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含之

　　1964年，春节即将来临时，毛主席在一次学英语之后对我说：“过了春节，我打算离开北京一段时间。在外面时间更自由，我可以多一点时间学英语。你向学校请个假，同我一道去。不过我不好剥削你，我们交换。你教我英语，我教你读《史记》。你到书店去买一本普通版的《史记》带上。不要用行老的，他的书都是好版本，可惜了。”毛主席说过了初五就启程，一路坐火车，记得他说是去江苏、浙江。

　　我兴奋极了，毛主席要教我读《史记》，这是多么难得的机会!主席称我“章老师”，我是实不敢当的，但毛主席要教我历史，那是伟大的领袖当我的教师啊!我把此事告诉了父亲，父亲也很高兴。这是年前的事。但到了正月初三下午，毛主席来电话，要我去一趟。那时候我去中南海见主席时，他关照得极细致。他说：“我请你当我老师，不要搞特殊化，你一般骑自行车来，天气不好时，我派车接送。不要用行老的汽车，那是配给他用的。”我每次都遵照主席的嘱咐骑自行车去他那里。只有一次下大雪，我坐公共汽车去的，毛主席派汽车送我回家。初三那天下午我到毛主席那里，他说：“我暂时离不开北京了，旅行只好推迟。”我很失望，当时觉得毛主席神情不如过去轻松，也不知是什么大事使他不能脱身。

　　64年春节过后不久，学校师生要去参加北京郊区“小四清”。我请示主席要不要向学校请假，因为周末我要去陪他学英语。毛主席说：“不要请假。你去参加四清吧，这是很重要的。你要到阶级斗争中去锻炼!”

　　春末夏初，我参加“小四清”回来后又去过毛主席那里几次，但感觉主席越来越忙，情绪也大不如过去那样安逸轻松。终于有一天，毛主席对我说：“我的老师啊，有件事要同你商量。我的英语课恐怕要暂停了。党内出了点大事，我最近要处理很多事，很忙，顾不得学英语了。等忙完了再接着学，好不好？”我忙说：“主席事情多就不要学了。”那时我丝毫不知道一场大风暴已开始在酝酿。

　　此后的六年中我再没有机会见到毛主席。然而，在我生活的每个关键时刻，却又都是毛主席他那神奇的大手在扭转着我的命运。1966年六、七月之间“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初，我对很多现象想不通，给主席写过一封信要求见他。他没有见我，要秘书打电话传达他的话：“主席说他现在不便见你。他要你经风雨，见世面。他还说要‘今日有酒今日醉，明日忧来明日愁’。要你多保重，等他空一点再见面。”在以后的两年中，我带着惶惑不解的心情挨批判、挨斗争，经了风雨，见了世面，没有再去麻烦毛主席。但是当我父亲被北大红卫兵批斗抄家之后，他却立即命令保护父亲。那是在1966年8月29日，北大红卫兵深夜闯进家里，造父亲的反。当夜父亲给毛主席写信。第二天，周总理办公室就来了电话，说主席把父亲的信当天就批转给了总理，要总理落实保护父亲的措施。再过一天，9月1日，毛主席亲笔复函父亲，信的内容如下：“行严先生：来信收到，甚为系念。已请总理予以布置，勿念为盼!顺祝健康。毛泽东九月一日。”后来才知道，主席收到父亲信后立即批给总理，批示说：“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于是，总理拟定一批应受保护的民主党派人士及干部名单(见《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50页)。我父亲被安全转移到301医院住了三个月后才回家。

