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金岭

　　“首都之窗”网站上，正在就《北京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管理办法(送审稿)》征求公众意见，查看其条文，其中第十二条列举了11种被禁止的有可能危害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的行为，“在车站出入口、车站和列车内乞讨、卖艺、吸烟、躺卧、擅自销售物品”是11条之一。北京的媒体报道说，今后在地铁这样的公共场所，这些行为将是被禁止的。

　　任何一个政府都有自己的管理目标，这很正常。但把“乞讨”这样的行为也列为有可能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则是值得推敲的。

　　在《民治政府》这部久享盛誉的政治学著作中，把街道、人行道和公园等场所称之为“传统公共讲坛”，对这些场所，除非“出于令人信服的政府利益之需要”，一般不允许制定限制性法规来限制人们某一方面的自由。这样的场所还有很多，比如广场、车站、大型商业设施、影剧院等等。这样的场所也有人称之为“传统公共场所”。这些场所，对于人们的“正常行为”，应该是高度开放的、包容的，而不是封闭的、限制的。

　　像乞讨这样的行为，任何社会里都有，华盛顿白宫前的草坪上有，莫斯科的红场上也有，完全是“正常行为”。对于传统公共场所里的这些“正常行为”，随意加以限制，需要拿出令人信服的理由。把地铁出入口的乞讨行为，和拦截列车、向列车等设施投掷物品、损坏车辆和轨道、损坏或擅自移动安全标志等蓄意危害地铁运行安全的“非正常行为”并列在一起，以法规的形式加以禁止，这完全是混淆了这些行为的不同性质，无论是事理逻辑还是法理逻辑，都很难说得通。

　　也许有人会说，制定“办法”的目的，是为了把地铁管理好，给乘客创造一个安全的乘车环境。没有人怀疑“出发点是好的”，但为了达到一个正确的目标，并不是什么手段都可以用的。比如美国有过这样的事：某些寡廉鲜耻的律师常常坑人，一些州为了保护公众免受这种律师之苦，并没有去禁止这样的律师刊登一般性服务广告，也没有禁止这些律师参加律师协会等组织，而是采取其他的办法来达到目的。因为，对任何公民来说，结社自由和言论自由都是最重要的权利，这些律师虽然坑害过公众，但不能用剥夺这些重要权利的办法加以制止。这就是公共事务管理中的“最不激烈手段”原则。同样道理，安全的乘车环境当然很重要，但一个人在“传统公共场所”的行动自由更重要，况且这种行动自由是乞丐们谋求生存的基本前提，就更应该受到保护。

　　如果为了达到一个管理目标，就随意限制少数人的生存空间，是非常残酷的做法。早些年，一些城市为欢度“盛大的节日”，出动车辆把全城的乞丐连夜送到另一个城市，以求眼不见心不烦。即使现在，也仍有广场为了体面、商场为了整洁，随意放一块“衣冠不整者不得入内”的拦路牌。在正常的状态下，这些做法往往关涉到人权问题，公民们应该保持警惕才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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