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文骅

　　1993年12月26日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同志诞生一百周年。在这值得纪念的日子里，我这个跟随他工作、战斗、生活了大半辈子，并有幸直接接受过他的工作领导，聆听过他的教导的人，更是心情激动，倍增怀念!

　　传闻·向往和敬仰

　　我最初听说毛泽东这个名字，约在1926年中。当时，我的家乡广西南宁正处在风雨如磐、民不聊生的反动时代。民怨沸腾，民变蜂起，在太平天国革命遗风的影响下，农民的革命要求十分强烈。1925年春，韦拔群同志从广州彭湃同志主持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归来后，在桂西北东兰、凤山一带，开展农民革命运动。在传闻中，我们知道了这次农民运动已大大不同于太平天国，而是在共产党影响下的农民运动。而且知道广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已由毛泽东主持。毛泽东，是共产党员，是代表共产党领导农民运动讲习所的。

　　南宁市是中国共产党在广西最早建立党组织的城市之一。1926年12月，我在省立第一中学念书时，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4.12”蒋介石叛变后，我和其他一大批同志先后被捕。在狱中我虽然未暴露政治身份，但经受这次斗争磨炼和教育，坚定了革命意志，体会到赤手空拳是对付不了反革命的。1928年2月我出狱回家，二姐夫邓绍棠(当时在旧军队中当营部书记)来看我。闲谈中他说：“朱、毛吹来吹去，现在吹起军队来了，在江西有了红军了”。这是我第一次听说红军，一方面感到高兴，同时结合狱中的体会，懂得了要组织革命的军队，进行武装斗争。

　　1929年12月，邓小平、张云逸、李明瑞、雷经天、韦拔群等领导的百色武装起义胜利实现，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在起义的政治纲领中提出“迅速与朱德、毛泽东率领的红军汇合”，作为具体行动口号之一。我有幸参加了起义，在军部当中尉参谋。这也是我在以后的革命征途中逐步认识和接受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观点的起点。

　　1930年10月，红七军奉当时党中央命令，准备“打柳州、桂林等城市，而后向广东小北江方向发展，阻止广东敌人向北，以配合全国红军夺取武汉”，即在立三路线错误指导下，离开左右江地区，挥师东进。沿途与前堵后追的敌人浴血苦战，到达桂东北全州时，部队已损失三分之一以上(原来七千五百人)。红七军党的前敌委员会接受了这一严重教训，决定放弃立三路线，取道湘、粤边，到江西去找毛泽东、朱德同志领导的中央红军。1931年1月在湖南道州听到了“朱、毛红军”在江西活动的确切消息，大家非常高兴，感到有希望摆脱困境了。

　　1931年4月，历尽艰险危难，后来被迫拆散分为两部分的红七军，终于先后到达湘赣苏区，与该区红军会师。一到湘赣，我们就感到耳目一新。感受最深的，一是看到新建的苏区政权，看到分得土地的翻身农民的高昂革命热情，看到亲切温暖的军民关系，看到根据地那种情绪热烈融和，到处是欢声笑语的社会气氛。这对于一直在国民党区险境中孤军奋战的红七军来说，不啻是到了一个新的天地。二是到达后与湘赣独立师及红二十军一起作战，连战皆捷。连续几个胜仗都是大量歼敌，俘虏和缴获甚多，胜利完成任务，部队士气越打越旺。湘赣红军和苏区人民都盛赞红七军英勇善战。当时，部队已大大减员，我先后任红五十八团四连政治委员和六连连长兼政治指导员(那时连改为指导员)，并任红七军军委候补委员。在与部队共享胜利的喜悦时，大家都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红七军的战斗作风不谓不勇敢顽强，由于没有革命根据地而在国民党白区作战，往往吃败仗，被动挨打，到了苏区就能打胜仗。苏区的军民关系这样好，打仗时群众热烈支援，有时出的民工担架比部队还多，保证每个伤员都能救护下来，使我从切身感到革命根据地万分重要。看到红军这样团结，官兵关系这样好，这样上下一心，协调一致。我们从实战中认识到，这就是执行毛泽东同志的方针政策的结果，是我们迫切需要学习的。于是在作战间隙和休整时间，我们抓紧向苏区红军学习，先学群众工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游击战争战术等，接着又学习苏区形势，阶级分析，红军内部的民主制度，军政纪律和作风等等。经过学习，认识提高了，眼界宽了，对毛泽东同志日益敬仰。这时，我们早已不停留于“到中央苏区汇合朱毛”的口号，而是努力按照毛泽东同志规定的方针原则建设部队。1932年7月，红七军到达中央苏区与中央红军汇合，又经过第三、四次反“围剿”等实战锻炼，红七军发展成长起来，归属红三军团指挥，真正成为中央红军的组成部分。

