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欣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也是伟大的新闻战士。他最善于运用报纸团结人民，指导工作；他十分重视舆论的作用，关心党的新闻事业的发展。他的新闻实践给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楷模。他所撰写的新闻、评论作品，许多传诵一时的名篇，都是我们新闻工作者观摩学习的范文。当我们隆重纪念这位历史巨人百岁华诞的时刻，缅怀他的新闻实践，他在生前对新闻事业的关注，许多往事涌上心头。

　　自从我投身党的新闻工作，不论是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还是建国以后的建设年代，毛泽东对新闻工作的谆谆教导，始终是指引我们前进的灯塔。从1957年开始，我在《光明日报》工作十年。这个报纸经常得到毛泽东同志的亲切关怀，并且有幸多次得瞻他的风采，聆听他的教诲。尽管时间过了很久，至今回想起来，依然历历在目。

　　一

　　1959年2月，有一天突然接到一位负责同志的电话，索取2月1日的《光明日报》。给他找来的报纸还没有来得及送走，接连又接到其他许多同志打来同样意思的电话。原来，这天报纸的《哲学》专刊第174期上，发表了北京大学哲学系三年级学生曹家铸写的一篇文章：《黑旋风为什么斗不过浪里白条？——谈事物的条件》。毛泽东看后认为写得好，在一次会议上推荐给大家看。因为前来索取的人数多，报社发行部门将留存的报纸全拿出来还不够，最后把印刷厂挑拣出来的、印刷质量不合格的“残报”也都送出去了。

　　这篇文章是曹家铸下放农村锻炼后，在一个普及哲学知识现场会议上的讲话稿。文章借《水浒传》第38回《黑旋风斗浪里白条》的故事，从哲学上说明：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明显地受客观条件的制约和对条件的依赖性。同时指出，我们还要根据客观规律去积极地创造条件，“通过人的主观努力，促使事物的转化和发展。”

　　在此之前，农村人民公社运动中刮起了一阵“共产风”。这篇文章就是联系当时出现的“共产风”，以黑旋风和浪里白条打斗的事例，谈到无论什么事情都要受一定条件的约束和限制。“在条件还不成熟时，不要勉强去做那些只能在将来，在另一条件下才能实现的事。”当时“共产风”正是忽视了这一点，这样弄出来的不可能是共产主义，“倒是使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受到歪曲，庸俗化。”“在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了条件的重要性，以及事物对条件依赖的客观性。”世界上“任何事物的转化要有一定的条件，没有这一定的条件，事物的转化便是不可能的。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必须尊重这些条件，否则就会犯主观主义的错误，就像李逵一样，注定是要碰壁的。”

　　因为这篇文章富于创见，文笔生动，发表又很适时，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另一方面，毛泽东一向主张理论联系实际：“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他看到一位大学生经过一个时期的实际锻炼，能够写出这样生动活泼，深受农民欢迎的哲学文章，自然会非常高兴。

　　二

　　1961年11月25日，《光明日报·哲学》专刊上发表的哈尔滨工业大学一些教师所写的《从计划“积木式机床”试论机床内部矛盾运动的规律》一文，也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这年8月，在哈尔滨召开了全国第一次自然辩证法座谈会。提交会议的文章中，有一批是结合当时技术革新的发展而研究和写出的。“蚂蚁啃骨头”(小机床加工大机床)，“积木式机床”，是当时引人注目的技术革新成果。这篇文章就是其中的一篇。毛泽东看过后，就让《红旗》杂志加以转载(载于1960年第24期上)，并代《红旗》杂志编辑部给作者写了一封信：“中共哈尔滨工业大学机械系机床及自动化专业分总支委员会同志们：看了你们在1960年11月25日《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文章，非常高兴，我们已将此文在本杂志上转载。只恨文章太简略，对六条结论使人读后有几条还不甚明了。你们是否可以再写一篇较长的文章，例如一万五千字到二万字，详细地解释这六条结论呢？对于车、铣、磨、刨、钻各类机床的特点，也希望分别加以分析。我们很喜欢你们的这类文章。你们对机械运动的矛盾的论述，引起了我们很大的兴趣，我们还想懂得多一些，如果你们能够满足我们的(也是一般人的)要求，则不胜感激之至。”(信末原署“毛泽东，1960年11月26日”—可见毛泽东是此文一发表他就看过，第二天就写了这封信的；后来改署为“红旗杂志编辑部、1960年12月6日”。)这封信当然给作者们很大鼓舞，他们按照信的要求写了第二篇文章：《再论机床内部矛盾运动的规律和机床的“机床化”问题》。《红旗》在1961年第9、10期上发表。

