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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魏文彪

　　《中国青年报》19日报道，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看押室以一纸《犯罪嫌疑人权利义务告知书》，取代了从前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布告。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是过去人们耳熟能详的司法口号，它现在被《犯罪嫌疑人权利义务告知书》取代，这个变化，折射出中国司法理念的变迁及人权的进步。

　　“坦白”是指嫌疑人如实回答审讯人员的提问，“抗拒”则是指不如实回答讯问。按照现行法律的规定和现代司法理念，坦白并不当然意味着可以从宽处理；同理，如果嫌疑人仅仅“抗拒”不说而没有其他法定的从重或加重处罚情节，对“抗拒”者也不能“从严”处罚。

　　按照我国刑法确立的“罪刑法定原则”，一个人因犯罪所受之处罚，只能与其犯罪事实相适应，在回答侦查、审判人员问题中的坦白或抗拒态度，并不是犯罪事实，也不当然构成从宽或从严处罚的理由。

　　不可否认，“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口号，在建国初期的治安管理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特别是对打击重大现行犯罪活动有很好的效果。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司法文明要求的提高，对这个说法有重新考量的必要。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在现代司法实践中的一个可能后果，就是容易导致司法人员过分相信、依赖口供，如果嫌疑人不肯供述，就会诱发司法工作人员对被讯问人的刑讯逼供。摒弃“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在一定程度上给予犯罪嫌疑人以精神的自由，不仅是对他们人格的尊重，也有利于促进司法公正。

　　法治国家的司法有个著名的“米兰达规则”，它的核心内容是指侦查人员必须告知嫌疑人“有权保持沉默”，嫌疑人与被告人的“沉默权”也被很多国家的诉讼法所认可。我国于1998年签署的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也规定：“任何人不受强迫自证其罪”。几年前，辽宁省抚顺市顺城区检察院推出的“零口供规则”就对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有一定程度的承认。

　　应当说，犯罪嫌疑人可以“不被迫自证其罪”的国际司法理念，正在中国司法机关中普及。在此背景下，“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退出“司法舞台”也就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

　　相比“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弊端而言，《犯罪嫌疑人权利义务告知书》立足于权利保障和程序公正。后者代替前者，表明司法机关日益认识到权利保障的必要性与重要性，这正是司法文明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