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土机下的悲剧南京拆迁户自焚事件真相调查

　　南京向数百万市民公示新的拆迁办法，这是一条典型的重大公共政策信息，因为它既关系到民生社情，又亟须在最大范围内让受众获悉，否则，公示又有何意？

　　然而，据《现代快报》披露，当天南京市有关部门召开的公布这一新法的新闻发布会，竟然没有通知包括《现代快报》在内的三家省级媒体(其中也包括《江南时报》———编者注)。事后证实，这一疏漏绝非无意，而是有意为之。

　　本身是一个需要借助新闻单位广为发布的政策信息，在实施行为中又“封杀”(借用时下通用的一个词)经过“挑选”的数家媒体，这暴露了一个信息不对称而伴生的信息垄断问题，更令百万受众对政府的信息渠道产生困惑甚至是怀疑：你“挑选”媒体的依据何在？是否依法执行对等统一的公共标准？如果不是这样，不仅媒体的公信力受到损害，政策信息的公共性、公正性也必然受到损害。

　　这一看似矛盾的举措为何会“不经意”地发生？如果进行理性的看待，不难得出以下几种可能的结论：某些部门把对公共政策信息的掌握

　　权，延伸为对该信息的处分权，这样，它就可以随心所欲地选择它“需要”的发布媒体，造成其他媒体的缺失。这是一种通常可以理解的政府行为，即我没有义务告知每个媒体我正在或将要做什么。如果南京市有关部门的此次“封杀事件”基于这种考虑的话，就带来了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对事关拆迁这种重大的公共政策信息，你有没有权利或有没有必要进行发布渠道的控制？因为每个媒体都有自己的受众人群，封杀了其中一个媒体，实际上就意味着剥夺了一部分读者的知情权，而这又是南京市政府决不愿意看到的。因此，与其说“封杀事件”损害了媒体的权威，不如说损害了政府权威(尤其是各地都在如火如荼地打造服务型政府的今天)。同时，这也是不符合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的最高利益的。

　　第二种可能，即地方政府利用其对公共政策信息的垄断，进行新闻资源的地方保护。众所周知，目前我国的新闻媒体还存在体制上的“行政区划”，不同级别、不同主管的媒体确实存在争夺新闻资源的情况，有意识地对自己管辖范围内的新闻单位进行政策上的扶持，并不难理解。问题是，这样的地方保护不仅破坏了新闻的行业规则，也弱化了媒体的进取心和竞争力。更重要的是，新闻媒体是一种特殊的载体，它传达党和政府的声音，表达人民的意志，无论何种原因削弱这种功能，都是得不偿失的。在涉及人民群众重大切身利益的公共信息上，设堡垒、搞封锁，你亲我疏、内外有别，说到底，是一种落后的、保守的操作模式。这与南京这么一个相当开放的现代都市是格格不入的。

　　第三，如果像一些媒体朋友猜测的那样，“封杀事件”是南京市有关方面对几家“不听话”的媒体的惩戒的话，那问题就严重了许多。且不说长期以来，上述三家媒体一直与南京市有关方面保持着良好的沟通和合作，为南京市的三个文明建设做了大量有目共睹的工作，即使一些舆论监督方面的报道，也是竭力保持着建设性的倾向，为市委和市政府领导分忧解难，得到了绝大多数领导同志和群众的支持和理解，特别是在不少负面事件中，充分尊重南京市有关方面的意见，应该说，共识和共赢是主流，是得到双方的充分肯定的。因为双方的事业是共同的，目标是一致的。

　　所以，利用信息权利进行媒体惩罚，是一种超出其行政范围的行为，这是一种比行政不作为更可怕的行政超作为。笔者不敢相信，政府和人民也不会答应。

　　综观此次事件，如果政府方面和媒体方面都不能理智地、建设性地、前瞻式地检视自己的行为，类似纷争和反应还会发生，这于谁都没有利。弊大于利的事情为什么还执著去干呢。其他城市也出现过版本不同的信息封杀事件，但结局大多不美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