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往往则是幼稚可笑的。因为今天每一位专家学者的发言都观点明确，且理论化和系统化，同时还有非常好的题目，我把我发言的题目定为环境通俗论或通俗环境论。

　　刚才几位学者作了很专业的演讲，我觉得我和他们的差距确实很大。我认为环境问题非常清楚，就是说我们想过好日子，过好日子我们就会给环境造成很大的压力。首先，现在地球上的人口已发展到六十多亿，上个世纪初期，只有二十多亿，如果人口继续增长下去，我们能否继续在地球上生活是我们将要面临的一个严峻的问题，因此讲环境问题首先是要搞好计划生育。

　　下面我讲一下这几年我在环境保护的宣传上都做了些什么。第一，今天我们讲的是绿色中国。李大钊有一句诗，"环球池边是我家，池边环球是我家"，这是我小时候念的，我觉得这是革命先行者在当时给我们提出的一种理念。我曾经到过井冈山，那是红色革命根据地，是我们心中的一个圣址，也是很多人向往的地方。我在那里时发现，井冈山最美的就是它的绿色。

　　和很多专家学者相比，我觉得自己很渺小。刚才温先生刺伤了我，他说，文艺工作者都干吗呢？当然温先生讲得很有道理。我非常敬仰马克思、恩格斯，当然还有毛泽东。我认为环境保护也是一个制度，一个生产力的发展和一个科学理念的问题。

　　我曾经看过中央电视台的一个谈话节目，节目中提到了这么一个数字，我想念给大家听一听，也许会对你们有触动。讲的是，如果生活区域的绿化面积在30%以上，我们这儿可期望的平均寿命就可以达到70%。如果我们的绿化面积增加到35%，我们的平均期望寿命可以达到75岁，如果我们的绿化面积达到45%或者更高，就可以出现很多80岁以上的老人或百岁老人。

　　刚才我听有的学者和专家说，有的地方绿化已经达到40%，不过，跟筷子那么粗的树不能进入绿化面积中，因为它不能产生足够的氧气。

　　我们中国人被饿怕了，近百年来天灾人祸、内忧外患，吃不饱肚子，现在好不容易吃得饱饭了，当然得放开肚子吃，那时候你要找一个心肌梗塞的人解剖给学生看，真的很困难。如果现在我们在饮食方面稍微调整一下，就未必有那么多的血压高的人，北京市统计患有血压高的人数占北京市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这就是营养过剩所造成的。消费不等于浪费，文艺工作者要劝善，咱们做点绿色消费好不好？你们家开条运河，你们家多栽几棵树，不是也得花钱嘛，干吗你们家非得吃燕窝鱼翅呢？作为文艺宣传者，我一定多做这方面的事情。

　　我是从1980年接触动物世界这个栏目的，今天在中国做到了家喻户晓，并且教育了几代人。有一次我这么说了以后，有人说，你赵忠祥吹牛，也不嫌寒碜，你教育了几代人，可是他真的忘记了这几代人中包括我自己，他真的误解了，搞环境宣传的人不是自私的人，自私的人搞不了环境宣传，环保是一项很无私的事业，凡投身于环保事业的人，不管你原来操何种职业，你都会有一种忧思，有一种忧患意识，有一种怎么让后代生存得更美好的良好愿望。如果我们现在破坏了环境我们的子孙后代怎么办。现在环境恶化得这么突然，这么急剧，这么促不及防，已经影响到我们这一代人，并使我们受到了报复，比如淮河流域地区的人，守着淮河没水喝。

　　下面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在九十年代中期，那时中国有两个野生动物园，一个是在上海，一个在深圳。何广美先生曾多次到《人与自然》栏目作客，宣传野生动物园给当地经济带来了影响，同时野生动物园也是教育基地，因为我们城市的人离野生动物越来越远，那么让我们的孩子们了解野生动物，在这些方面我都身体力行的去为他宣传。有一天晚上一个女孩子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她说她是深圳野生动物园的一个工作人员。她说深圳野生动物园是一个虐待野生动物的中心，而且惨不忍睹，我没法在这儿工作了，说着她就哭了。她说那里养了那么多的野生动物，却喂不起，不是那几张门票就能解决饲料问题的。动物园用颗粒饲料给黑熊吃，黑熊不吃，造成了小的种群之间的生死搏斗，咬死了好几只黑熊，因为这些黑熊很饿。她还说他们那儿居然卖虎骨酒，而这种酒在国际上已被禁止了，我相信这位女士说的都是事实。原来北京有一个宠物公园，那儿只有几只狗，我看见那几只狗吃的满嘴玉米糊糊，可怜极了，我告诉那的领导说如果再不好好搞这个宠物公园就会变成虐待动物集中营。