　　毛泽东对这篇文章的推荐和他以《红旗》杂志编辑部名义写给作者的信，不但激励了文章的作者们，也使我们报社编辑部的同志受到了很大的鼓舞。

　　三

　　《光明日报》以知识分子读者为主要对象，学术与文艺问题都是它的宣传重点。毛泽东倡导百家争鸣，鼓励不同意见的自由争论和自由讨论，认为这是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遵照毛泽东的倡导，《光明日报》编辑部比较注意在版面上体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先后多次有计划地组织学术问题的讨论。这些讨论大都得到毛泽东同志的关注，他尤其关心自然科学领域的学术讨论。

　　建国初期，因受苏联李森科发动的对摩尔根学派粗暴批判的影响，我国有关高等院校和研究机关，也曾用行政手段和政治压力取缔了摩尔根学派的课程讲授和研究工作，这个学派的一些教授、学者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毛泽东曾多次亲自纠正这方面的错误，批评了对待科学问题的简单粗暴的做法。1956年8月，中国科学院和高教部在青岛召开遗传学座谈会，各个学派的遗传学者在会上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取长补短。8月下旬至9月初，《光明日报》对会议作了报道并且发表了与会学者发言的详细摘要。

　　青岛会议后，摩尔根学派在中国的代表人物谈家桢等来到北京。毛泽东曾在中南海怀仁堂听了谈家桢关于这次会议情况的汇报。他一边注意地听，一边不住地点头说：“应该取长补短。”同时鼓励谈家桢：“一定要把遗传学研究工作搞起来，要坚持真理，不要怕。”

　　翌年，4月29日《光明日报》发表了摩尔根学派的著名学者李汝棋教授的文章《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他以亲身体会感到青岛会议贯彻执行百家争鸣方针取得了重大成果。

　　毛泽东看了这篇文章，第二天写信给胡乔木：“此篇有用，请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他亲自把文章题目改为《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还代《人民日报》编辑部拟了一个按语：“本报编者按：这篇文章载在4月29日的《光明日报》，我们将原题改为副题，作者换了一个肯定的题目，表示我们赞成这篇文章。我们欢迎对错误作彻底的批判(一切真正错误的思想和错误都应批判干净)，同时提出恰当的建设性的意见来。”5月1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

　　青岛会议促成遗传学界不同学派之间的进一步了解，出现了可喜的团结现象。以后大学里恢复了摩尔根学派开的课。但是有些带根本性的问题尚未解决，门户之见仍严重存在，许多地方摩尔根学派依旧受到压抑，1957年有的单位还有人企图把他们都划到右派里去；有人说，米丘林是社会主义的科学路线，摩尔根学派是资产阶级的科学路线，还出现了“粉碎”摩尔根学派的说法。

　　1959年至1960年间，我们派记者接连访问了两大学派的代表人物和许多专家学者，调查研究了青岛会议后几年间两大学派继续争论的情况，重温毛泽东对李汝棋文章写的按语，于1961年2月至8月间，在报上组织关于遗传学的讨论。这次不同学派的代表人物都发表了文章，正面阐述自己的主张，较少针锋相对的“较劲儿”，也未发现乱扣帽子的现象。8月24日，谈家桢向本报记者表示，对讨论比较满意，认为对活跃青年人的思想有显著的效果。还说，目前要说的话都说得差不多了，应该切实地做些实验室工作。

　　在此前后，毛泽东在北京、上海等地多次会见谈家桢。1958年1月4日午夜，毛泽东派他的专机到上海把谈家桢和赵超构、周谷城接到杭州去聊天，同他们三人一起聊了一个通宵。毛泽东每次同谈家桢见面，都先询问遗传学发展的情况。当他得知遗传学研究还遇到很多阻碍时，就用坚定的口气对谈家桢说：“有困难，我们一起来解决。一定要把遗传学搞上去!”这些亲切的会见，谈家桢本人和摩尔根学派学者都受到极大鼓舞。