　　从1966年初夏后的两年中，我一直在“文化大革命”的风暴里沉浮。1968年秋天，海军军宣队和工宣队进了学校，日子就更难过了。我被列为审查对象，搬到学生宿舍接受监督，眼看就会被定性为“二月逆流，里通外国”。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我约了另一位青年教师张幼云共同署名写了封信给毛主席，反映外语学院海军军宣队支持极左，迫害坚持实事求是的师生。毛主席支持了我们，先是派了当时的北京新市委领导来学校了解情况，以后又在我们的第二封信上作批示说：看来外语学院的问题，北京市解决不了，还需派8341部队进去。于是1969年的10月，主席身边的8341警卫部队的代表在孙泽福政委的率领下进驻外国语学院。情况顿时改观。而我则从近乎阶下囚的处境一夜之间变为8341军代表的座上客，因为他们来校之前就知道是我向主席反映了情况。也许我生活中的真正转折点就在这里。因为，在此之前我从来都是个普普通通的外语教师，我所向往的生活模式是精神徜徉于西方文学的大海，现实生活中却过着风平浪静的小日子。即使给毛主席写信也是为了恢复我往日的平静，我全然没有想到过从那时起，我在政治生活中越卷越深，从此再没有能回到我的象牙塔中。

　　我再次见到毛主席已是1970年的6月，相距他1964年停止学英语已有六年之久。这期间，我在“文化大革命”的斗争浪潮中沉浮挣扎，幸有毛主席的一纸批示，才使我在1968年的恶浪中未遭灭顶之灾。1970年5月，我所工作的学校——北京外国语学院在8341部队率领下离开北京前往湖北沙洋干校。当时，我母亲已于前一年去世，父亲九十高龄。周总理考虑到父亲无亲人在旁照料，在请示了毛主席之后，建议我留在北京。我向总理要求不要让我和老弱病残一起留在学校留守处，还是让我去工厂劳动锻炼。总理同意了，指定我去北京针织总厂，并亲自写信给当时进驻针织总厂的8341部队军代表孙毅同志，请他安排我在那里的劳动与生活。这年5月1日的清晨，在湿漉漉的晨曦中我送走了赴沙洋的浩浩荡荡的学校大队人马，独自徘徊在顿时显得无比空旷的大操场上。喧闹了六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在这校园里已经落下了帷幕，留下的却是诸多破灭的理想和期望。我即将走进工厂，当一名普通的纺织女工!昔日的梦想与抱负已化作一缕浮云，渐远渐逝，剩下的不过是一片空白……我告别了学校的书斋，告别了西方文学的殿堂，走进了北京针织总厂的大门。孙毅同志把我分配到这个厂的模范班组——台车甲班参加劳动。这个班是当时创造学习毛泽东思想“七字经”的先进车间里的先进班组。工人们热情地欢迎我这个下放的知识分子，认真地教我台车纺织的技术。很快地，我就能独立看一台织布机了。我随着我的小师傅三班倒地上下班，与工人们同吃、同劳动，再也不去想那些飘忽不定的未来，再也不去想我连自己也难于确定的追求，我心安理得，我安心要当一个工人。然而，毛主席没有忘掉我这个他戏称为“老师”的晚辈。我的生活不久又出现了重大转折。

　　1970年6月14日，正是我按农历计算的34岁生日。那天我是早班，清晨六点就接班了。到了八点左右，军代表办公室派人来车间找我，告诉我说毛主席来电话，要我立即去见他。孙毅同志还告诉我，主席特意关照要我向工厂请假，不能因为他要我去就不请假。我对这突如其来的召唤有些发懵，有些兴奋。六年的风风雨雨使我觉得过去与毛主席在一起谈论英语，倾听他充满智慧的教诲的时光已是悠远的过去，我没有想过是否还有机会再见到他。

　　我急忙换下工作围单，与六年前一样地骑着我的自行车沿着那条熟悉的马路去中南海。

　　主席正在游泳池住所等我。我进去时他还半靠在床上喝茶。我说：“主席，你好!很多年不见了!”主席很高兴地笑，拍拍床沿叫我坐下，还把他的茶杯推给我，叫我喝他的茶。主席说：“哎呀!我的章老师，好多年不见!你好吗？这些年，你经风雨，见世面了没有啊？”

