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魏文彪

　　在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看押室内，犯罪嫌疑人看到的不再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布告，取而代之的是一份《犯罪嫌疑人权利义务告知书》。这是日前北京市海淀检察院推出被告人维权举措后发生的新变化(11月19日《中国青年报》)。一以贯之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被代之以《犯罪嫌疑人权利义务告知书》，这样一幅布告内容的变化，折射的其实是司法理念的变迁及人权观念的提升。

　　以现代司法理念来观照“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会发现这种提法其实是并不完全与法治精神相符的。“坦白”如果只是对审讯人员提问的如实回答，就并不存在可以从宽的理由，因为只有提供司法机关当时尚未掌握的内容才能算是“立功”。而“抗拒”假如只是不如实回答讯问，却没有其他违法行为再发生，是不能就加重处罚的，因为一个人所受之处罚只能与其犯罪事实相吻合。而面对讯问的态度并不可以归于“犯罪事实”之列。

　　犯罪嫌疑人可以“不被迫自证其罪”的理念，已越来越被我国司法机关所认可。在日益重视人权的司法背景下，“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退出“司法舞台”也就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

　　抱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等过时信条不放，在司法实践中的一个可能后果，就是容易导致司法人员过分相信、依赖口供，从而使得刑讯逼供有时变得“在所难免”。司法人员的权力应当受到制约，否则容易对公民及涉嫌犯罪者权利构成威胁。而摒弃“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在一定程度上给予犯罪嫌疑人以“沉默权”，其实就是一种权力制约手段。而这种手段也是一种权利保障措施。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立足点是打击、制裁，而《犯罪嫌疑人权利义务告知书》却是立足于在打击与制裁的同时给予必要的权利保障。从单纯的讲打击将义务到兼讲权利保障，表明司法机关愈益认识到权利保障的必要性与重要性，折射出人的合法权利已越来越受到尊重的社会现实。尊重人权已成为全社会一种愈益强大的呼声，国家机关应当进一步正视与接纳这种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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