　　四

　　1957年夏季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使得百家争鸣方针的贯彻受到了严重的干扰和损害。1959年初，为了打破反右派斗争以来学术界的沉闷空气，改变万马齐暗的局面，我们选定曹操评价问题作突破口，在报纸上组织学术争鸣。

　　为曹操翻案的问题，是1959年1月间郭沫若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刊上发表的《读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一文中首先提出的，曾在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我们决定就此问题展开讨论后，2月19日在《光明日报·史学》专刊第152期首先发表了翦伯赞撰写的《应该替曹操翻案——从<赤壁之战>说到曹操》；同时还发表了希望学术界人士和读者参加讨论的《编者按》。这篇文章讲到曹操“一贯地把统一中国当作自己的政治使命”和他的征讨对于以后西晋统一所产生的作用。认为“曹操不仅是三国豪族中第一流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而且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中有数的杰出人物。”毛泽东看了翦伯赞的文章，说：“曹操结束汉末豪族式混战的局面，恢复了黄河两岸的广大平原，为后来西晋的统一铺平道路。”其后，这场讨论在报纸上展开，郭沫若、吴晗、王昆仑等都发表文章，为曹操翻案。有一天，毛泽东在北戴河说：“曹操统一北方，创立魏国。那时黄河流域是全国的中心地区。他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制，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这些难道还不敢肯定？难道不是了不起？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这么写，剧里这么演，老百姓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还有那些反动士族，他们是封建的垄断者，他们写东西就是维护封建正统。这个案要翻。”①

　　五

　　毛泽东特别爱看研讨哲学问题的文章，尤其关注逻辑学研究的进展。五十年代末期开始的关于逻辑学的讨论，就曾得到他的关切。1959年6月7日，毛泽东在致章士钊的信中，提到章著《逻辑指要》“既有颇多删补，宜为几句说明，即借先生之箸，为之筹策”。在“筹策”中，提到“近年以来，逻辑一学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兴趣，于逻辑学的范围及其与唯物辩证法的关系，争论繁兴，甚盛事也。”②显然，毛泽东对于这种“争论繁兴”的盛况是十分高兴的。

　　周谷城回忆说：“有一次主席用长途电话要上海市委用飞机送我到中南海专谈逻辑问题，谈至深夜。”③实际上，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在北京、上海和杭州，毛泽东曾多次找周谷城谈逻辑问题。当时报刊上发表的有关讨论文章，绝大部分都不同意周谷城的意见，使他不无顾虑。毛泽东在见面时总是鼓励他：不要怕，积极写文章，继续讨论。毛泽东还曾多次找来包括赞同和反对周谷城观点的逻辑学界、哲学界人士王方名、金岳霖、冯友兰、郑昕、费孝通、胡绳等，到中南海和周谷城聚会，共同研讨逻辑学讨论中提出的问题。周谷城先后曾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过多篇谈论逻辑的文章。这个报纸同时也发表不少持有不同意见、同周谷城《商榷》的文章，据我听到，所有这些周谷城所写的文章以及同他争论的文章，毛泽东是很留心看的。有时刊有这些文章的报纸刚一出版，有关同志一早就接到毛泽东的电话，邀约前去交谈有关这些文章争论的问题。当周谷城将他就此问题写的这些文章汇集成书出版的时候，曾写信请毛泽东作序。1958年7月28日，毛泽东复信周谷城说：“大著出版，可资快读。我对逻辑无多研究，不敢有所论列；问题还在争论中，由我插入一手，似乎也不适宜。作序的事，不拟应命，可获谅解否？”④信中所说“对逻辑无多研究”，自然是谦逊的话，猜想所以不愿“插入一手”，还是为坚持百家争鸣方针，怕会影响争论双方充分地发表意见。

