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欣

　　1965年5月，郭沫若经过考证，撰写了一篇文章：《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认为相传的《兰亭序》后半部文字，兴感无端，不符合王羲之的性格和思想感情。“是在《临河序》的基础上加以删改、移易、扩大而成的”(半真半假)的作品；它的书体也和近年出土的东晋王氏墓志不同，认为是唐人所伪托的赝品。

　　1965年6月10日及11日，郭沫若这篇文章在《光明日报》和《文物》杂志(同年第6期)同时发表。当时南京文史馆馆员高二适看了，不同意此文的看法，写了一篇《<兰亭>的真伪驳议》，与郭沫若辩论。文中阐述了自己的理由，还在多处讲到“窃以太宗之玄鉴，欧阳信本之精模。当时尚复有何《兰亭》真伪之可言。”“总之，《兰亭》而视有真赝，绝不能逃唐文皇睿赏矣。”高的文稿写成后，曾先寄给章士钊看过。经过章氏指点、加以修改后，又于7月14日寄给章士钊，请他推荐给毛泽东“评鉴”。(章士钊也不同意郭沫若的看法，在他当时编撰的《柳文指要》一书中，坚持《兰亭序帖》非伪，《兰亭序文》为真，而斥持反对说者为“以一定万，以偶冒常”，“持论诡谲，不中于实”。)

　　7月16日，章士钊写信给毛泽东，将此文连同作者高二适给他的信一起附送，希望此文能够发表。章士钊在信中介绍了高二适的简况后写道：“乃者郭沫若同志主帖学革命，该生翼翼著文驳之，钊两度细核，觉论据都有来历，非同随言涂抹。郭公扛此大旗，想乐得天下劲敌而週(周)旋之。(此论学也，百花齐放，知者皆应有言，郭公雅怀，定会体会国家政策。)文中亦涉及康生同志，惺惺相惜，此于章草内为同道。该生来书，欲得我公评鉴，得以公表。自承报国之具在此，其望虽奢，求却非妄。鄙意此人民政权下文治昌明之效。钊乃敢冒严威，遽行推荐。我公弘奖为怀，惟望酌量赐于处理，感逾身受。”随信附寄高二适致章士钊信中说：“鄙稿倘邀我主席毛公评鉴，得以公表，亦当今至要之图也(个人报国之忱在此)。”

　　毛泽东看过高二适的信和文章以及章士钊的来信，7月18日曾复信给章士钊说：“高先生评郭文已读过，他的论点是地下不可能发掘出真、行、草墓石。草书不会书碑，可以断言。至于真、行是否曾经书碑，尚待地下发掘证实。但争论是应该有的，我当劝说郭老、康生、伯达诸同志赞成高二适一文公诸于世。”

　　同日，毛泽东还把有关信函、文稿以及回复章士钊的信，一起送给郭沫若。他在给郭的信中写道：“章行严先生一信，高二适先生一文均寄上，请研究酌处。我复章先生信亦先寄你一阅。笔墨官司，有比无好。未知尊意如何？”

　　郭沫若接到此信，非常高兴。他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发表高二适的文章，并准备写文章同他讨论。当天就约我和报社的有关同志前去商谈，建议《光明日报》本着百家争鸣方针，在报纸上组织这场讨论；希望早日发表高二适的文章。

　　7月23日，《光明日报》发表了高二适的文章。8月12日，郭沫若写了同高二适进行讨论的文稿《<驳议>的商讨》送交报社。郭沫若在文中说：他已仔细地阅读了高二适的文章。“对于学术问题，高先生肯把不同的意见提供出来，进行讨论，这是很好的事。《兰亭序》依托说，如果经过《驳议》，证明确实是‘站不住脚’，我愿意认错，撤销这种说法。但在仔细阅读了《驳议》之后，却感觉着这种说法尚未被驳倒。因此，我要把我的意见再写些出来，作进一步的商讨”。郭沫若在反驳高二适的时候，摘引了清代名书画家赵之谦批评唐太宗的一段话：“……要知当日太宗重二王，群臣戴太宗，摹勒之事，成于迎合。遂令数百年书家尊为鼻祖者，先失却本来面目，而后人千方眼孔，竟受此一片尘沙所眯，甚足惜也。此论实千载万世莫敢出口者，姑妄言之。”其后郭沫若说：“与赵之谦‘妄言’相比，高先生的《驳议》却是在绝对信仰唐太宗及其群臣。……既是‘玄鉴’，又是‘睿赏’，凡是唐太宗所过目的，便绝无真伪可言。高先生之信仰唐太宗，似乎比唐初群臣有过之而无不及了。”