　　但是，直到这时，我还没有见到毛泽东同志。我和周围的同志都多么想见到他啊!第三次反“围剿”结束，中央军委调红七军去叶坪保卫中央，说是毛主席要来讲话，群情激奋，但后来未见到，部队又调走了，甚为失望!直到遵义会议后，总政治部召开军民大会，毛泽东同志向中央红军总直属队和群众传达遵义会议精神，当时红八军团撤销，任宣传部长的我，在总政治部待分配工作。听报告时，我挤到主席台前，才第一次见到毛主席，闻名不如见面，多么幸福啊!以后，我被分配到红军军委上级干部队(即中央苏区的红军大学)任政治委员和红军干部团任政治处主任，在长征中紧随总直纵队行军，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这才经常见到毛泽东同志。

　　反对张国焘的一个插曲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一方面军干部团与四方面军的军事学校合编，改名为中国工农红军大学。校长、政委由四方面军的同志担任。刘少奇同志任政治部主任。他们都未到职。红四方面军参谋长李特任教育长，临时主持学校工作。我任党总支部书记，临时主持政治部工作。学校驻在党中央住地毛儿盖以西约十里地的卡英。当时，张国焘已经把他与党中央的路线分歧公开到部队，斗争开始激化。有一天，李特冲着我说：“你们红一方面军干部团很散漫，着装不整齐，精神不振，表现出右倾。”我听了很吃惊，当即表示不同意他的看法，认为干部团是很有战斗力的，长征中立过大功。李特听了我的解释发起火来。这时正好一位衣衫褴褛，一手提着个羊头，一手拿着个土罐子的一方面军干部从窗下走过。李特就指着他说：“你看他像什么样子!这不是向困难投降吗？向困难投降还不是右倾机会主义？”我立即反驳说：“这是休养连的病号。他是师级干部，带病坚持跟部队走，说明他对革命是坚决的，怎能说他是向困难投降，是右倾机会主义？你的逻辑不对头啊!”他见我这样说便没有再谈下去。次日，李特约我去谈谈。先请我吃苞米糊糊，这在当时，是难得的。又郑重地提出来：“我们昨天谈的事，你又想过没有？干部团是右倾机会主义啊!承认它，好转变。”我说：“没有这回事承认什么？”他又问我：“你读过书吗？”我说：“读过一年半中学。”他忽然严肃起来说：“那么你是知识分子喽，难怪不坦白承认错误!”我听这话吓了一跳。因为我知道张国焘歧视知识分子。在四方面军，戴上知识分子的帽子是很危险的。又一想，李特是从苏联学习回国的，是军政大学的学生，论文化他比我高，就讥讽地说：“我哪能谈得上是知识分子!如果我也算个知识分子，也只是个小知识分子。那你教育长同志不就是大大的知识分子了么？如果说不承认错误是小知识分子的特点，那么，造谣生事就是你这样大知识分子的特点喽!”他听了脸一沉，沉思了一会儿，没有生气，反而笑咪咪地问：“你过去干过什么工作？”我说：“当过参谋、辎重队长、连长、连政委、游击队临时总指挥、军分区司令、师政治部主任、军团宣传部长、上级干部队政委，最近是干部团的政治处主任。”他说：“象你这样的干部在四方面军当军级干部也是可以的了。”我听他话里有话，便说：“在一方面军，像我这样的干部多得很，我算什么。”就这样谈了半个多钟头，话不投机，我起身要走。他又郑重地说：“这个问题你得慎重考虑啊!”我回答说：“你得收回你的不正确言论。”

　　我回来一想，李特这些话决不只是一般闲谈开开玩笑。这分明是借诬蔑干部团右倾来攻讦党中央，并且挑拨离间，搞小组织分裂活动。这一情况必须向上级反映。第二天我带着身边的两个同志去毛尔盖。先到上级干部队找肖劲光、董必武、徐特立、成仿吾、李一氓、冯雪峰等几位熟悉的同志，征询他们的看法。他们，尤其是冯雪峰同志，支持我向上级反映。于是我找了总政治部代主任博古同志和副主任李富春同志，把经过情况作了详细汇报，两位领导听了非常气愤说：“要和他继续斗争，要发动群众批判他的错误观点。”还说要把这一情况立刻报告给党中央、毛主席，因天色已晚，让我住一夜再回去。次日早，富春同志来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可以继续和李特斗争，但组织不宜出面，还不是时候。”因为当时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还没有完全认清张国焘的错误，所以发动群众斗争李特是不合适的。我听了感到毛主席胸怀宽大，谋虑深远，准备回去照他的指示办。走到村边，陈赓同志等着向我询问此事，他支持和鼓励我按照毛主席的指示继续斗争。

