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耕身

　　备受国内关注的邵阳引咎辞职制度11月28日开始启动，首轮优化经济环境测评工作于当日完成。按照一年两次的测评规定，从这次测评结果起，不论年度，连续滚动，凡连续两次测评得分排名在倒数第一、二名的，要责令该单位主要领导辞职。(11月30日《三湘都市报》)

　　上级部门责令一些未能尽责的单位主要领导辞职，原本无可厚非，而一旦将其纳入引咎辞职制度框架内运行，却不免让人费解：“责令”之下的辞职还是引咎辞职吗？

　　中组部从2000年开始在深圳龙岗等地试行了“处级干部引咎辞职和投票表决制度”，其对“引咎辞职”是这样定义的：“指处、科级领导干部个人能力不够、自身行为不当或因工作失误造成较大损失或影响，不宜继续担任领导职务，而向任免机关请求辞去所担任职务的一种自责行为。”这个定义强调的是当事人对过错的自我认知，并在此基础上自主采取的一种行动。而“责令”却使得当事人处于一种别无选择的境地，辞也得辞，不辞也得辞，其所强调的是任免机关的权力意志。与“引咎”的主动性相比，“责令”之下的辞职更多的是一种被动行为，二者并不能等同。而且这种被动式的“引咎辞职”，也无法显示出当事人对过错的自我认识，更不足以强化人们对引咎辞职制度的认识。

　　“辞职”是不带任何强制性质的自愿行为，如果带有强制性质，那就应该属于“辞退”，不能混为一谈。因此，引咎辞职只能是干部管理中的一种补充机制，它更需要张扬的是“引以为咎”的精神。这种精神来自于当事人的道德观念和社会责任感，也来自于外界舆论对个人造成的影响，但却不是一种责任追究式的制度安排。也正因为如此，国内外都还没有关于“引咎辞职”的法律条文，而更像是一种“不成文的规定”。另外，如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仝志敏指出，从国外的情况看，引咎辞职者通常是非直接责任人，只是因为在任而觉得应对此承担一定责任才会这么做，这种情况比较普遍；而对那些直接责任人来说，他们要面对的不是简单的“引咎辞职”，而是相关的法律责任。

　　与上述“引咎”精神相比，目前国内一些地方关于“引咎辞职”的规定针对的大都是直接责任人，比如邵阳规定的“凡连续两次测评得分排名在倒数第一、二名的”，还有其它一些地方规定的“盲目决策或违反决策程序而给国家和集体造成较大损失的”等等。但事实上，直接责任人是必须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对此我们也并不是没有相应的法律规定。如果一味用“引咎辞职”来处理第一责任人，非但是对引咎精神的背离，而且可能使这个异化的“引咎辞职”制度成为当事人逃避相关法律责任的“空子”。另外，当事人如果并不“引以为咎”，却仍被责令“引咎辞职”，也可能造成对当事人权利的伤害。

　　引进一项好的制度，更需要避免南橘北枳的尴尬。当越来越多的地方开始重视起“引咎辞职”制度之时，我们首先需要的是让领导干部对于自身工作及责任有正确的认知，既不要犯了错误不以为然，更不要颠倒黑白、混淆视听，否则“引咎辞职”也只能形同虚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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