　　高二适的文章在报纸上发表后，毛泽东一直关注这场讨论。8月17日，他同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在北京人大会堂接见出席一次会议的部队干部时，曾经问起“郭老的《兰亭序》官司怎样了，能不能打赢？”郭沫若得知此事，当天就把所写的《<驳议>的商讨》和《<兰亭序>与老庄思想》两篇文章的清样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很快看完了清样。8月20日，他在退回清样时写信给郭沫若说：

　　8月17日信及大作两篇清样，均已收读。文章极好。特别是找出赵之谦骂皇帝一段有力。看来，过份崇拜帝王将相者在现代还不乏其人，有所批评，即成为“非圣无法”，是要准备对付的。第一页上有一点文字上的意见，是否如此，请酌定。

　　毛泽东看清样非常仔细，不但改正了排错的字，有的地方还作一些批注。在《<驳议>的商讨》一文中，讲到“《世说》作者临川王义庆”，临川王原是刘义庆的官衔，在清样上，后面有一处出现“王义庆”的字句。毛泽东看到这里，就在清样上批注说：“《世说》作者是刘宋大贵族刘义庆，他是刘裕的中弟刘道怜的第二个儿子，过继给刘裕的小弟刘道规为嗣。刘道规有武功，死后追封临川王，刘义庆因此袭封为临川王。史称他‘爱好文义’，有著述，招引一批文士，以为篆属，其中有鲍照那样有名的人。以上均见刘宋《宋书》宋室传(见《刘道怜》、《刘道规》两传)。《世说》一书，大概是鲍照等人帮他集录的。但《宋书》却未说到刘著《世说》。1962年重印《世说新语序》载明‘南朝宋刘义庆撰’，老本子《辞海》亦如此说。”这一段批注，就是毛泽东信中说的“第一页上有一点文字上的意见”。

　　8月21日，郭沫若这篇《<驳议>的商讨》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这场关于《兰亭序帖》真伪问题的讨论，就从《光明日报》开始，逐渐在一些报刊上展开。学术界和书法爱好者，对于这场讨论表现了极大兴趣。郭沫若的看法引起了热烈讨论。著名书法家启功、赵万里、徐森玉、考古学家商承祚等都撰写了文章，也得到林枫、陈叔通、老舍等的关注。有的写信给郭沫若或《光明日报》编辑部，无不赞成就此问题展开“争鸣”。

　　这场讨论延续六、七个月，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文章。多数文章赞成郭沫若的意见，支持他以辩证唯物主义的批判态度，推翻历代帝王重臣的评定；也有一些文章持论相反，不同意郭沫若的看法。《兰亭》真伪的争论，由此进入一个新阶段。这次讨论比较热烈、活泼，参与讨论者都能畅所欲言地发表意见。其后，文物出版社曾将这次讨论中具有代表性的文章，汇编为《兰亭论辩》一书。编者在《出版说明》中说：“这对于我国书体史、书法史以及文字发展史的研究，都有一定的意义；特别是在鉴定书法问题上，乃至在对待历史文化遗产的广袤领域中，如何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

　　八

　　根据知识分子的兴趣和我国报纸的传统，《光明日报》创办了几种学术性专刊，成为它的特点之一。《文学遗产》、《史学》、《哲学》等主要专刊，都是报纸创刊后很快办起来的，以后又创办了《经济学》，都受到知识界的支持和读者的欢迎。1958年元旦创办的综合性的《东风》副刊，由于它集学术性、知识性与艺术性于一体，逐渐也成为具有特色的副刊之一。

