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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庵
从前我谈对西方现代艺术的印象，最喜欢的可以分为3个层面：其一是表现主义，其二是超现实主义，其三，也是最高层面上的，是杜尚。我对杜尚的这一评价，很大程度上是对达达的推崇。杜尚的艺术当然并不为此所囿，在成为达达之前，他已卓有成就；完成于这一运动结束后的《新娘甚至被她的单身汉们剥光了衣服》和《给予：Ⅰ，瀑布；Ⅱ，煤气灯》
，更是极尽复杂。然而，他签了R.Mott名字的小便池《泉》，给蒙娜丽莎画了胡须的《L.H.O.O.Q》，以及很长一段时间不再作画，专事下棋，我觉得最能体现达达的精神。这次我读《达达——一部反叛的历史》所得到的启示，其实从杜尚的作品中早有领悟，不过书里讲得更明确、更系统就是了。
《达达》一书名为历史，却多从观念方面把握，很少讲到轶闻趣事，甚至连1921年巴黎的大学生把象征达达的纸人扔进塞纳河里“淹死”，从而宣告这一运动结束，也未提及。显然作者不愿从通常有关达达的印象的层次加以介绍，也不希望我们的理解局限于此。不过我倒想借机一说萦绕心中已久的念头：假如当时我也在场，或许会喊一声：“达达已死！达达永生！”这不无狂热之嫌，与平素态度大相径庭。然而说来也许无人相信，我能够像现在这样写文章，正是因为一场类似达达的运动，曾经在自己身上发生，是以我对达达一向颇感契合，现在见到有关书籍，也赶紧找来一读。
书中有句概括的话：“达达的作用可以说就是废除它那个时代所有的基本概念。”结合当年一位达达所说，更能领会这一运动的真正意义：“无论何人，只要他从自我那里将本身的趋向和癖性解放出来，他就是达达主义者。”十六七年前我读《庄子》，读禅宗语录，明白的是同样的道理。而此番我从《达达——一部反叛的历史》中得知，达达原来也曾受到《庄子》启发，这倒真是意外之喜了。书里谈到，“查拉很可能还根据对中国哲学感兴趣的克莱蒙·潘塞尔斯的汉学资料发现达达具有道家著作《庄子》所宣扬的一些特点”，潘塞尔斯则说：“我在这里必须承认，对中国的《庄子》——作者庄周与亚里士多德同时代——的阅读对我甚有影响，我与庄周的距离，我们与庄周的距离，应该说比与斯宾塞和威廉·詹姆斯的距离还要接近些。”《庄子》所谓“道”，即人超越了固有价值体系之后获得的自由意识；而禅宗讲“逢佛杀佛，逢祖杀祖”，正是在超越固有价值体系这一点上发展了《庄子》。这也就是贝阿尔和卡拉苏的书中所述的达达的主要精神。作者强调，“要在这里努力回顾和分析一种态度，而不是什么作品”，的确把握住了达达运动的关键所在。说来，《庄子》虽然文学成就甚高，所给予我的影响毕竟首先是在态度方面。
正如作者所说：“达达运动攻击艺术时，矛头不是针对艺术的绝对性，而是针对同时代人所设想的那种艺术观念。再者，在达达所进行的横扫现存的一切价值观念的运动中，惟一续存下来的元素就是艺术。”在西方艺术史上，当然不能说至此才感到固有价值体系对真正的艺术的压迫，达达运动也不是对于这种压迫的首次反抗；然而从来不曾像达达感觉到压迫如此强烈，也从来不曾像达达反抗得如此彻底。
回到《庄子》，潘塞尔斯还说：“就是在庄周那里，我找到了一种具有应用价值的破坏的理论。尽管这位哲学家一下子便向我证明了这样的事实，那就是在一种稀世而独立的意志不可能实现的情况下，在他面前摆着的任务仍然是以建设来破坏。”他的确得了就中神髓；而世间对于达达的批评，又恰恰与此有关，即他们并未如其所愿地“以建设来破坏”。本书不把重点放在讨论达达的作品上，也是出于同一原因。虽然在我看来，达达本是抵制既定的艺术评价标准的，现在却以此来评价达达，实非恰当之举。不过话说回来，与具体作品相比，达达更重要的贡献的确在于上述态度。此后艺术家们各自有所成就，都共同受惠于“昙花一现”的达达。我把达达运动视为西方艺术史上的一场洗礼，用阿尔普的话说就是：“达达是一切艺术的基础和底线。”
对于达达的另一批评，则关乎他们的上述态度，即不仅建设太少，而且破坏太多。我想如果不从动机而从结果去看，将会得出不同结论。达达其实不曾破坏世间任何一件艺术品，无论它们的存在，还是它们的价值。杜尚的《L.H.O.O.Q》最终也不过是与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并列于艺术史上而已。非但如此，如前所述，达达的作品迄今仍被纳入固有价值体系予以评估，结果即如作者所说：“作为作品，它毕竟是过于短命、易朽和绝缘于永恒性了。”其实不仅达达的质疑者，就连达达的拥护者，也持有这样的看法。譬如杜尚就说：“当我发现了那些现成的东西时，我很想让这种滑稽可笑的审美趣味碰碰钉子，如果能叫那些人灰心失望就好了。然而，现在有那么一些新达达主义分子正利用现成的东西来发掘美学价值。我曾经带头将栅状的瓶子架和小便池扔在放展品的位置上以示对美学的挑衅，而他们却称羡起这些东西的美学之美了。”达达的意义是一回事，它的作用是另一回事。假如达达真的破坏了什么，也不是发生在艺术史上，而是发生在某些艺术家的头脑之中。在我看来，这正是建设。
(《达达——一部反叛的历史》，[法]亨利·贝阿尔、米歇尔·卡拉苏著，陈圣生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8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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