　　我顿时惊奇地愣住了。毛主席有着多么惊人的记忆力!在这六年中，他处理了多少这场“大革命”中的重大事件，他竟然还记得六年前带给我这个小人物的那个口信!那是1966年的初夏，“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红卫兵”横扫“四旧”，人们一片惶恐，一片纷乱!革命老干部，知识分子的权威们纷纷被斗争、被游街……。我是惊恐不解之余，才给他写了那封信，之后收到的就是他的那几句赠言。真没想到主席还记得六年前的那如此微不足道的信件!于是，我说：“主席，没想到你还记得这两句话。这些年，我经了点风雨，见了点世面，不过很多事还是不明白。”主席说：“不明白不要紧，慢慢地都会明白的。”主席接着问父亲的情况，并多次嘱咐我好好照顾父亲。他说：“行老是不可多得的朋友，要把他保护好!总理给我写信要采取保护措施，我很赞成!”

　　之后，毛主席从床上起身，边披晨衣边对我说：“我有事要同你商量，我们到外面去谈。”于是，我陪主席走到大会客室。他要我坐在他旁边的沙发里，问我说：“你那个学校停课多久了？”我答：“从1966年到现在整整四年了，中间搞过几次‘复课闹革命’，都没搞成。学校打派仗，没法复课。”毛主席说：“过去就算了!现在我在考虑学生应当回到课堂里去了，也就是说应当上课了。不过不能像过去那样搞教育。教育要改革。外国语也还是要学的，但是也要改革。我找你来是想同你商量外语教学改革的事。你想想怎么改法，反正不能走老路。我派你回外语学院搞教育改革，你愿不愿意去？”我说：“主席派我去，我当然愿意。我只是怕搞不好，辜负了主席的期望。”主席说不要紧，什么事都要试验。他又问：“你们外国语学院过去有多少外国教师？”我说：“总数我说不清，但每个系都有，英语系最多的时候有十多个。”毛主席说：“这些人现在在哪里？”我说：“都不在了。多数因为学校闹革命，停了课，都回国了。也有个别的支持过一派，被抓起来了。”主席说：“喔!要弄清楚再解决。”我本想多谈点外国专家被抓走的问题，但主席似乎不想深谈，他转换话题问我：“你觉得将来还需不需要请外国人来教书？”我说：“至少对外语教学是完全需要的。”我仔细地讲了我的意见。毛主席点头说有道理，并说“学校要开始招收新生，也可以有选择地请一点外国人来教书。”他接着给我布置任务，要我向周总理报告他与我的这次谈话并请总理具体落实。毛主席同意我的要求，立即去湖北沙洋与学校的大部队一起进行教改。毛主席关照我一定要安排好父亲的生活再动身。他说给我半年期限把教改方案搞好，并准备重新招收新生，第二年秋季入学。在此之前，我应当组织教师把新教材编出来。

　　在关于教改的工作谈完之后，我万万未料到毛主席又提出了我后半生的人生道路的建议。主席说：“教学改革就这样办，你去告诉杨德中同志和周总理，具体事你们去办。我还有一个建议和你商量，你搞完外语教改之后就不要呆在学校了。中国需要女外交家，我看你就可以。你这位女同志蛮不简单，能说还能写。你还很有点勇气，你给我的信我都看了，写得不错，有说服力。我们需要这样的女同志去搞外交。所以搞完教改你就去外交部报到。你要是同意，我告诉外交部。”我又愣在沙发里了!我那时心里唯一的奢望就是等这场“革命”结束之后回到我的讲台上去，外交这个大舞台从未在我脑子里出现过。但是既然主席说了，我自然只能表示服从。何况我还要去湖北搞教改，以后的事以后再说，这也叫“明日忧来明日愁”吧!