　　除《东风》副刊外，《光明日报》的专刊，分别邀请社外学术界人士组成编辑委员会，负责专刊的编辑工作。文、史、哲、经几个主要专刊的编委会成员都是学有专长的专家学者，而且都有一支学术界知名人士为骨干的作者队伍。专刊、副刊都联系了广泛的作者，拥有众多的读者。当时由于国家纸张困难，报纸限量发行，供不应求，专刊曾经经过邮局单张订售，以满足读者需要。

　　毛泽东比较爱看《光明日报》，尤其爱看几个专刊。大概是因为这些专刊经常发表学术、理论文章，能够反映较多的学术思想的信息。我在《光明日报》工作期间，记得有相当多的次数，每逢这个报纸发表了比较重要的学术文章，常在文章见报的当天午前，就听说毛泽东已经看过，并且告诉别的同志看看，由于有的同志手边没有报纸，临时打电话索取当天的报纸，就把这些令人鼓舞的信息带给我们了。如前所述，他还特别注意我们报纸的学术讨论，爱看勇于探索、具有新意的文章。他所注意的这些文章的作者，虽然不乏誉满全国的年长学者，也有许多初出茅庐的年轻人。这说明，他不但常看我们的报纸，而且看得非常仔细，非常认真。

　　1965年9月22日，《史学》专刊第315期发表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青年助教孙达人的文章：《应该怎样估价“让步政策”》。文中强调：“伟大的农民战争冲破了封建罗网，根本改变了地主和农民的关系，才使农民获得了自由。相反，在农民战争失败之后，新建政权的‘让步政策’实质上恰恰就是剥夺农民夺得的这种自由，重新束缚农民。”同时认为，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表现在推翻和改造了封建王朝，削弱了封建的生产关系，没有什么根据说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非要透过“让步政策”不可。毛泽东看了，十分赞赏。这年12月21日，在杭州同哲学工作者谈话时，说到他对这篇文章的看法：现在出了个小将孙达人，写文章反对翦伯赞所谓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实行“让步政策”。在农民战争之后，地主阶级只有反攻倒算，那有什么让步政策!孙达人的文章，只讲古代，不讲近代；看了近代史，这个问题就更明白了。地主阶级对太平天国就没有什么让步。义和团先是“反清灭洋”，后来变为“扶清灭洋”，这时得到慈禧的支持。清朝被帝国主义打败，慈禧和皇帝逃跑了。以后慈禧就搞“扶洋灭团”。……

　　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出很多。1959年3月1日，《文学遗产》登载马茂元一篇短文：《柳宗元的诗》(是作者所写的《读书札记》)。毛泽东看了，对这篇文章的观点有不同的看法。曾说：柳宗元是一位唯物主义的哲学家，见之于他的《天对》，刘禹锡发展了这种唯物主义；而这篇文章无一语谈到这一大问题，是个缺点。

　　同年12月27日，《文学遗产》发表了晏震亚写的《如何评价<文赋>？》。作者对陆机《文赋》的价值和在文学批评史的进步意义，作了比较充分的肯定，不同意相反的观点。毛泽东曾把这篇文章批转给一位同志看，并说这是“一篇好文章”。

　　九

　　在专刊问题上我们有过失误，是经毛泽东同志指点才得以迅速纠正的。开头几年，这些专刊学院气比较浓，有些读者不满意，报社编辑部未能及时协同这些专刊的编委会研究改进。到了1958年，“大跃进”一来，全国上下，热气腾腾，报社来稿猛增，篇幅紧张，报社内外都有停办专刊的意见。当时，我到报社不久，对有关情况不甚了了，对此问题也未慎重考虑、认真研究，加以受到当时学术研究中“左”倾思潮影响，这年10月编委会一度决定停办全部专刊，并于10月25日在报上登出《本报五种专刊停刊启事》，宣布《哲学》、《史学》、《文学遗产》、《文字改革》、《民族生活》自11月起停刊。当时毛泽东正在郑州开会(即第一次郑州会议)，他看了这个启事，就说：“《光明日报》的副刊和《哲学》、《文学遗产》等，应继续办下去，不要停刊。”还说，他看《光明日报》就是看这些副刊。他让吴冷西写信把这些意见转告我。我们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进行了讨论，认为原来匆忙作出这个决定是不慎重、不严肃的，因而是错误的。(我们还收到有些读者来信，也不赞成这些专刊停刊。)当即决定：由报社编辑部向各专刊编委会传达毛泽东的意见并作自我批评，同时商谈专刊继续出版的有关问题；一面指定专人草拟一份纠正上述错误决定的新启事，告诉读者。11月2日，又在报上登出《本报<哲学>、<文学遗产>等专刊继续出刊启事》。

