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艾明

　　近段时期以来，关于公务员自动请辞的新闻频频见诸报端：温州三位年纪在五十岁上下的副市长辞官下海，佛山市顺德区常委、常务副区长刘知行辞职到一大型民企担任要职。如果说上述几位官员的辞职是因为自身条件优越，希冀摆脱官僚体制的束缚，到更适合自身能力的舞台施展才华，因而只是部分凸显了我国公务员辞职的社会意义，那么，近期深圳公安机关8名派出所所长在执法大轮训的压力下，因为自感文化水平低、执法能力不足而主动请辞(相关报道见昨日本报)，则从相反的层面丰富了社会看待公务员职业的理性目光。

　　随着现代社会的日益发展，社会分工逐渐细化，社会职业也极大地丰富起来。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竞争的加剧，个人在选择职业时更多地会进行风险评估，从自身的能力、素质、兴趣、职业发展的趋势等相关因素来进行考虑。相应地，各项职业的准入与退出也逐渐呈开放状态，其准入与退出的标准再也不是传统社会下的血缘、地缘、政治成分等先天因素，而是以个体所具备的后天能力、素质、专业资格为标尺，并逐渐以后者为基础在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之间建立起一整套关于人才输入输出的双向动态健康交流机制。从这样一个角度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国外，社会各项职业与政府官员、公务员的角色互换会如此频繁而自然。

　　然而长期以来，受到我国几千年封建主义官僚文化的影响，社会并不是将公务员还原为一种常态的职业，而是将其视为某种身份、拔高为所谓的“干部”和“官员”，进而在话语和实践层面与社会其他职业区分出主流／非主流、有前途／没前途等二元对立色彩。这种话语和实践层面上的二元对立色彩，首先在职业制度的设置上蒙蔽了人们的理性目光，使制度设计者建立起一整套封闭的人才交流体系以维系公务员尊贵于其他社会职业的局面，而不理会在这种封闭体系下个体的内心感受。其次，这种二元对立色彩从意识上阻碍了公务员与社会其他社会职业的正常角色转换，使公务员内部的优秀分子与能力欠缺者担心社会的猜疑而自甘束缚、随波逐流，得过且过。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竞争的逐步加剧，个体的主体性逐渐凸显，上述二元对立色彩不仅受到了社会其他职业的猛烈冲击，而且引发了公务员内部人员的逐步反思，深圳8名派出所所长的自动请辞行为即是对自身能力与职业素质进行风险评估后进行的理性选择。这样的个案昭示出上述二元对立色彩正在逐渐淡化，因此，在这种趋势下，相应的制度设立者应遵循社会职业发展的规律，在新一轮的公务员制度改革中，将公务员首先还原为市场经济下一种常态的职业，构建开放动态的人才准入与退出体系，以科学、细化、客观的绩效考核标准在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之间搭建起一座人才输入与退出的便利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