　　从毛主席那里出来后我先向杨德中同志作了报告，之后又向周总理汇报。他们两位立即着手落实毛主席关于外语学院教学改革的指示，配备了班子，一个月后我们一行七人奔赴湖北沙洋外语学院干校贯彻毛主席改革外语教学的指示。然而，教改工作进行得不很顺。教师们终于听到重返教室的号召，十分兴奋，在编写教材中都竭力希望搞出科学性强、语言规律性强的教材，而8341军宣队却一味强调“突出政治”，他们认为我们所编的教材是资产阶级教学路线复辟的产物，并隐隐约约地认为是我歪曲了毛主席指示。于是，9月底我不得不回到北京向周总理、毛主席请示。周总理亲自主持了七次会议，听取军宣队和教师们的两方意见，最后，终于支持了教师们的意见。当我于11月份重返沙洋前向周总理辞行时，总理说：“毛主席的意见是要你去一段时间，把指导思想弄清楚后就把工作移交给别人，早日到外交部报到。”4个月后，我在沙洋接到北京来的通知说中央领导要我立即结束教改工作，于3月底前到外交部报到。我记得军宣队张政委、孙政委在沙洋干校小会议室向我传达北京的指示时说“祝贺你参加外交战线!”可我却十分惶悚，十分不安。我从十八岁进入外语学院以后就再没出过外院校门，这里留下了我最美好的青春，最美好的岁月，最美好的追求，最真挚的友谊。如今要跨入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真不知道等待我的将是什么……。但既然是毛主席要我去，我还是坚决地服从了。3月29日，我乘学校的吉普车离开了沙洋干校，从此也永远离开了我曾经生活十八年、奋斗十八年的北京外国语学院。3月31日，我去外交部报到，从此走上了我人生悲剧性旅程的顶峰，爱与恨，生与死，辉煌与屈辱……那样地交织在一起，二十年来伴随着我，难分难解，直至生命的尽头!

　　我在外交部工作期间，见到毛主席的机会比较多，但大部分是他会见外国国家元首，我是翻译工作人员。我也参加过其他一些重要谈话，但这一段历史使我至今茫然，许多事始终没有搞懂它们的因果。七十年代毛主席的周围已再也找不到六十年代我去同他一起学英语时的那种坦诚、宁静的环境。我觉得主席的住所内有那么多错综复杂的矛盾，甚至阴谋。我不知道日趋年迈的毛主席是否还能洞察秋毫，对身边的人与事心如明镜。我与主席之间再没有过去那样的无拘无束的闲谈。每次去，总有人警告我不可多说乱说，于是我也总是小心谨慎，免招灾祸。而灾祸最终仍是难免。在这一段经历中，也许在此文中应当提及的是我与主席的两次谈话，一次是主席指点我摆脱我的失败的婚姻；另一次主席指示我去纽约拜访国民党前外交部长、驻美大使顾维钧。

　　第一次谈话是在1972年的9月29日晚。那是日本田中首相访华缔结中日邦交后离开北京的当日。中日建交这件历史性的大事是毛主席外交决策的重大胜利，他对此也十分高兴。田中首相离京的当晚，毛主席召集参与工作的领导与部分工作人员汇报，在场的有周总理、廖承志、姬鹏飞、乔冠华等人及我们几个翻译、工作人员。主席那天情绪很高，谈了与日本的关系，也谈了许多其他的事。我当时坐在面对主席的一张临时搬来的椅子上，毛主席突然对着我说：“我今天要批评我的老师。章老师，你这个人没有出息!”因为当天的气氛特别轻松，我以为毛主席在说笑，于是很随便地笑着回答：“我从来就没出息，主席你批评吧!”此时主席却很认真地说：“你的丈夫早已和你没有感情，你为什么还不离婚？为什么还怕别人知道？”我万未想到主席当着这么多人谈我那失败的婚姻。当时，我虽已分居多年，但由于种种顾虑一直拖着未办离婚手续。我没有想到主席关怀我个人生活，一时窘迫得不知所答。主席接着又开导我，他说婚姻不应是束缚，没有感情了就要解放自己。他说任何死亡的婚姻对女方是最不利的，如果今后婚姻制度改革，改成男女双方定个契约，一定年限之后或续订或解约，那时间订得太长也对女方不利。毛主席又对我说：“你还年轻嘛，干嘛不早点解脱自己？我这个老师就是太要面子，怕人家说闲话？怕什么嘛？你还怕别人在背后说你是私生子。那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孔夫子也是私生子。私生子聪明呢!”主席一番话使我十分感动。我的眼眶湿润了，我流着泪说：“谢谢主席的关怀，我一定照办。”后来，当主席听说我办完离婚手续时，他派人深夜送来一筐金日成同志送给他的大红苹果，说是祝贺我自己解放自己了。毛主席把我调到外交部，转变了我的事业前程，这一次毛主席又开导我结束死亡的婚姻，使我个人的生活出现了彻底的转机。那一天的谈话，乔冠华同志也在坐，他是个严格恪守道德准则的人，如果不是在毛主席那里得知我的婚姻早已在多年前破裂，他是永远不会对我透露他的感情的。记得他第一次的试探，一开始就问我毛主席那天晚上讲的关于你的事是不是真的？可以说，一年多后我和冠华的结合正是毛主席那番谈话播下的种子。