　　有一次丁关根同志参加我的小组会，我就以此为题，因为我是做动物世界宣传的，我把这些事实都讲了，关根同志当时就讲，你们回去做一个焦点访谈节目，我回来就跟我们前任台长杨伟光同志汇报了，然后就请水均益带着一个摄制小组下去拍片，拍完后回来想播，但最终还是没有播。理由是我在两难当中，如果我们不去揭露这样一种很残忍、很不道德的事。不足以引起人们的公愤，也不足以起到警示作用。但是，如果一旦播出了，我们就会遭到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那么，我们选择哪一件更重要呢？当然我们民族的利益、国家的利益，作为新闻工作者来讲是重要的。所以，我们没有播，应该说是忍痛割爱。

　　这件事，在宣传上我割爱了，那么作为政协委员，我就此写过一个提案，我希望今后不要在没有条件的地方，再建立野生动物园。因为第一，我们不具备这样的经济实力，我问到一个专家，他讲，你要真是建一个动物园的话，在国外要花一个亿，你花几百万要养活那么多，怎么养得起，你家里养一条狗都要多少钱。第二，你在抓一批，运一批，运的过程当中，你知道以前的运货车箱人都喝不上水，哪管那些动物，运的时候死一批，到园内水土不服又死一批。于是，我写了一个提案，然后到中层人代会的时候，我碰到了林业部的部长，他说忠祥你写的这个提案我们会去仔细研究。但是，过了四年之后，大概每一个城市都有1-2个野生动物园了。就是说，人家说收效甚微，我不是收效甚微，我变成催化剂，好象催生它发展，于是我就写了第二个，写完了第二个，我也是真的不抱有太大的奢望和幻想了。

　　前两天温总理来中央电视台视察工作，我对温总理说您很喜欢诗，我引用两句：羁鸟恋旧林，池鱼林思故渊。我还对温总理说我们个人的力量是非常有限的，我们只能做一点身体力行的事，就是持续不断的去进行宣传。但是如果我们不从体制上和各级官员的认识上解决问题，那么环境保护将是一句空话。

　　我还要在这里给大家提一点希望。

　　我刚做动物世界的时候，是八十年代初。八十年代初可能我们还不懂什么叫环境保护。因为，六十年代的时候，人类发现了八大公害，包括伦敦烟雾事件，日本的水鱼病，八十年代才建立了环境理论体系。当然还有先知先觉者，恩格斯的大自然对人类的保护，他讲到了热带森林、过度的放牧和水土流失的问题。当然，我们的老祖宗也都提到了天人合一这样的问题，刚才苏叔阳先生也非常骄傲的提到，火药是我们中国人的四大发明之一，可结果是咱们放鞭炮，人家放火枪。我这样讲是想说明中国人不是没有优秀的传统而是优秀的传统没有被继承和发扬，天人合一这样的思想就没有被发扬。

　　另外，我还要讲一种生活方式，因为我血压高，这个血压高我后来翻了一个资料，说印第安人调查了另一个印第安人的一个分支，不是所有印第安人，他们是过着比较原始的生活，当然用我们今天的观点来看，是我们不堪忍受的一种生活，但是他们不吃盐，像白毛女一样不吃盐，因此在那个部落里面没有一例高血压，而且他们的血压平均是70-110。所以环境文化理论，我们要把健康放进去，作为我们这种文艺工作者或者是宣传工作者，我想应该一点一点的去进行宣传。