　　回去后，李特可能觉察到我已向党中央汇报此事，不再和我谈这个问题，只谈些具体工作。但却发现，当部队转移时，李特总是派出几个警卫员跟着监视我。不久，四方面军的一个军长何畏来任政治委员。我把这件事详细地告诉了他，建议他作必要的处理，但他不吭气。

　　过了草地，到达巴西一带时，部队已普遍知道党内关于继续北上抗日还是回师向西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争论，都非常关心，议论纷纷，气氛有些紧张。有一天早上约四时左右，李德突然来到我床边把我叫醒说：“快起来，中央决定北上，命令即到。你把身边的人组织好，要密切注意李特，不要让他把队伍带走，同时，要防备他整你。”李德虽是“左”倾机会主义军事路线的重要决策人，但仍是中央军事顾问，当时是拥护党中央北上抗日路线的。我意识到，他来叫我，是军委示意的，就急忙召集有关人员动员布置，派青年干事张正光同志到骑兵科长苏进同志处，告他立即出发随中央直属队前进。行进中李特情绪很低，只是随着部队走。何畏一接到继续北上命令，就借口找军委谈谈，溜到张国焘那里去了。中午，部队来到一个山边村庄停下大休息，红军大学的队伍突然乱起来。原来红四方面军的300多名学员在李特的鼓动和压力下不愿北上，要回去。一个骑兵来传话说四方面军总部命令红大的四方面军学员立即回去。又传说四方面军的部队追上来了，可能会有战斗。我们一方面军的学员纷纷劝说四方面军学员跟中央北上，李特一面用皮鞭抽打不愿回去的四方面军的干部，一面高喊：“不要跟机会主义者北上，南下吃大米去。”一会儿，李特和李德用俄语争吵对骂。懂得俄语的博古说李德骂李特为流氓，李特骂李德为赤色帝国主义。正在不可开交的时候，毛主席从一家小屋里缓步走出来，指着村边的小河对李特说：“你不要闹了，彭德怀来了。”只见彭德怀同志正过河来，李特害怕彭德怀同志，也就不再吵了，也不敢和彭德怀见面，拐弯避开了。毛主席又说：“你们四方面军的同志回去是可以的。”又对我说：“你们也不要劝说了，让他们回去，以后他们自己会回来的。”这样，李特便命令四方面军的同志折返，其中部分想北上的同志也只好跟着走了。我便带着一方面军的学员同志随军委纵队北上。一年以后，正如毛泽东同志预见的那样，红四方面军南下碰了钉子，在广大指战员的逼迫下和中央的催促下，也决定和红二方面军一起北上，与一方面军汇合。

　　关怀培养干部指导干部学习

　　我们党为了独立地领导中国革命，从来都重视培养干部，以之作为开创党的事业，把革命推向前进的基本措施之一，在最困难的情况下，更抓紧这一工作。毛泽东同志尤其如此。1934年中国工农红军一方面军开始长征时，党中央将中央苏区的红军大学编为中央军委的“上级干部队”，将几个红军学校编为干部团，均属中央纵队序列，随党中央前进，并保护中央。1935年夏，红一、四方面军会合，两河口会议后，如前所述组织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大学。红一、四方面军分裂后，一方面军改为陕甘支队，成立随营学校。1935年10月，干部营(含上干队)与陕北的红军学校合并，成立红军学校，随中央住瓦窑堡。1936年1月改为“中国工农红军西北红军大学”。同年6月改建为中国工农红军大学。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兼任政治委员。林彪任校长。罗瑞卿任教育长。我任党总支部书记(不设政治部)。学员分一、二、三科。林、罗和我又都是一科学员。6月1日在瓦窑堡举行隆重的开学典礼，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的其他领导同志都参加了。毛主席讲了话。6月21日国民党偷袭瓦窑堡，红大一、二科随党中央迁到保安县(现志丹县)，第三科改为步兵学校住甘肃庆阳。1937年1月，毛泽东同志派林彪、刘亚楼和我去延安组建红大第二期，后改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中央军委决定成立“抗大”教育委员会，毛泽东同志兼任该委员会主席。

