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仲伟志

　　8月1日至3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先后到大庆市、哈尔滨市、吉林市和长春市等地视察，并于3日下午在长春市主持召开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座谈会。这是温家宝今年第三次来到东北。舆论认为，温家宝东北之行标志着振兴东北将取得和西部大开发同等重要的国策地位，并由此认为东北振兴将指日可待。

　　我们认为，尽管有中央政府在政策上的鼎力支持，地方政府更应该全面而清醒地认识到东北地区的实际情况，脚踏实地，认真反思，作出符合东北区域特色的振兴规划，切忌盲目照搬其它地区的发展模式。

　　这是因为，东北三省的省情与中国其它地区不尽相同，它们不仅有传统的“东北现象”——简单说就是矿产资源枯竭、工业结构失衡、企业步履艰难、效益严重下滑、接续产业匮乏，而且也有中西部存在的农业问题。作为我国重要粮仓的东北三省，正在面临着传统优势农产品大量积压、农民增收缓慢、农业经济效益难以提高等尖锐问题，其农产品生产成本高、市场竞争力差的缺点暴露无疑，有人称其为“新东北现象”。

　　“东北现象”和“新东北现象”产生了两大弱势群体：庞大的城市失业工人群体和庞大的收入菲薄的农民群体。与经济发达地区不同，这两大群体不是边缘人群，它们构成了东北地区的主要社会矛盾，成为摆在东北三省党政领导面前的另外一道难关。

　　曾经有很多媒体与专家把“新东北现象”的形成原因归结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带来的冲击，这显然是一叶障目。东北三省的粮食积压问题早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几年前就已经出现，吉林省的一位主要领导在去年的全国“两会”期间就说过，1996年吉林就出现了大量粮食积压问题，因此不应以WTO为借口推卸责任。

　　我们也注意到，东北的很多官员认为所谓“新东北现象”并非东北独有，这不是一个区域性的问题，中国许多产粮大省也存在粮食积压问题，所谓“新东北现象”其实是全国三农问题之冰山一角，是一个国家农业需实现产业化的全局问题，短期内不可能有解决的办法。

　　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新东北现象”的确是我国农业结构、管理体制和农产品质量领域各种矛盾的集中体现。但是东北三省的地方政府应该注意到，在东北三省的产业结构中，农业与重工业占有绝对的比重，老工业不景气，轻工业不发达，新工业上不来，第三产业也就无从衍生。这就是说，如果农业问题解决乏力，农民不仅增收困难，农村劳动力也会大量闲置，而缺乏后发力量的东北重工业本身无法容纳这大量的劳动力，如果大量农民涌向城市而又无法转化成工人，必然影响社会稳定。

　　至于发展小城镇战略，短期也难以产生牵引和吸收农民的能量。东北重工业多数气若游丝，大城市辐射能力微弱，所以不可能给中小城镇带来更多的生存空间。如此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城市里没有就业机会，农民不能离开土地；农民不离开土地，土地就不能集中，单位生产规模就不能扩大；单位生产规模不能扩大，农业产业化就无从谈起，东北农业就永远没有竞争优势。

　　所以，东北三省在制定总体振兴规划的时候，虽然应该立足现有基础，充分发挥比较优势，但也一定要兼顾工业与农业，要在产业结构调整中注意发展能够大量吸纳劳动力的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要为农民离开土地创造空间。农民的就业问题解决不了，收入问题就解决不了，没有收入就没有购买力，市场就活跃不起来，工业还是没有出路。

　　我们看到，东北三省正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以改革开放促进经济发展、促进结构调整、促进企业改组改造。这种“以存量换增量”、用增量来减轻改革痛苦的做法，实际上是一种不得已的扩张趋势，要依靠产业资本的扩张带动新增就业。但在这种急于填补资本空白的发展趋势中，如果处置失当，往往会带来更加严重的社会后果。

　　种种迹象表明，在转型过程中形成的新的资本利益集团，正在对东北地区的政治社会产生深刻影响，其“下岗分流减员增效、保护投资人权益”的公司化诉求已经获得相当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并被称为城市改革的实质性突破。在这种转制过程中，在“发展”的名义下，在劳动力绝对过剩、无限供给的状态下，已经出现了不容忽视的社会公正和环境危机问题，一系列的发展政策似乎越来越不利于“东北现象”与“新东北现象”产生出的两大弱势群体，劳工无保障问题突出，对东北地区的社会稳定构成了潜在威胁。——我们姑且将之称为“后东北现象”。

　　当前，“东北现象”、“新东北现象”与“后东北现象”交织在一起，使振兴老工业基地的任务更为艰巨而复杂，我们希望有关各方以温家宝总理在长春的讲话精神自勉，搞好总体规划，综合治理，区别轻重缓急，分步实施，“既要增强紧迫感，积极进取，又要从长计议，量力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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