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己为大无私谓公精神传承一笔在手写大公-本报记者沈沂

　　82岁高龄的刘洪升老人是《大公报》的老报人，从他的身上记者看到了《大公报》人对新闻的热爱与执着。

　　1921年，刘洪升出生于鲁北平原一个普通家庭，父亲从二十年代起便订阅《大公报》、《国闻周报》等。9岁那年，他学会了骑自行车，从此便每天去邮局取回报刊，直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来，他才懂得大公报是一张爱国的报纸。从那时起，《大公报》便成了他心中的一个梦。1947年，他终于圆了《大公报》之梦。

　　那一年，正逢《大公报》恢复天津版，主编张琴南力邀这位昔日燕京大学的学生进入《大公报》，任外勤记者，专访社会新闻，兼采工业及军事新闻。最早起底箱尸案系列报道十二篇

　　解放前夕，在天津曾经有一个轰动一时的大案———箱尸案。记者还记得数年前，一部有关箱尸案的电视剧曾在津门热播。

　　从1947年10月一直到1948年5月，刘洪升对这个案子紧追不舍，一连做出了12篇系列报道。“当时我是外勤记者，1947年10月26日，我偶然发现刊登在当天《民国日报》上的一则寻人启事，内容说有已故某师长之女住大理道23号的李董氏于25日外出未归，我进一步了解到此大理道23号是启新洋灰公司大股东李希明的五子李宝眸的另一居所。”

　　新闻记者的敏感使刘洪升感到事有蹊跷，便进一步探询李家的家庭情况。经过探询得知，这对18年的夫妻并不和谐，而且，1945年，李宝眸又娶了一个德国混血女子施美丽，双方矛盾更加剧烈，终于董氏离家失踪。

　　“1947年10月30日上午，我突然接到警察局刑警队打来电话说，刚刚接到报告在泰安道21号的景明大楼公寓16号一家外商寓内发现一只可疑的箱包，约我随刑警队立刻前往查探。”那箱子里装的便是董氏被肢解的尸体，警察局立即将李、施二人抓捕到案。

　　第二天刘洪升便以“李宝眸杀妻毁尸”为题对此报道，该文见报后，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反响，11月1日他又写了“李宝眸行凶后镇定如恒”的报道。李宝眸是有名的大资本家，自然不能任由事态发展。“那时候，李家连续多次宴请记者，并向各政法机关大行施贿。”法院受贿后久拖不决，将李、施二犯收入看守所另辟专室居住，并允其家人每日专送饮食，于是刘洪升便带领燕大新闻系到《大公报》实习的杨昌凤一起到西头监狱访问，由杨署名写出“监所群凶像李施享特殊”的报导，揭发了李宝眸等在狱中住特房、开专灶的行为。

　　一方是拿人钱财，一方是正义舆论。终于，1948年5月30日，尘埃落定，李宝眸被判死刑，天津法院在舆论监督下完成了箱尸案公正的司法程序。蛛丝马迹追线索巧用舆论救学生

　　至今令刘洪升难忘的是1948年8月的一桩新闻案，那一次他救了天津的进步学生，却也让他沉冤多年。那是1948年8月中旬，天津反动当局对爱国师生的大逮捕事件。

　　“早在1947年解放战争全面展开后，蒋介石反动政权便对风起云涌的师生爱国运动疯狂镇压，各地不断传来反动当局大规模逮捕爱国师生的消息。出于对新闻的敏感，我已估计到天津反动当局必然会很快采取同样行动。”根据天津的情势，刘洪升断定主持这项行动的一定是天津警备司令部的稽查处和天津警察局。

　　当时，正值天津的稽查处长易人，新处长楼兆元到任，刘洪升便以记者身份前往采访，并要到他办公室的专线电话号码。“对这种专门从事特务工作的头面人物，不可能直接获取任何新闻，但从一些蛛丝马迹中，仍有获得一些线索的可能，因此，每隔些时日，我便拨打他的专线电话，还偶而提及各地逮捕学生的事，他都避而不谈。”

　　8月中旬的一天晚7点多钟，他由报社再次拨通楼兆元的专线电话，这在下班时间从来无人接听的电话竟然传来他的声音。刘洪升立刻想到这必然与迫害师生有关，因此便诈称：“今晚的行动，多多有劳了！”楼兆元立即辩解并无行动。于是刘洪升便再进一步诈称：“我才从李汉元局长处得到消息”，楼兆元立刻央求刘洪升千万别外泄消息，并答应翌日可以接见他。

　　“当时我很矛盾，一方面想尽快通知学生们，但又怕楼兆元知道是我泄露了消息会向我打黑枪。”于是放下电话后，他便告诉了编辑部的同事们，编辑部里的傅冬菊(傅作义之女)、杨邦祺、胡邦定(李定)、赵敏捷四人均在，那个时候，刘洪升还不知道他们是地下党。

　　反动当局的行动失败了，大部分黑名单上的师生均已及时走避，全市只有约20人被捕。为了营救这部分师生，刘洪升于下午立即联合了几家报社同行，一起专访了楼兆元。楼兆元为了不开罪舆论，勉强答应安排记者登上河北路电话局大楼楼顶，俯视关在毗邻的稽查处看守所内被捕师生放风活动的情景，并答应对这批被捕师生绝对依法审讯处理。到了年底学生们被陆续释放。 警察局长成内线晨曦卖报庆解放

　　1949年的冬季，东北全境解放，天津已陷重围，至进入元月，《大公报》天津版仅余张琴南先生和少数编辑人员坚持照常出报，但军事新闻被反动当局严密封锁。但刘洪升和警察局长李汉元(解放后定居沈阳，曾任政协委员)的关系良好，这成为他惟一的军事新闻来源。

　　“在激战的14日深夜，通过李汉元‘某某派出所失去联系’的电话，我掌握着解放军循东、西两路挺进市中心，最终会师金汤桥的进展，写出了天津解放的报道，张琴南先生配发‘庆祝天津解放’的社论，发行了天津《大公报》解放前的最后一张四开号外。”由于报贩躲避战争，刘洪升和张先生等只好于晨曦中，在报社门口，向涌向街头欢庆解放的市民免费赠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