　　在培养干部问题上，毛泽东同志首先强调政治思想上的培养教育，还在1936年6月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开办之初，毛泽东同志找校的领导同志谈话，明确指出红大的教学重点，一个是讲统一战线，一个是讲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在他的直接领导下，红大和抗大的教育都认真贯彻党的政治路线和战略策略，以适应当时由国内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这一战略转变的需要，体现理论联系实际，把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的方针。他对抗大的教学工作非常关心，亲自过问教学计划，一次郭化若同志对抗大的教育计划提了一些意见，报告毛主席。毛主席立即转给抗大，并复信郭化若说：“你的意见已告罗瑞卿、周昆、莫文骅、刘亚楼、杨兰史讨论了。”抗大课程安排军政并重。在政治课程中，既有马列主义基本理论课程，又有关于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和重大现实问题的课程。后者都是党中央领导同志亲自讲授。我的感受，这一时期，从在西北红大时部分学员参加听毛泽东同志讲《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在红大一期毛泽东同志讲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在抗大讲授《辩证法唯物论》，以及以后学习《论持久战》，加上张闻天同志讲授的《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朱德同志讲授的党的建设问题，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李维汉同志讲授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等等，我们所受的教育启发非常丰富深刻，不仅懂得了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战略策略，而且懂得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主革命的基本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懂得了党的正确路线与“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分歧，从而初步较系统地领会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观点，为以后的革命工作打下较牢固的政治思想基础，在自己的政治军事进步上是一个飞跃。

　　在培养教育干部中，毛泽东同志非常重视工农干部的文化学习。他强调：工农干部要学理论，必须首先学文化。学好了文化，随时都可以学习马列主义，……政治、军事、经济，那一门都可以学。早在1935年冬季在西北红大时，毛泽东同志叫我去亲自把他的警卫员陈昌奉交给我，要我带他到红大去学习，首先是学习文化，我照办了。他说：对红军的干部战士都要好好地培养，首先要提高文化，不识字的从识字开始。1936年4月26日毛泽东同志给红大教育计划的批复信说：三科文化教育(识字、作文、看书报能力的养成)，是整个教育计划中的最重要最根本的部分之一。……如果学生一切课都学好了，但不能看书、作文，那么他们出校后的发展仍是很有限的……。如果学会了看书作文，那么他们出校后的发展就有了一种常常用得着的基础工具了。据此，红大三科开展了文化教育。后来抗大干部队的文化教育时间占三分之一。学习内容包括语文、数学、自然和史地常识等等。毛泽东同志对红军学习文化的重视，体现了他对工农干部、战士成长的深切关怀。为了提倡红军战士学习文化，毛泽东同志还亲自教“红小鬼”在手中写字。至今还留有一张照片。

　　为了领导革命在新的征途上胜利前进，毛泽东同志致力于理论研究工作。他到红大、抗大讲授的课程，及先后发表的许多重要的理论著作，便都是他学习研究的丰硕成果。他还经常组织有关同志进行研究讨论，借以教育和推动干部学习，尤其对身边人员更注意。仅我参加过的就有他先后组织的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研究会和哲学问题研究会。采取的方式都是每周讨论一次，晚上7、8点钟开始，到深夜11、12点钟。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肖劲光和我(留守兵团政治部主任)被吸收参加了。《战争论》的学习讨论是边读边议的方法，当时只有一本书，是国民党陆军大学出版的文言文译本，译文又很粗劣，读起来很不好懂。后来由何思敬同志直接从德文原版译出来，译一章介绍、研究一章，并发了讲义。记得当时讨论得最多最热烈的是集中兵力问题。毛泽东同志说：“克劳塞维茨的作战指挥实践不多，但集中兵力问题讲得好。拿破仑用兵重要的一条也是集中兵力。我们以少胜多也是在战术上集中比敌人多5倍到10倍的兵力。当然，这里也有个政治问题。我们是正义战争，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援。凡是非正义战争就不得不分兵把口。”他还讲秦始皇先后派李信和王翦领兵灭楚，一败一胜的故事，来说明这个问题。参加哲学研究会的合起来不到10人(与后来延安正式成立的新哲学研究会是两回事)。每次讨论都是艾思奇、和培元等先讲，然后讨论。毛泽东同志除了插话，都是在最后讲自己的看法。议论的中心围绕军事辩证法问题较多，实际上是对红军在十年土地革命战争中的经验教训进行理论上的探讨。毛泽东同志还曾经就这个题目作过一个报告，可惜没有印发讲稿。后来发现一个军事辩证法讲稿，没有署名，科研人员认为是他的。我当时不过30岁，过去没学过，懂得很少，参加讨论主要是跟着学习，得到了很多启示和帮助。

