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花公子》50年向赫夫纳学做花花公子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11月19日13:27 青年参考

　　本报特约撰稿刘县书

　　赫夫纳笑眯眯地对记者说：“我碰巧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人。换句话说，我是一个非常有道德的人。在我很多的浪漫关系里，我其实扮演着一个父亲的角色。并不是因为对方比我年轻，我就是关照别人的人。”

　　“我与跟我有过浪漫关系的女人，不管这种浪漫关系的形式是婚姻也好，男女情人也好，我都与她们有着特别好的关系。在我看来，两个曾经浪漫地在一起的人最后落到朋友都不是的地步是非常悲哀的。”

　　　　我们不清楚与赫夫纳先后分手的两任妻子有什么说法，这两次离婚，倒似乎都是女方首先提出来的。“这不是我的选择。”老花花公子1999年对《时代》杂志的记者说。他第一任妻子的女儿，后来接任了花花公子公司总裁，虽然从小向同学隐瞒自己有一个办《花花公子》的爸爸，但她后来也常常为自己的父亲辩护：他其实是一个工作狂，每天要工作10个小时以上。

　　成为亿万富翁之后，他很快购置了豪华喷气式飞机，但此前他也成立了“花花公子基金”，多年来投入上千万美元资助慈善事业和科学研究。

　　不管赫夫纳真正是个什么样的人，从50年代开始，他就把自己成功包装为一个快乐的花花公子，一个最懂得享受美酒和美女的男人，一个美国清教徒传统的叛逆者。《花花公子》创刊一年后，每期销售就超过了10万册。发行量一度高达每期800多万份。三四十年代，美国青少年的口号是：“长大了要像洛克菲勒一样富有”；60年代，这口号则变成了：“长大了以后要像赫夫纳一样享乐”。

　　“向格雷厄姆学思考，向巴菲特学投资”，那时，美国人要向赫夫纳学做花花公子。

　　这一点让赫夫纳又惊又喜，禁不住得意。起初他没有想过要成为一个“革命者”，他的目的是要创办一本有“性”内容的主流男性杂志：“一战结束给美国带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时代，一个充溢着爵士乐和女性争得选举权的时代。我参加过二战。二战之后，我以为我们会迎来另一个繁荣的时代，结果却不然。二战之后，女人的裙子不仅没有变短，相反，它还加长了。对我来讲，那非常不性感。”

　　“我出身的传统灌输给我们的是：头脑和身体是敌对的。著名的说法是：魔鬼存于肌肤。人一生要反抗的是存于你肌肤里的魔鬼。我不买这个账。我认为，性是正常和自然的生命的一部分。我要给性正名。”

　　在军队里画过卡通画的赫夫纳，想必对贴满美军士兵宿舍的格拉布尔(20世纪福克斯公司上世纪40年代的明星)的玉腿印象至深，他异常清楚自己的和同类男性的需求，让这种需求表达出来并得到满足，正是这位花花公子最乐于从事的事业。恰好在大学时，他曾经参考金西的性学报告，做过一篇有关美国人的性法律的论文，但仅此而已，其实他那时没有什么做“花花公子”的本钱，除了梦想，他几乎什么都没有——这正是大多数男人开始的状态。

　　“我是一个幸运儿。我一直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一个梦想家，也是一个行动的人。”赫夫纳笑嘻嘻地说。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

　　1949年西蒙娜·波伏瓦的《第二性》在巴黎出版，被《纽约时报》誉为“当代少有的巨著之一”，成为推动世界女权运动的经典。(1956年，当碧姬·芭铎——赫夫纳后来的情妇，在电影《上帝创造了女人》中的色情表演遭到教会的批判时，波伏瓦为芭铎叫好：“男人是她的玩物，就像她是男人的玩物，这正是打击男性傲气的地方。”)

　　20世纪40年代末，由于青霉素的广泛使用，曾在美国人中间居高不下的性病发病率大幅下降。

　　1948年～1950年，“垮掉的一代”凯鲁亚克，开始写作《在路上》；并第一次开车横越美国。

　　1950年，美国传教士比利·格雷厄姆(不是后来华尔街的证券分析大师格雷厄姆)，通过广播的布道节目《决定时刻》，成为当年耀眼的传媒明星。他也是一个精明的商人，很会利用最新的传媒管道，1951年开始在电视上宣传自己的布道会，不久建立了包括杂志社和出版公司的“帝国”，成为与政要、名流来往密切的文化偶像。

