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耕身

　　本学期以来，广州市白云区某小学要求学生家长与学校签订一份《安全工作条例》。该《条例》规定：课间严禁追逐打闹；凡课间因违规造成的校园伤害事故，一律由当事人负责处理或赔偿；课间在活动区活动的学生须遵守学校的有关规定，违规活动的学生因此而造成的任何伤害由学生当事人自己负责。一些学生家长认为，这份《安全工作条例》实质就是一份“生死状”。这样的事例似乎还不少，就在本月初，南京师范大学也与学生家长方签订了一份叫做《学生自律与教育管理协议书》的“生死协议”。

　　我们不支持一切急于为自己免责的“生死协议”。如果说因为年龄等原因，大学生尚有一定的自律能力的话，则我们就难以理解为何小学也使出了“生死状”的招数。小学生小则六七岁，大则十二三岁，他们还不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正如一位律师所指出的，一些学校与学生签订的“生死协议”违反了《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学校对在校未成年学生所负的教育、管理和保护的义务，是一种强制性法律义务，而强制性义务是不能以签《条例》的方式予以转移的。其次，学校发给学生家长的《安全工作条例》，实际上是一种格式条款。《合同法》第四十条规定：“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斥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

　　无论如何，当学校说出“不管有无能力，你都必须为你自己的行为负责；如果你死了，与我无关！”之时，就已经不独无情，而且无理了。不近于情，不合于理，但一些学校还是纷纷将一份“生死状”推向了学生及家长。它不仅表明了学校所具有的一种话语霸权，同时也表明学校正急于摆出一个不愿承担过多责任的姿态来。我们不想一味地谴责校方，因为一些学校在实施教学或管理中，的确出现了一些他们不想看到的事情，比如学生自杀、发生意外伤害等等，此时学校可能也有苦难言。这是一个背景，其实也正是一个难题：除了强行向学生及学生家长推销其“生死状”以求免责之外，学校还有无更好的办法？

　　办法当然有，那就是在学校管理中加入更强烈的责任意识，并通过其所从事的教育手段及责任承担方式，尽可能地使学生远离伤害，从而规避管理风险。如果说充分尽到对于学生的教育及监护之责，是学校责任意识的体现的话，那么在一旦发生意外后勇于承担起相应责任，更能体现学校的责任意识。一方面，“生死状”并不可能使学校完全逃避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另一方面，事情通常如此：通过尽责来解决问题，远比努力寻求免责来解决问题要积极得多，也有效得多。这不仅是法律使然，也是道义使然。将责任一推了之，施施然置身事外，让我们感到的是一种“师道之不存”的遗憾。

　　“母校”，是我们对于培养过我们的学校的一个别称。“像母校一样的学校”，“学校是另一位母亲”，这样的表达饱含着我们对于学校的依恋和感激。但是当有一天，我们发现在我们的成长中，学校总是摆出一副“事不关己”的姿态，总是想与我们“划清界限”，则学校还成其为“母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