　　1965年10月8日，《光明日报》发表朱波《形式逻辑同一律客观基础的探索》一文。毛泽东看了，当天上午就对身边工作的同志谈到：这篇文章既不同意把形式逻辑的同一律与客观事物规律等同起来，又不同意把它与客观事物完全割裂开来，而认为它反映的是思维的确定性，它的客观基础是客观事物的确定性。这种观点是动脑筋思考了的，比那些把形式逻辑“规律”等同于事物规律的庸俗化做法前进了一步。在谈话中，毛泽东不无遗憾地指出：我们的党员研究哲学，就是不研究逻辑。

　　六

　　1962年末，周谷城在《新建设》月刊第12期发表《艺术创作的历史地位》一文。这篇文章提出的“无差别境界”说和时代精神“汇合”论，在美学界引起争论。汝信、朱光潜、王子野、陆贵山、孟伟哉等许多人，都在《光明日报》和其他报刊上发表文章，和周谷城商榷。

　　关于“时代精神”讨论，从1963年至1964年延续了两年。许多人撰文和周谷城讨论究竟什么是时代精神？时代精神究竟是不是各阶级意识的“汇合”？各方来稿踊跃，仅1964年夏、秋三个月，就收到二百九十篇(批评周谷城的二百五十九篇，赞成他的三十一篇)，其间姚文元和周谷城在《光明日报》上多次交锋。1964年5月10日，姚文元就此问题发表的第二篇文章《评周谷城先生的矛盾观》中，重述他对时代精神的看法：“时代精神就只能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精神，而不是阻碍历史前进或拉历史倒退的精神。”

　　金为民、李云初看了姚文元这篇文章，采取给光明日报编辑部写信的形式，寄来一篇文章：《关于时代精神的几点疑问一与姚文元同志商榷》。文章写道：“我们认为：时代精神，也就是一个时代主要的阶级矛盾统一体中起主导作用、占支配地位的阶级的生活方式、精神状况所体现的，事实上也就是这个时代大量存在的、统治的生活方式、精神状况，也就是该时代最富特征的生活与思想样式。”同时批评姚文元说：“他的关于时代精神的立论，实质上缺乏历史具体性和革命的辩证法精神，却只是抽象的、凝固不变的公式。”

　　毛泽东重视这场讨论，看过周谷城、姚文元等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过的有关文章。有的文章，他还在发表以前看过报社排印的清样。金为民、李云初的文章就是这样。7月6日，他在看过报社排印的这篇文章清样以后，就叫中共中央宣传部把它和姚文元的文章编成一本小册子出版，并即挥笔写了一段按语作为它的序言：

　　这两篇文章，可以一读。一篇是姚文元驳周谷城的，另一篇是支持周谷城驳姚文元的。都是涉及文艺理论问题的。文艺工作者应该懂得一点文艺理论，否则会迷失方向。这两篇批判文章不难读。究竟谁的论点较为正确，由读者自己考虑。

　　编者7月6日

　　我在当天得知此事，为免我们报纸发表此文迟于小册子出版的时间，与中央宣传部有关同志商定：我们即将金为民、李云初的文章在7月7日《光明日报》上发表，请他们把序言标示的日期往后移一天。中央宣传部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即将这两篇文章辑印成书，书名定为《关于文艺理论的两篇文章》，同时将毛泽东所写序言的日期改为“7月7日”。

　　七

　　1965年从《光明日报》上开始的关于《兰亭序帖》真伪问题的讨论，也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关注。

　　《兰亭序》又名《兰亭宴集序》、《兰亭集》、《临河序》、《禊序》、《禊帖》，是我国书法史上一部影响深远的行书法帖。相传东晋穆帝永和九年(公元353年)3月3日，名书法家与当时名士四十一人会于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兰亭“修禊”，会上各人作诗，并由王羲之作序。序中记叙兰亭周围山水之类和聚会的欢乐之情。法帖相传之本，共有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兰亭序帖》自被唐太宗李世民断定为王羲之的真迹，经过历代帝王重臣的推崇和士大夫的宣扬，视作不可侵犯的“神物”。但是，历史上仍然不断有人提出疑议，谈论它的真伪。由于积重难返，每次提出，必遭反对，当时没有条件展开争辩。因此关于《兰亭序帖》真伪的争论，在我国书法史上将近千年从来没有解决过，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个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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