　　1951年，塞林格发表刻划孤独反叛少年的《麦田守望者》，一举成名。像书中主人公类似的千万美国苦闷青少年，数年后将成为《花花公子》天然的目标读者。

　　1952年，美国老兵乔根森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被公开报道的变性人。

　　就在《花花公子》问世前数月，沃森和克里克关于人类遗传物质DNA双螺旋结构的论文发表了。这一发现对性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影响，将越来越深刻地表现出来。

　　1953年，彩色电视和宽银幕电影出现。更多和更鲜艳的影像(更多的被观看的性爱)开始进入美国人的生活。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席卷美利坚的“性革命”和嬉皮士运动中，车座上的《花花公子》成为叛逆青年的标准配置。经济开始恢复，汽车、避孕药、电视，再加上性研究、城市化和越战，让大学校园里弥漫着骚动的气息。

　　“美国人传统上擅长工作，却不会享受快乐。在传统的概念中，娱乐和享受快乐，包括享受性快乐被认为是令人内疚和羞耻的东西。这种概念深深植根于当年坐‘五月花’号来到美国的清教徒祖先那里。”花花公子教父赫夫纳说。　　今天听到这样的话让人吃惊，难道美国不是花花世界？不是花花公子遍地吗？今天的美国人给世人以“花花公子”的印象，这其中不无《花花公子》和赫夫纳(包括他的夜总会、色情电视和网站)的贡献，而与他并肩耕耘、影响最著的莫过于好莱坞电影。

　　与赫夫纳同样来自芝加哥的芝加哥大学政治系教授艾米特，曾执教于北京外交学院，在与中国学生及普通民众深入接触后，他吃惊地发现：时至今日，中国人和美国人之间仍存在许多普遍流行的误解。在中国人对美国人的五大误解中，其一是以为美国人富得流油，生活奢华；其二，以为美国人在“性”方面十分开放、活跃，也就是很“花”。艾米特说，一般美国人的生活并不奢华，起码不像许多中国人那样大吃大喝，且常常丢下大量剩菜后扬长而去；而实际上，美国最新一次的全国规模的“性调查”显示，高占一半的美国人安守本分，是一夫一妻制的忠实维护者。在已婚夫妇中，目前拥有婚外性伴侣的仅占2成。美国人的性事频度也远比人们想象的要低得多。统计显示，约占3成的美国成年人每周的性事实际上还不到1次；占6成的成年人每周约2次，而且也从不在配偶以外的异性身上寻求性刺激。

　　电影的另一个名字叫“梦工厂”。原来好莱坞大片和《花花公子》并不是生活本身，对这一点，有时连美国的老花花公子也会犯迷糊，何况我们这些对娱乐产业和传媒时代缺乏经验的天真的新生和乡亲们。

　　赫夫纳曾说：“我所理解的‘女性化’是一个女人身上所具有的吸引人的一切。这种理解恐怕来自于我成长过程中所受到的好莱坞电影的影响。”

　　他又说：“在几十年办杂志的过程中，我渐渐把自己的一生看成是一场电影。如果艰难的时候到了，我对自己说，这是故事的转折处，一切会过去的。”　　实际上，赫夫纳参与过多部电视剧和电影的制作和演出(如《花花公子的阁楼》、《夜晚的花花公子》等)，与很多美国人一样，他也是一个标准的电影迷，一开始，也许是好莱坞电影给了他醇酒妇人的梦，他又把这种梦想卖给了其他美国男人——后来是捷克男人、俄罗斯男人、日本男人……

　　把人生当作一场电影，赫夫纳始终在卖力扮演一个超级花花公子的角色。克拉克·盖博，理查·基尔，汤姆·克鲁斯，休·赫夫纳，玛丽莲·梦露，碧姬·芭铎，丽芙·泰勒，安吉拉·朱莉……所有这些人，所有的绯闻和故事，都属于一个造梦系统的齿轮。

　　要把梦想卖给消费者，重点有二：一是将梦想放大，树立典范，包装得美仑美奂，让人心痒难耐；二是需要梦想与现实存在距离，梦想与现实之间的，便是商业，是产业。

　　这梦想本是从男人身体中偷去的。如果不是我们心中都潜伏着一个“花花公子”的梦，赫夫纳这个老花花公子还能笑到今天吗？

　　如果说数十年来美国人的性文化发生了什么样的变迁，那么，作为美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色情杂志，花花公子赫夫纳从这场变迁中得到的，也许比他给予这场变革的东西还要多。我想：谁塑造谁，这是一个问题。

　　实际上，赫夫纳承认，至今他在美国社会还是个争议人物(难道他不喜欢这样？)，维护传统家庭价值的人骂他，某些女权主义者也骂他。难道性革命白白过去了吗？有时自诩为斗士的赫夫纳说：不，不，我没有输，这是一场长期的较量。

　　这肯定也是一项长期的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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