　　因此，这样一个问题，我还是想跟大家讲一讲。我开始搞《动物世界》的时候，我接到一封信，是一位南方农民来的，说赵先生保护野生动物，是国外王宫贵族的玩意儿，你们弄这个东西有一点近似无聊，我希望你多教我们怎么养鸭养猪。我哭笑不得，但是，我觉得我的动物世界播了很长时间以后，得到了一种回报。1995年通县有一个农民叫刘宝元，我把他请过来，他们家捡了一只受伤的秃鹫，他立刻通过别人辗转的找到了我。你不是动物世界吗，我就找你解决解决。这样我就立刻通知了广西市的林业局，立刻去看了这个秃鹫，然后把这个秃鹫接到一个野生动物保护基地放飞了。我们带秃鹫走的时候，那个秃鹫还侧着眼睛看着他们，因为秃鹫的眼睛是长在两边的，秃鹫在吉普车后面看着他，他们全村人哭着送。后来我把这材料给凤凰卫视，给了美国的几家电视机构，我说你们不要认为中国人没有环境保护意识，这是我们北京郊区一个普通的农民的环境保护意识。咱们不要互相指责，你们当初在开辟北美的时候，你们猎杀了二百万头狼，北美野牛也差点让他们打得断子绝孙了，我们从欧洲回来确实很羡慕他们的绿色环境，但是欧洲是生物化物种最少的一个大陆，特点是在野外没有大型的食肉动物。而野生动物的存在与否，一它是这个地区环境保护的一个标志。二它是环保意识觉醒的标志。

　　所以，我非常有意见。在非典结束后，报纸上又说林业部公布了40种野生动物可以食用。现在不是说不能利用，我们保护它的目的就是要利用。但是，现在是利用过分了，你到南方去出差，如果吃穿山甲，他会告诉你这不是咱们国家的是越南的，越南的也不能吃呀，这野生动物没有国界。

　　所以，在这里我刚才只是跟大家讲了，我走到一个地方，我只能以一个宣传工作者的一种良心去作宣传，我曾经去过江苏的一个县，县长请我吃饭的时候说我们这儿有一片原始森林，这个林子里发现金子了，我说这下麻烦了。于是，我就在那两天，就找了他们县委一把手、二把手、三把手，一而再、再而三的跟他们讲，我说这片森林比地底下都挖出来的金子还要珍贵，他们瞪着眼睛，好像不懂我在说什么。我说无法跟他们沟通，他不懂。最后我只能善意地说将来世界上森林都没有了，美国人到这儿来买你的森林，比你的金子还要贵，那时候你们就发财了。然后他们今年划了一个保护区，说金子先不采了。他说现在我们懂了，当年真没听懂怎么回事。

　　所以，作为文艺宣传工作者、新闻工作宣传者，在别人不理解的时候就要用最通俗易懂的方式去作宣传。比如说不许吃野生动物，最有效的宣传方式，就是我们电视新闻里播的一条，那个蛇剥了皮以后，尽是那么长的虫子在那儿爬。据说最近吃蛇的大大减少。说什么保护野生动物，说保护人类，说可持续发展，人类要提高，我觉得说了都没用，他们当官的都带头吃，只有这么一弄他才不敢吃了，非典一出现说果子不能吃了。非典一过去，林业部告诉说又能吃了，你这事不是搅和嘛。

　　所以，我今天因为上午没来，错失了很多良机，没有听到很多学者的发言。但是，我想说明一点，我们这些人是很用心的考虑这些环境问题，希望我们环保部门的领导知道我们这些人还在身体力行的做事。但是我们的能力是有限的，可我们的愿望是无限的，我们为环保身体力行的做宣传也是无限的，我们有多大亮照多大光，我们自己去呼喊做环境文化的宣传。

　　绿色中国不敢说，让我的这个栏目绿色一点，我还是可以做到的。我今后一定在大家的监督、帮助、督促之下，能干一天，我就为环境保护呐喊一天，谢谢各位。

　　主持人：

　　谢谢赵老师精采的演讲。

　　一个又一个精采的演讲，把我们的论坛推向一个又一个的高潮，相信大家都还没有听够。确实，还有中国政法大学的杨帆教授等同志做了准备，但是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演讲就进行到这里，绿色中国首届论坛是一次高层次的环境文化理论研讨与交流环境。在论坛中，我们聆听了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学者的精采演讲，相信大家和我一样，都会深受启发、深受教育，在一些地方引起了深深的共鸣。从这些演讲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学界及社会各界对环境保护事业的关注。可以说，首届绿色中国论坛举行得非常成功，这个成功预示着解局长、潘岳副局长提出的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要做大做强的希望是能够实现的。刚才赵老师说，环境保护事业是无私的事业，确实如此，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同志关心环保事业，希望绿色中国论坛能够得到在座各位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也希望社会各界积极投身和参与。

　　现在，我宣布绿色中国首届论坛圆满闭幕。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