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之纯

　　据统计，在中国每年约28.7万的自杀者以及约200万的自杀未遂者当中，农民约占了80%。为此，在中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等单位最近提出的一个“中国国家预防自杀计划”中，专门约请中外精神卫生问题专家就如何干预农民自杀问题提出了一些措施。(11月21日《中国青年报》)

　　笔者作为农民的儿子，看到上述数字后感到无限伤感。农村生活节奏缓慢，农民们普遍好以“好死不如赖活着”自慰……但农民仍然成为自杀最多的人群！令人不胜唏嘘。终于有人开始关心农民的绝望问题了，这是件让人酸涩又高兴的好消息。然而，结合笔者对农村情况的亲历及了解，觉得干预农民自杀，仅有精神卫生方面的专家远远不够。

　　从纯粹的精神卫生角度分析，在农民自杀的案例中，确实的精神异常或顽固的心理疾病患者并不太多―――这看起来或许费解，但事实上，很多农民自杀的原因及其“偶然”。比如今年7月在陕西省安康市发生的五天之内三位农民自杀的轰动事件(因为退耕还林)，再比如新华社2002年1月25日曝光的发生于湖北的连续七起农民自杀事件，便基本都不属于“精神卫生”方面的问题。

　　这些偶然事件看似极端，然而却是研究农民自杀问题不可忽略的甚至带有普遍性的“范本”。农民自杀者不同于明星的自杀者，也不同于大城市的被称为“小资一派”的白领自杀者，农民的境遇和生活方式决定了其自杀原因的共性，偶然之中暗含必然。农民自杀者内心的苦楚多半来自于对外界压力的无力抗争，现实生活的无味，对未来的绝望；另外还由于眼界或知识水平所限，对某些事情缺乏解释思考的能力，对某些压力缺乏解脱的途径却又无弃放的胸襟。

　　在形形色色的自杀者当中，也许农民的思维比较简单，但农民的自杀问题却最复杂，牵涉方方面面。因此笔者认为，防止农民自杀，除发挥精神卫生专家的作用外，也更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是切实加强农村的法制建设，不惜一切代价保障一切农民的合法权利，穷不要紧，生产落后也不要紧，但一定要让任何一个农民都有说理的地方，都敢于挺直腰杆，不至于因为遇到困难便轻易绝望。这需要法律专家去向农民灌输法律知识，提供“摸得着”的法律援助。二是为农民提供切实可行可靠的的公共医疗保障方案和机构，让农民有“靠得住”的医疗保障体系。三是要加强对农村基层政权的制衡管理，让农民有“信得过”的当家人。四是尽最大努力恢复建国初期大搞农民教育的良好风尚，用知识武装新一代农民的头脑，用提高知识水平的方式来提高他们的心理素质；尽最大努力加强农村文化建设，让农民时时有“看得见”的乐趣。五是进一步制订一些向农村、向农民倾斜的政策，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民生活水平，让每个农民有更多机会，有“够得着”的幸福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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