　　毛泽东同志的学习精神是大家普遍敬佩的。他除了工作之外就是看书学习。讲话作报告及各种工作文稿都是自己动手写。他非常爱书，很注意收集书刊。当时全国各地人民群众送来的慰问品中有一些书刊。他要我们经常挑选一些送给他。一次我发现一本日本人写的关于外线作战的书。当向他谈到这件事时，他要我立即借给他，过了一天，我就送给他了。他见到书非常高兴，因为这书对他比我更重要。我知道他正在考虑外线作战问题，急于参阅这方面的书籍，但我的书未送到他手上，他就写信给郭化若同志，说发现这本书，告他向“莫主任”要。他还经常推荐一些书给大家看。如艾思奇同志的《大众哲学》、李达同志的《社会学大纲》，都是在红大和抗大初期推荐给大家看的。在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倡导和带动下，当时的学习气氛十分热烈。在保安红大时，书籍不多，大家都如饥似渴地争着阅读，随时可以看到人们在讨论问题，星期天也不休息。为此，党中央曾多次派杨尚昆同志来传达指示，强调劳逸结合，甚至规定星期天要把门关起来(其实没有门)，强迫学员到户外活动休息。同志们虽然出去了，大多数人仍然拿着书本找个草垛坐着晒太阳看书。为什么学习热情这么高？动力就是为了实现民族和阶级解放的雄心壮志和政治责任感，是由于对共产主义事业的热烈向往和追求。它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队伍的朝气蓬勃奋发进取精神，是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前奏。

　　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

　　“抗大”初期的政治教育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是教育的重点之一，也是大家议论较多的问题。如关于如何解决西安事变问题、关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问题、关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关于统一战线是战略还是策略？……等等问题，都曾引起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毛泽东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都曾就这些问题多次来抗大讲课，作了大量地全面地深刻地论述。1936年12月26日，即张学良释放蒋介石的第二天，毛泽东同志即到保安的红大操场，给中央机关干部和红大学员作关于西安事变的报告，阐明了党中央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胜利实现，成了中国时局转换的枢纽的大道理。他还风趣地说：“陕北毛驴很多，赶毛驴上山有三个办法：一拉，二推，三打。蒋介石是不愿抗战的，我们就用对付毛驴一样的办法，拉他，推他，再不走就打。”他用这个比喻生动地说明“逼蒋抗战”的方针，并且还阐明国共合作抗日是大势所趋，是争取全国各阶层人民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全民抗战的关键。但是，蒋介石对共产党的作用和威望的提高，对人民抗日力量的发展是不会甘心的，因此又要提防着他，这就要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联合。1937年12月15日，我在抗大任政治部主任期间，毛泽东同志为抗大二期九队“救亡室”的题词中，又着重强调统一战线的重大意义。他说：这“救亡”二字就是你们及全中国人民在现阶段上唯一的总目标。达到这目标的道路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希望你们学习这个统一战线的道理和方法，唯有统一战线才能达到救亡之目的。1939年10月毛泽东同志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提出关于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的著名论述，使大家对党的统一战线方针的理解不断加深。

　　在党所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广泛发展的时候，有的同志曾对国民党的转变估计过高，缺乏必要的警惕，有单纯依靠国民党军队和轻敌速胜的思想。王明搞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主张完全依赖国民党，“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要把党中央搬到武汉去。毛泽东同志坚决反对，说：“要去你们去，我带留守兵团坐镇清凉山。你们去武汉，国民党派几个卫兵，不让你们出来，看你怎么办!”当时我们是拥护毛泽东同志的意见的，他还多次在不同场合讲：我们现在就是吃留守兵团的饭。意思是依靠留守部队保卫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在国民党军队的封锁包围下，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是不行的。毛泽东同志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本性是摸透了的。1939年当抗日战争刚刚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就确定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当时还有不少同志对国民党顽固派的罪恶阴谋认识不清，只看到蒋介石表面上讲了一些好话。一次，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党校门前作报告时提醒大家说：蒋介石一讲我们的好话，他策划的反共高潮就会到来。失败了，他又要骂我们一阵才收场。后来果然不久就出现了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

