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良

　　前言：评判政府的廉价或昂贵，不在于其开支规模的多寡，而在于开支的合理程度。一个“阳光下”的政府才能告诉我们真相。

　　“中国是全世界行政成本最高的国家。”

　　这不是恶意的猜测，不是别有用心的攻击，而是政治和行政问题专家、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杜钢建以其专业学识，在认真比较研究后的结论。

　　这样一个结论意味着我们有全世界最“昂贵”的政府。在一个以廉价劳动力著称的国家，这是一个大问题。

　　大问题当然不会被政治家所忽略。在杜钢建看来，近期国家领导人出访取消送迎仪式、减少代表团人员和交通工具等等举措，正是国家领导人正视这个大问题，带头压缩行政成本的开端。这个开端也带给人们一个新的悬念：“廉价”的政府从何而来？

　　把政府的运作开支归纳整理，可以看出大致分为两类：它自身的花费有多少(人员及办公问题)？它替国民花费的有多少(建设投资问题)？

　　前者的弊端及成因已有诸多论述，其核心是对公共事务习惯性大包大揽的全能政府观念下的审批制度，而审批的无节制几乎是必然导致机构臃肿和贪污腐化。在基层政府中，这种弊端是导致政府运作成本高昂的主因。并使得财政收入往往只能满足人员开支，成为一种勉强维持局面的“吃饭财政”。而后者的弊端则是“我请客，你买单”的官场政绩文化。这种流行思维下的大项目、大工程，往往是丁吃卯粮，负债运行，在吞噬更多的社会财富。

　　建设一个“廉价”的政府，这是一个世界级难题，没有人能开出立竿见影的药方。事实上，与其关注方案，不如关注过程。过去的历程告诉我们，“廉价”的政府可能并不始自宏伟周密的精简计划，而应从政府信息透明化开始。

　　评判政府的廉价或昂贵，不在于其开支规模的多寡，而在于开支的合理程度。没有透明，我们无从知道新的方案是否会导致更大的成本，也不知道在实施这些针对已有问题的方案时，会有多少新的同类问题产生。没有透明，我们需要对一切的政绩存疑。

　　在长久的等待之后，现在我们知道，2002年中央政府决定将某事业单位“按照市场化原则推向市场”时，有关职能部门为此花费了100亿元人民币的“改革费用”。这样的“削减成本”方案只会让人感到吃惊和愤怒。而1998年至2001年的机构精简，有关部门至今仍然无法提供改革成本的准确数字。只有在专家们的分析中才能看出，如货币化“工龄买断”、住房无偿拥有、政府为其中一大批人支付昂贵的学位深造费等等“改革措施”，政府支付的代价无疑太巨大了。在成本的考量面前，一个为民办事的官不一定是好官，一个政绩显著的政府不一定是好的政府。我们已不止一次地看到，在当初被宣扬的大举措所震撼者，也可能被日后披露的大代价所震撼。

　　作为大工程的代表，三峡工程的顺利蓄水不仅让人开心，也让人宽心。人们对它的信任源自其投资论证的周密、分析争议的充分及在全国人大的专项审批中表决的透明。在这样的程序下，人们有理由相信，超出合理开支的机会已被压到最小。即使上千亿的投资也将是一个清晰的，从而是廉价的投资。

　　反之，在投资总额比三峡工程更大的南水北调项目上，我们感到了决策过程的匆忙和模糊。它的廉价与否只能寄望于不可靠的政府自律上。

　　一场SARS风波已经吹开了一些笼罩在政府头上的阴云，施政的透明化成了迈向现代化和全球化的中国政府无法回避的问题。在这种氛围下，《政务信息公开条例(草案)》的起草和征求意见工作已在近期完成，这是一个更有价值的良好开端。一个“阳光下”的政府才更有可能成为一个“廉价”的政府。假象是不合理行为的温床，而真相才是人们准确评判政府和采取措施的开端。

　　建设透明的政府同样是个大问题。在近期“上海首富”周正毅事件中、广州的孙志刚案中可以看到，信息是怎样被一些政府部门作为“生存工具”而牢牢控制着。他们也只有在人为制造的信息不对称中才能维持那一点权威。这些观念的落伍者是我们致富的妨碍，是“廉价”政府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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