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士榘

　　毛泽东的情怀

　　毛泽东无疑是一位伟大的人物，但他也有着普通人一样的爱和憎，正因为他是个伟人，因而在他的爱憎之中，不仅具有更加炽热的情感和超越常人的胸襟，而且有着巨大的震颤力和向心力。

　　愤怒斩陈浩

　　1927年12月下旬，湘敌吴尚的第八军独立团攻打茶陵。敌众我寡，又没有充分准备。仅有一营和从桂东赶来的三营匆忙迎敌。当时本应及早撤出战斗。但因团长陈浩、副团长徐恕和参谋长韩昌剑等人对革命悲观失望，故意拖延时间而导致战斗失利。直到部队退出战斗，他们仍迟迟不返回井冈山，反而向酃县方向走去，企图利用这次失利，拉出部队投向湘敌方鼎英(陈浩在黄埔军校时的教育长)的十三军。毛泽东觉察到问题的严重性，冒着危险赶到酃县湖口，当即逮捕了陈浩等人，将部队带回宁冈。

　　12月底，毛泽东在宁冈砻市召开军民大会，愤怒斥责陈浩等人要毁掉井冈山革命队伍的罪恶企图，根据前敌委员会命令，枪毙了陈浩、徐恕、韩昌剑。团长由三营营长张子清接任，参谋长由朱云卿接任。在关键时刻，毛泽东等挽救了井冈山根据地的一次严重危机。

　　事后有人多次问及此事，并将陈浩等人企图投敌与朱德投靠其同学范石生并论。我认为这两件事无法相比。首先是陈浩等人违抗军令。三湾改编时毛泽东就明确宣布，愿走的给路费，但不能带枪支，不能拉走部队，陈浩等作为团的领导，明知故犯，并企图拉部队投敌，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当时我们一团只有一、三两个营的作战部队，是井冈山根据地的一支最可靠的武装力量，毛泽东和前委当机立断做出决定，用实际行动维护了军纪军令的严肃性，也挽救了这支革命骨干力量。另外，朱德是在危机的情况下，为了保存部队才找到范石生的，除了暂时借用部队番号外，原部队编制和指挥权始终保持下来。因此，这是根本不同性质的两回事。

　　力保陈伯钧

　　1927年12月，红军教导队在宁冈砻市创办。队长吕赤，四川人，是黄埔军校出来的，支部书记是蔡锺。我和陈伯钧、张令彬，还有一个姓王的，都是区队长。除了张令彬外，我们几个既是区队长，又是教官。1928年3月，教导队随毛泽东率领的一团胜利攻克了酃县县城，缴获不少。其中陈伯钧还搞到一支手枪。他向队长吕赤炫耀：你看，我搞到一支手枪!吕赤看后半开玩笑地说道：什么手枪？半斤铁，拉都拉不开。陈伯钧不服气，便面对吕赤勾动扳机。陈伯钧万万没有想到，手枪里还压着颗子弹。只听“砰”的一声响，子弹不偏不倚，正中吕赤头部，吕赤应声倒地，顿时热血喷涌。陈伯钧目瞪口呆，六神无主，等他跪地呼唤吕赤时，吕赤已经停止了呼吸。

　　教导队长被打死的消息，不胫而走，人们议论纷纷，气愤不止，士兵委员会的人扭着陈伯钧就去见毛泽东。“打死人偿命”，再三要求毛委员批准，枪毙陈伯钧。面对这些激动异常的士兵委员，毛泽东虽然心情沉痛，但却格外的冷静起来。他反复问明情况，思虑良久。终于说道：我们商量一下好吗？按理说“杀人者偿命”，可是你们看看，已经打死了一个，是否还要打死一个？毛泽东这么一说，激动的人群开始平静下来。毛泽东继续说道：我是说，吕赤是个好同志，陈伯钧也不是坏人，他是跟吕赤开玩笑，玩枪走火，误杀了人命。他们两个都是从军事学校出来的，表现都不错，军事上有一套，这样的人我们还很不够哩。毛泽东停了片刻说：我们能不能只追悼一个人，否则，另一个还不好追悼!你们看怎么样？士兵委员会的同志见毛委员这么尊重他们，而且讲的确有道理，也不好再坚持原来的意见了。

　　在当时“左”倾盲动思想影响极甚的情况下，毛泽东智排众议，为中国革命保留了一个军事人才。陈伯钧同志终于成长为一个著名的高级将领，解放后被授予上将军衔。

　　一堂铭心的政治课

　　就在这时候，毛泽东决定在中村住下来，给部队讲政治课。毛泽东坐在板田里一条长凳上，全团的部队分作两部分听课。排成扇形坐在禾兜上，围在他的前面。一堂课讲了三天，半天听课，半天讨论。

