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田东江

　　过年了，唱主角的当然该是百姓；现在看来，官场似乎也成焦点。“廉不廉，看过年；洁不洁，看过节。”类似的民谚多得很。中纪委、监察部今年照例打了“预防针”，而且额外增加了一款：坚决制止开假发票公款报销。与此同时，各地政府部门也在纷纷表决心，怎样过个“廉政年”。(1月26日《新华每日电讯》)

　　笔者阅读粗疏，不知道古代每逢这个时候对官员有没有重申什么或者怎样重申；但是，关于官员平素的消费行为倒发现了不少，拎几则出来看看，挺有意思。

　　《鹤林玉露》载，仇泰然镇守四明时，有天和一个幕僚闲聊，问他家每天的花销有多大，那人说“十口之家，日用一千(钱)”。仇泰然问怎么会用那么多呢？那人答：“早具少肉，晚菜羹。”这种饮食习惯先不用去理它。同书又载苏东坡谪齐安时，“日用不过百五十”。有趣的是，东坡怕自己花起钱来没有节制，便把每月要用的四千五百钱分成三十份挂在屋梁上，每天早晨“用画叉挑取一块”来用。单纯地看，还不知道他们的消费水准，最好有个比较。当代学者王仲荦先生有一部《金泥玉屑丛考》，专门考证从上古到宋代的物价。按照该书，同时期的太学中的生员，一个月的助学金只有三百文。那么，幕僚家庭的人均一天一百，三天就是三百，委实令大学生望尘莫及。东坡斯时乃落魄官员，消费水平应是打了折扣，但两天的消费仍然抵得了大学生一个月的。

　　倘若是官员的正常所得，他愿意怎样消费，本也无可厚非。然而有许多已然不是。《蕉廊脞录》载：“蜀中无蟹，有南货客者，多越人，贩南中食品至，以一陶器盎贮一蟹。”长途跋涉而来的东西，价格当然不菲，且“远致失真味”，螃蟹早就不新鲜了，但是一运到成都，也不得了，“官吏争买以宴客，一肴即费数金”。有人因此作诗曰：“姜新酢酽一杯羹，价抵贫家三月粥。”官吏争相以此作为请客的佳肴，而没人把价钱当回事，很难讲用的不是公款。

　　《庸闲斋笔记》载，陈孝升“性慷慨，喜交游”，然而官才当了十年，就已经“亏帑万巨”，最后的下场是“落职待勘”。这就可见，陈孝升喜欢到处交朋友不假，慷慨也不假，但慷的却是公家之慨，利用的是手中的职权。如果掏他自己的腰包，可能就会是另外一种性格了。

　　《山志》云，文彦博年老致仕，宋神宗见他八十多岁了，身体还那么健壮，便向他咨询养生之道。文彦博说自己没什么特别之处，“但能任意自适，不以外物伤和气，不敢做过当事，酌中恰好即止”。文彦博确是可圈可点的人物，然“不敢做过当事”一句，殊不能服人。

　　《涑水记闻》载文彦博非常喜欢“游宴”，热衷于走到哪吃喝到哪。他知益州时，有一次跑去和人喝酒，时间太长，外面的随从冷得受不了，“辄拆马厩为薪”，把马棚给拆了烤火，至于“不可禁遏”。这马棚一定不是寻常所在，否则不至于“军校白之，座客股栗”，文彦博却说：“天实寒，可拆与之。”《鹤林玉露》另载，文彦博知成都，大雪，会客帐下，“卒有谇语(责骂也)，共拆井亭，烧以御寒”。军将来通报，文彦博说拆吧，今夜太冷了，那亭子坏了，也该拆了，正想盖新的呢；旁边还有一座，一起拆了罢。说罢自己“乐饮如常”。但第二天立即“究问先拆亭者，杖而流之”。虽然一个说在益州，一个说在成都；一个说拆的是马圈，一个说拆的是井亭，但这两处记载很可能指的是同一件事，不同的是记录此事的态度。《涑》书的作者司马光是针砭文彦博对属下的纵容，而《鹤》书的作者罗大经则在褒扬其随机应变。那么，以文彦博为代表的基层干部是一种什么工作状态，实际上可以窥见一斑。这种行为他自己认为并不过当，显然是官场上的习以为常。

　　罗罗嗦嗦扯这么多，无非是想说明所谓的“年关病”，其实病因是在平素伏下的。年关之际处于“高发期”，是因为有了节日的掩护，行贿和受贿也都有了相对堂皇的借口而已。那么，这种“病”在平时“治”不好，力求过年时来个“速效”，显然是不现实，也是不可能的。只是提醒了总比没有提醒要好一些吧。

　　(发表于2003年02月0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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