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四倍

　　《现代金报》11月14日报道了《是贼就该死吗？宁波小偷溺水叩问人性道德》的新闻，笔者读后，感慨良多，试图从3个视角对这个事件进行解读。在笔者看来，小偷溺死，本质原因在于现代人虽然生活在现代社会中，但是却没有能从根本上适应现代社会的生活准则和生活常识，陷入了传统社会——人情社会的思维和行为模式所导致的。

　　第一，假如小偷是围观者的弟弟或亲人？在这种情况下，笔者以为，落水者肯定有获救的可能。因为亲情和交往的范围决定了他必须去救人，否则在他的生活圈子里，他会受到巨大的道德压力和生活压力，换句话说，如果不救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在这个圈子里“混”下去。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生存压力和受到的舆论压力迫使他去救人。这说明了，我们不少人还停留在传统社会——熟人社会的生活规则之中，还没有形成适应现代生活——陌生人社会的思维和行为。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社会，陌生人社会需要的是普遍主义的道德，这种道德只能是公民道德。因为市场经济就其本质而言是成熟的商品经济，市场不是“人们可以互相欺骗的场所”，在此条件下，必须建立以全体社会成员为评价和约束对象的、“一视同仁”的新型伦理。这种非个体、非情感化的制度伦理是整合、引导现代社会公共生活秩序的主导力量。

　　第二，小偷的身份标签重要吗？换成是非小偷者落水就一定有人去救吗？恐怕得到的答案是否定的。前几天媒体报道的冷漠一条街，外地女子在都江堰遇害的新闻似乎说明了这一点。在内心良心法则和社会还没有形成一定的约束机制的前提下，笔者的看法是悲观的，恐怕也是符合现实的。就这个问题，笔者曾经和同事进行了探讨，同事认为，理论上应该去救，但是现实中是另外一回事，恐怕这是多数人的看法。因为他是人，所以应该去救，但是理论和现实的脱节，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困惑，恐怕还有压力。心理上的和道德上的。因为我们都明白：每个人都有倒霉的时候。

　　第三，假如当时有人悬赏200万元或者小偷身怀巨宝，有人去救吗？笔者以为，肯定有人去救。因为在这种前提下，救人的成本明显大于收益。救人者的理由，或者说是成本明显低于看客的收益。利益成了调整人们行为规范的重要杠杆，福兮祸兮？事实上，人们在作出任何行为之前，都要进行利弊权衡，进行精密的算计，以确定行为的方向和目标，但是在事关他人生死的关头，是算计而不是出于人的本能而采取的行为，其价值值得探讨。

　　最后，笔者想说的是，我们能否少些精明算计，多些古道热肠；少些冷漠无情，多些热情关爱？这当然需要坚实的社会基础和利益基础作保证，但更重要的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承担起自己所担负起的责任，去努力践行。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控诉社会道德水平低下的层次上，因为控诉者和埋怨者永远只能停留在被控诉者和埋怨者的水平上。我愿意用鄢烈山先生最近引用过的名言作为本文的结尾，那就是美国已故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说：“我们的生命终止于我们对要紧事物沉默之时。”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人民公敌》中有句台词说：“社会就像一艘船，每个人都要准备掌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