　　在发展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中，毛泽东同志十分重视团结抗日友军的工作和反磨擦斗争。他曾提出：友军工作是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中心的工作。争取二百万友军抗日，成为坚持抗战的中心一环。为此党中央发出了一系列的指示文件。毛泽东同志也多次口头指示。从这些指示中我们体会到，既不能因为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反人民活动而放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根本原则，又不能因为团结抗日而放松对国民党顽固派的警惕性，工作中要十分慎重仔细。在陕甘宁边区，团结友军的工作和反磨擦斗争往往是由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即八路军留守兵团)出面，但实际上是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直接指导下，特别是在毛泽东同志亲自指导，一些重大问题亲自决策和参与下进行的。他指示我们，对国民党军队，包括围困陕甘宁边区的几十万国民党军，要作具体分析，区别对待。1941年7月由中央统战部、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向全军发了《介绍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与友军交朋友工作的经验》。对来到边区的国民党军队要人，如卫立煌、邓宝珊等，虽由留守兵团负责接待，毛泽东同志都亲自接见交谈。就连那个在绥德地区猖狂进行反共活动的国民党顽固分子何绍南，毛泽东同志也耐心地亲自与他谈话，进行批评教育。另一方面又要保持高度的政治警惕性。1939年初，驻洛川的国民党新编骑兵第2师师长马禄(属马家回军)率三千余人马进占我鄜县南部一些村镇，来电要借道延安去榆林，并派参谋来联络。毛泽东同志一见电报就火了，指示肖劲光同志立即复电，不准他们过延安，只准过延长，因为到了延安人马乱撞怎么办？如果他们强行来延安，你们就可以打。即使他们走延长过去，我们也要作必要的布置。让曹里怀(当时任留守兵团参谋长)亲自去鄜县组织部队准备战斗，监视马师行动，由我陪送他的联络参谋至鄜县洛川边界，又分别给国民党战区负责人及有关方面发电报，指责马师行动。在鄜县地区张贴布告，揭露和警告反共顽固分子。并派郭化若、袁光为代表先后去与马禄谈判。马禄见我方态度坚决。义正词严，表示他本人不愿和我们打。后又来信说是误会，并撤回到原防地。事后查明，国民党顽固派指使马禄师的这一活动，是阴谋探我虚实，制造事端，绝非“误会”。从这件事情，也看出毛泽东同志阶级警惕性非常高，眼光敏锐，反应很快。也使我们认识到在复杂的斗争形势下，必须保持政治上的高度敏感和头脑清醒，斗争方式灵活，但又不脱离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基本立场。

　　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立于不败之地

　　回忆毛泽东同志，最令人难忘的是他率领我们渡过的那漫长的艰难岁月。在艰苦困难的情况下，他总是以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来感染我们；精辟阐述斗争的深远意义来鼓舞我们；用以身作则的模范行动来教育我们；强调依靠群众，自力更生，战胜困难，立于不败之地来引导我们。1936年7月“红大”随党中央迁到保安县，真是一无所有。当地群众说：“保安穷山窝，破庙比房多，菩萨比人多”。在这种条件下，我们白手起家，因陋就简。一科以城外山崖上的石洞为校舍。这些石洞也不知是哪个朝代开凿的，据说是供奉“元始天尊”的。因为长期没有人住，洞内外野草丛生，乱石纵横，有的做过羊圈，有的是兔窟狼窝，败草兽粪，狼藉不堪。我们先来个大扫除，把洞里洞外清扫得干干净净。再来个土石作业，涮洞壁，抹黑板，砌石讲台、石课桌、石凳子，垒石炕。又打来野草编成草帘子挂在洞口挡风。又用三天时间修路串通起来。就这样把一片荒山野洞改造成了别具风格的边区最高学府。开学后，毛泽东同志来讲课。他很高兴地赞许我们的劳动成果，风趣地说：“你们是过着石器时代的生活，学习当代最先进的社会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你们是‘元始天尊’的弟子，在洞中修炼，什么时候下山呢？天下大乱你们就下山。”这既是对我们的表扬鼓励，又是对我们交待了庄严而又重大的革命任务。说得大家心里热乎乎的，学习劲头更足。当地群众也特地给学校送来了一面锦旗，写着“劳动可以创造世界”，表示对学校革命精神的高度赞扬。后来一科的确在西安事变后就结业下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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