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周依奇发自北京

　　《青年参考》：目前中国政府为预防艾滋病的扩散采取了包括推广使用安全套及清洁针头等措施，请问您认为这些措施本身是否有效？

　　赵鹏飞：国内试点城市的收效证明这些措施不仅是积极有效的，也是非常成功的。

　　《青年参考》：那您是否能提供一些100％推广使用安全套项目相关的数据，或对该项目截至目前的成果做一个说明？

　　赵鹏飞：到目前，100％推广使用安全套项目在4个试点城市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其中，2001年启动的第一批试点城市江苏靖江和湖北黄陂，娱乐场所性工作者最后一次商业性行为的安全套使用率已经超过90％，性传播疾病的发病率降低了50％；而于2002年下半年启动的湖南澧县和海南儋州两市在吸取第一批试点城市成功经验基础上推广该项目，取得了较好的收效，安全套使用率达到80％以上，性传播疾病的发病率则降低了30％。

　　《青年参考》：100％安全套项目是否会进一步增加试点扩大规模？

　　赵鹏飞：接下来将进入这一项目的推广阶段。……中国政府在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的帮助下在广西柳州进行推广；此外，结合世界银行的现有项目，山西，福建，广西和新疆的推广工作也在准备当中。中－英项目在云南和四川也在做类似的尝试。而第一批试点城市的赞助者WHO将扮演提供经验指南的角色。但无论如何，中国政府才是全部项目的主角，他们在其中起到主要作用，协调和支持各省工作并制定国家推广指南。

　　《青年参考》：还有一个向吸毒人员提供清洁针头的项目。您是否能介绍一下这个项目的情况？

　　赵鹏飞：艾滋病在吸毒人员中主要是通过共用注射针剂传染。最好当然是能让吸毒者戒毒。但现实是大部分吸毒者无法戒毒，因此我们能做的就是尽量减轻伤害。这个“减轻伤害项目”由两部分组成：一是美沙酮替代疗法，即鼓励吸毒者不采取注射方式改用口吸美沙酮，我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口吸美沙酮的毒性低于静脉注射并且由于不用静脉注射就不会因针剂污染对他人造成伤害；二是清洁针剂交换，即向吸毒人员免费提供清洁针具，避免他们共用注射器，从而降低感染HIV的危险性。

　　《青年参考》：那么该计划目前是否已在进行当中？截至目前的收效如何？

　　赵鹏飞：国内在广州和广西所进行的试点证明该措施是行之有效的，一些国际组织在广西，云南，四川，新疆等的试点工作也已取得不少进展。然而，问题的关键是要尽快在更大范围内推广从而避免HIV在这一高危人群中快速传播，同时也避免HIV从这一人群传播到异性恋人群甚至是一般人群。另一重要现实是与国际经验所证明的一样，一部分人担心的会鼓励吸毒的情况也没有发生，至少吸毒人员没有增加。

　　《青年参考》：除了以上这两个方面外，中国政府还有哪些方面的举措？

　　赵鹏飞：除了这两个方面，中国政府还在以下3个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首先，是加强性传播疾病管理。性器官的溃疡和伤口会使艾滋病的传播几率比通常情况下高出5到8倍甚至10倍，而流动人口的性传播疾病感染率较高。第二， 是安全供血包括安全注射。过去在中国中部的一些省份，由于非法采供血导致了艾滋病在一定范围内的传播。这种情况在1996年以后由于政府的重视逐步得到改善。第三，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目前正面临艾滋病发病和死亡高峰期。因此，政府承诺向农村和城市中经济较为困难的艾滋病感染者免费提供抗病毒治疗。目前，该计划在部分省份已经开始实施，已有超过5000人获得治疗。但目前仍然存在不少影响扩大治疗范围的障碍因素，比如：一线药物缺乏，医务人员培训不够，自愿咨询检测尚未足够开展，歧视相当严重，经费明显不足，医务人员对AIDS患者的态度和为病人保密方面急需改善和加强。

　　《青年参考》：在农村中感染又迁移到城市的感染人群似乎并没有被列入这个项目的目标人群。目前对这部分人群有何政策？

　　赵鹏飞：这部分人群属于流动人群，可以被划入城市中经济较为困难的艾滋病患者。之所以认为他们没有被列入这个项目取决于如何定义“城市中经济较为困难”的人群。这种定义是很难具体给出的，就像划分西北地区和上海市的贫困人群就不可能采取相同的标准。而我们要把所有需要帮助的艾滋病患者都覆盖到，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是要逐步推广的。

　　《青年参考》：那么您认为，为了做到更好，政府还应该注意哪些方面？

　　赵鹏飞：政府要做的事情还很多。第一，还应该有政府更高层的承诺。这对预防艾滋病有多方面的意义：有助于增加政府投入；可对整个艾滋病预防系统起到推动作用；可以增加人们对艾滋病的认识和了解；消除人们对艾滋病患者的歧视和偏见。而更重要的是可以调动省一级为预防控制艾滋病作出更加积极有效的反应。第二，政府还应加大资金投入。第三，要确保承诺落实到行动上，从中央到地方，从卫生部门到多部门，非政府组织，社区等等都应该行动起来。

　　《青年参考》：曾有外电发表评论，认为中国在抗击SARS中取得的经验可用于抗击艾滋病。您觉得这种说法正确吗？

　　赵鹏飞：有道理！一方面，政府可以像在SARS期间那样进行社会动员，增加人们的艾滋病知识，从而消除歧视，这样就不会引起恐慌。另一方面，经历SARS之后，中国对公共卫生的重视程度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对公共卫生的投入大大增加并逐步接受将公共卫生作为“公共服务产品”这种全新的人文概念。政府还意识到了加强流行病学监测的重要性，并正积极建立传染病电子报告信息系统以便以最快的速度掌控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但是，艾滋病问题比SARS问题更为复杂，影响更为深远，因此政府应该更加关注！艾滋病与SARS传播方式不同，感染后果也不同，它们的社会文化敏感性也不同，比如艾滋病涉及到包括吸毒者，性工作者和同性恋者等在内的社会边缘人群。

　　《青年参考》：关于艾滋病患者人数，中国政府的官方数据他一些组织和机构的数据有一些出入，您怎样看这个问题？

　　赵鹏飞：数字本身并不是最重要的，因为无论这个数字是80万，100万还是150万，政府所要采取的措施都将是一样的。关键在于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艾滋病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它不仅挑战公共卫生，威胁人民的健康和生命，还对社会经济稳定，社会发展及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至于数据本身，许多国家的艾滋病感染人数统计的数字都是猜测和估计数字。中国的数字是在目前所掌握的现有资料基础上进行的猜测和估计，国际社会认为是可以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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