　　1972年9月我正准备随中国代表团前往纽约出席第二十七届联合国大会时，主席在一次临行前的指示谈话时给了我一项特殊任务，要我去看望国民党前外交部长、驻美大使顾维钧老先生。主席说他很敬佩顾维钧的外交才华和为人。当时顾老先生已八旬高龄，退休后在美国当寓公。毛主席嘱咐我说不要用官方名义去看他，也不必提是毛主席要我去的。因为顾老先生与我父亲也可称是世交，我可以用晚辈名义去看望他。顾老先生的女儿是当时在联合国工作的一位局长，可以请她安排。毛主席说要我向顾维钧先生介绍大陆的情况并且邀请他回大陆来看一看。毛主席还要我告诉他统一祖国是海峡两岸爱国人士的共同意愿。

　　根据主席的指示，我于这年10月5日在纽约顾老先生女儿住所拜访了他并共进晚餐。那时老人虽已高龄，但精神极好，并步履矫健。他极有兴趣地问了大陆许多情况，但却回避了访问大陆的邀请。一年前我们刚刚取代台湾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在此时计划访问大陆的确时机尚不成熟。可惜的是，一直到顾老先生逝世，他未曾有机会回到故土亲眼看一看家乡的变化。

　　10月9日，我从纽约刚到北京，马上接到通知，要我第二天晚上去主席那里汇报与顾维钧会面的情况。这是我到外交部工作后唯一一次与毛主席单独在一起谈话。主席对会见问得非常仔细，也很谅解顾维钧暂时不便回大陆访问。他说要多向这些国民党的元老们做工作，介绍大陆的发展。联系到次年5月毛主席建议九十三岁高龄的父亲重访香港，与台湾老友恢复联系，共议两岸统一的大计，我深感毛主席在七十年代国际舞台上取得辉煌胜利之后，他已开始运筹帷幄，构思祖国统一的蓝图。那天在主席那里，我又感到一种无需戒备的无拘无束。只是看到主席明显的衰老，想起当年健壮的他，心头有一阵阵辛酸，祈祷着上苍保佑，让这位巨人在这世上停留得长久些，再长久些……

　　毛主席生前爱读历史，几乎每次见到他，他都要谈及中国久远的历史。他也爱谈帝王将相，从秦始皇到汉高祖，都是他常常提及的。现在，岁月流逝，毛主席自己也已成为历史，而且是中国历史上最近的一位伟人。对于他一生的业绩，我相信后人无论如何评说都不可能否认他给中国带来的巨变。对于我来说，我只愿记得他是个中国革命的伟大导师，我父亲的一位挚友，曾经改变我人生道路的长辈。至于他晚年所说及所作的许多事，包括我所亲身耳闻目睹的一部分，我至今困惑，至今不解，但也不想去弄懂，不想去解开那些心中的疑问。我愿留给历史学家去分析，去研究。生活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匆匆人生几十载。毛泽东主席的一生如此轰轰烈烈，如此波涛壮阔，我有幸能在他身边受到教益，这已是我一生中的大幸，对于我的匆匆人生而言，实为殊荣。我愿长久地把毛主席对我的教诲留在我余生的记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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