　　这样就及时地纠正了这个错误决定，使这些专刊得以未曾间断地继续出刊。随后我们进一步认真地研究毛泽东意见的精神，制定了改进计划，逐步采取措施，在报社编辑部内增设机构，建立了专管学术、理论宣传的学术部，除同有些专刊的社外编委共谋改进和协助组稿外，并将《哲学》、《文学遗产》两个专刊改由报社学术部主编。与此同时，学术讨论除在各个专刊上进行外，还扩大范围到正版，即在正版上也刊登学术文章，组织学术讨论。有时，还把写给专刊有份量的又为广大读者关心的学术文章，移到正版刊登；并在正版显著地位辟设经常见报的《学术简报》专栏，及时反映各地学术界活动情况、摘要介绍其他报刊重要学术文章的内容，以增强有关学术信息的报道。这样，报纸逐渐成为一个贯彻百家争鸣方针的学术文化的阵地。

　　十

　　毛泽东特别厚爱《光明日报》的《东风》副刊上面发表的写得好的诗词。

　　1962年1月，毛泽东曾把《东风》发表的诗词，批作文件印发给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扩大的工作会议(就是著名的“七千人大会”)。当时，主要由于党在“大跃进”和“反右倾”中的错误，加上自然灾害和苏联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至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在严重的困难面前，有些人被吓倒了，动摇了信心。1961年12月28日《东风》刊登了民主人士吴研因(民进成员)、钱昌照(民革成员)写的四首七绝⑤。诗人们兴致勃勃，描绘出一派兴旺景象，乐观情绪跃然纸上。

　　毛泽东看到这些诗篇，十分欣赏。“七千人大会”开幕前夕，就用铅笔在刊登这些诗的《光明日报》上批示：“这几首诗好，印发各同志。”大会秘书处即用大字印发给参加会议的同志。当时曾将毛泽东批示的这张报纸，和用三号字排印的文件拿到报社编辑部传阅，大家看了，异常感奋。两位诗人听说，更是万分激动，大受鼓舞。

　　1965年10月16日，《东风》发表了叶剑英写的一首律诗：《望远》：

　　忧患元元忆逝翁，红旗缥缈没遥空。

　　昏鸦三匝迷枯树，回雁兼程溯旧踪。

　　赤道雕弓能射虎，椰林匕首敢屠龙。

　　景升父子皆豚犬，旋转还凭革命功。

　　这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七十二岁生日。这天毛岸青、邵华夫妇前往看望，他高兴地为他们亲笔写了这首诗(书写时把题目改成《远望》)，并在诗末写上“10月16日光明日报”。1977年4月7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这份手迹。同时发表了叶剑英所写有关此事的《说明》。毛岸青、邵华为此手迹发表所写的《重读<远望>志更坚》中说：“我们看到毛主席非常喜欢这首诗，他老人家不仅可以记忆十分清楚地背诵出来，而且连什么时间刊登在哪家报纸上，都记得清清楚楚。”

　　1963年元旦，《东风》上发表了郭沫若的《满江红》词，引发了毛泽东的唱和，1月9日他作了《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词末注明“郭词见1963年1月1日《光明日报》”。⑥在此以前，郭沫若写的七律《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毛泽东也曾唱和，这些都已成为诗坛上的佳话。

　　1962年春，当时还在英国伦敦大学教书的红学家吴世昌，在新加坡的华文报纸《南洋商报》上发表了一篇长文：《我是怎样写<红楼梦探原>的？》文有新意，我们曾在报社的内部刊物《情况汇编》上全文转载，4月14日及21日又在《东风》副刊上选登了其中的两节：《脂砚斋是谁？》和《曹雪芹生卒年》，并在文尾加以注明。毛泽东看到了，饶有兴趣地说，既然《光明日报》刊登此文的两节，一定有其全文；并叫人打电话来。我们当即送去刊登吴著全文的《情况汇编》和《红楼梦探原》一书的英文版。

