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雪里埋

　　连日来，著名配音演员童自荣与乔榛、丁建华的纷争经各大报纸连篇累牍的报道，成了全国影迷关注的焦点。

　　对三位当事人纷争的来龙去脉、是非曲直，外人自然难以置评。但是几年来，我们的确很难在电影屏幕上听到童自荣那截金断玉的声音了。这对广大曾经喜欢过《佐罗》里那浪漫不羁的侠客风采的影迷来说，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个悲剧；对以配音事业为毕生追求的童自荣来说，更是一个悲剧。不过在我看来，这个悲剧的根源并不在于“个人恩怨”，而是当事人所在的单位管理。说起“单位”，似乎已经成了一个不复存在的历史名词。其实不然，因为上海译制厂就还是一个活生生的“单位”，至少还具备了“单位”的显著特征。因为单位正是通过对社会资源的严密控制和分配，通过垄断单位成员发展的机会以及他们在社会政治、经济及文化生活中所必需的资源，形成对单位成员的支配关系，最终有效地控制单位内每一个成员的社会生活。据报道，2001年元旦晚上，童自荣利用假日应邀参加上海一台朗诵晚会，回厂一上班就被领导要求“作公开书面检查”。显然，童自荣的工作方式甚至生活方式、交往方式都严重受到译制厂的制约。

　　反过来说，童自荣也是一个活生生的“单位人”，因为他不得不以自己对译制厂的全面依附，以接受单位对自己的全面控制为代价来换取生存与发展所必需的资源。对于单位人来说，单位是他的衣食父母，是生活福利基本的来源。童自荣就是这样的“单位人”，至少还保留了“单位人”的明显痕迹。比如说，童自荣那套30多平方米的房子，不管是如他所说“主动向广电局打报告争取来的”，还是如乔榛所说是乔“跑断了腿向上级主管部门争取来的”，这都不是作为“单位人”的童所能决定的。他的住房来自单位，他的工资收入、退休金、医疗保障等等都要“拜赐”于单位。

　　有人说，童既然“备受打压”，在上海译制厂“郁郁寡欢”，为什么不“远走高飞”呢？抛开童所谓的“感情因素”，其实这就是单位制的弊端所在：当单位已成为成员生活福利的唯一源泉时，“单位人”实际上就陷入一种别无选择的依附境地。离开单位，放弃“单位人”的身份，就意味着丧失了一切，这是年事已高、即将退休的童自荣要“跳槽”所不得不考虑的机会成本。

　　童自荣的悲剧性就在这里：他的天才嗓音无法施展，时光虚度，才华闲置，不是他不愿，而是他不能。因为他不能决定自己的生存状态。他成了单位管理下的一个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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