　　十一

　　最后，我还想起请毛泽东同志题写报头的事。

　　毛泽东的书法艺术造诣很高，功力深厚，是举世公认的。他的笔力苍劲洒脱，气势磅礴，为国人所喜爱。我到报社工作不久，社内外许多同志和广大读者，多次提议换用毛主席题写的报头。1964年夏天，我曾为此专门向毛泽东同志写过报告。开头他认为原先用的报头是郭沫若写的，曾说：凡是报上用的鲁迅、郭老写的报头，都不再给写。情况并非这样，郭只题写了《文学遗产》专刊的刊头。经过说明以后，仍然没有应允，这事便拖下来。

　　有些同志担心没有希望了，我却坚信广大读者的这个心愿终会实现。在这方面，当时我曾想起先前听到过和经历过的一些有关毛泽东给报纸题写报头的事情：1938年5月，中共晋西南区党委成立后出版的油印报纸《五日时事》，毛泽东就曾给它题写了报头，还写了“毛泽东题”四个字。1940年9月18日，中共晋西区党委创办《抗战日报》(1942年8月以后是中共中央晋绥分局机关报)，也是毛泽东题写的报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毛泽东又给改名《晋绥日报》，重新题写了报头，并叫延安解放日报社印刷厂制成锌版，和他题写的手迹原件一齐送到我们报社。《抗战日报》从1946年7月1日改名《晋绥日报》，这新写的报头一直用到1949年5月1日报纸终刊。1953年我从朝鲜前线回来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政治部工作，院党委决定为全院师生和工作人员创办一张报纸，曾请院长兼政治委员陈赓恳求毛泽东同志起个报名、题写报头。当时有些同志没有信心，以为毛主席的事情那样多，对于一张学院内部办的报纸，未必会写。可是，1953年夏季的一天，陈赓去北京开会回到哈尔滨，一见到我就高兴地说：我给你们求主席题写了报头啦!说完，他便把一张大约一尺见方的宣纸打开，只见上面已有毛笔写的几个报头，有个题作《军事工程》，其余都是《工学》，字是竖着写的。陈赓指着一个旁边划了圈儿的《工学》说：这是主席自己圈的，就用这个。还讲，主席圈定“工学”的时候说：“‘南京’(指刘伯承任院长的南京军事学院)叫《军学》，你们叫《工学》好。”1953年9月1日，当全校师生拿起《工学》报创刊号时，看到毛主席亲笔题写的报头，无不感到非常兴奋和无限喜悦。

　　后来，看到毛泽东同志手写的《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词后面，有“郭词见1963年1月1日光明日报”字样。征得他的同意，1967年1月1日，即以这里头的“光明日报”四字制成报头，沿用至今。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毛泽东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十七个年头，他的音容笑貌，时刻闪耀在眼前。他对《光明日报》的亲切关注，深深铭刻在脑际，铸成牢固的记忆。时光的流逝，丝毫不会磨灭他的光辉。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刻，迎面袭来的不论是惊涛骇浪，或者是凛冽寒风，只要想起毛泽东同志的关切和教诲，心里就会感到无限温暖，倍增同一切困难拚搏的勇气。回顾过去，展望将来，毛泽东同志的教导和关注，将继续激励着我们前进。

　　①张贻玖：《毛泽东读史》(中国友谊公司出版)第61页。

　　②《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第559页。

　　③《我所感受的团结》。《文史文萃》(文史资料出版社)，第一辑第4页。

　　④《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44页。

　　⑤吴研因写的《赏菊》，全诗是：“不期青女忍相欺，老圃新枝竟吐奇。秋色还如春色好，西风莫漫撼东篱。”“嫩红老紫百千盆，蟠错如虬况有根。为证明年花更艳，手题诗句待重温。”

　　钱昌照《七绝二首》：《芦台农场》：“麦苗肥壮谷登场，谁信当年片荒？排灌齐全轮作好，芦台今日是粮仓。”

　　《藁城农村》：“薯曝墙头菜挂檐，棉田片片麦无边。农村活跃歌声里，绿女红男夕照前。”

　　⑥这首《满江红》并附郭沫若原词，均已编入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9月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选》。

　　相关专题：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