　　讲课的题目是：中国革命的特征。

　　讲课中，毛泽东泰然自若，他对于解放中国和建设这支革命队伍，满怀赤子深情和不可动摇的坚定信心。他对中国国情的分析，使我们感到特别亲切和明了；他在革命形势和任务的阐述中，清楚地展示了一条光明的前途。使我们激情昂扬，产生了一种无敌的力量。事后，我和罗荣桓、谭政、谭希林、陈伯钧、韩伟、张令彬等，每谈到这次政治课，都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自信和自豪感，觉得对中国革命有底了。

　　会唱《国际歌》的俘虏兵(一颗红色的苗子)

　　1928年2月，由一团一营、三营和教导队参加的永新城战斗，打得很漂亮。

　　战斗结束后，毛委员在茅坪宣布了医治白军伤兵和优待俘虏的政策。当时俘虏归我们教导队分管，因为打算留一批充实部队，便对他们开展了工作。有一天，我正当班值星，忽然听到楼上的俘虏中有人唱《国际歌》，满有感情。立即跑上楼去，问他们歌是谁唱的？顿时有个清瘦的青年站起来答道：是我唱的我叫谭甫红。我问他在哪里学会的唱《国际歌》？他说他参加彭湃领导的东江第二次起义，学会了这支歌，起义失败后，逃到江西朱培德部当了兵。听他讲到东江起义，便想到我们一团参谋长朱云卿也是来自东江农民自卫军的领导人，就问他认识朱云卿吗？这时，他兴奋地连声答道：认得，认得，他是我们东江农民自卫军的总指挥……我便派传令兵把他领到朱云卿那里。结果，朱云卿不但认识谭甫红，而且还知道他是一名共产党员。事情报知毛泽东后，毛泽东高兴地说：这是一棵红色的苗子，现在该让他归田了。这样谭甫红就成为红军教导队的学员。

　　胜利中的苦与乐

　　朱德、毛泽东率领我们挺进至赣南大柏地、隘前地区，由于指挥正确和迅速集中了兵力，一举歼灭尾追我后的敌15旅两个团，扭转了进军中的被动局面。面对着大批战利品，大家高兴得忘记寒冷和饥渴。缴获中有一种精制的合装香烟，由于我们多数人不识洋货，误认为是带有机关的炸药合，便往河水里扔，当有人大胆打开合子发现里面是香烟时，大家又后悔莫及，甚至又涉水到河里去捞回一些。有人建议沾了水的我们抽，没有沾水的给毛委员抽，大家当然同意。打完仗过春节，正愁没有饭菜，又发现几个被吓跑的地主家过年的饭菜还没有来得及吃。这下解决了个大问题，大家吃了一顿美味丰盛的年饭，高兴得乐不可支。

　　1929年3月11日，部队进至闽西长汀城南四都，经过两天的连续战斗，歼灭福建省防军第2混成旅两个团，击毙旅长郭凤鸣，占领了长汀城。部队在长汀休息和整编，部队还换了装，全新的衣帽，每人还发了双新球鞋，穿起来特别有劲。看着上下一新的装束，在当时的条件下的确是难得的。大家无不高兴地说：跟着毛委员，就能打胜仗!

　　1930年3月，赣南、闽西根据地相继成立苏维埃政府，这两块根据地进而发展成为中央根据地，即中央苏区。同年8月，在湖南浏阳北永和市与红三军团会师后，合编成红一方面军，朱德任方面军总司令，毛泽东任方面军总政委、总前委书记和工农革命委员会主席。由此，红军力量迅速壮大，部队从三万人发展到十四万人，接连取得一至四次反“围剿”的胜利。这期间，我在红一军团司令部，先后担任侦察科长、作战科长、通讯主任、教育科长等职务。从始至终参加了反“围剿”的斗争，切身感受到毛泽东诱敌深入、积极防御方针的正确和他精于指挥的军事指导艺术。

　　不幸的是，在我们党内，一旦革命形势好起来的时候，总有些人头脑发热膨胀起来，这似乎成为规律。由于共产国际脱离中国实际的错误指导，和立三、王明“左”倾路线的大力推行，使得坚持正确路线的毛泽东，不但有违抗“中央决定”之过，而且又增加了对抗“国际路线”之错，从而使毛泽东同志受到无辜的冤枉和连续的折磨。

　　1931年11月初，在江西瑞金叶坪召开的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竟作出了“取消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的名义及其组织”的错误决定，又成为“左”倾路线排挤毛泽东对中央苏区和红军的正确领导的开始。1932年10月上旬，在宁都召开的中共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左”倾盲动主义者以所谓“中央长信指示”作为尚方宝剑，竭力推行“积极进攻路线”，毫无根据地批评“积极防御路线”，无理地拒绝了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等一再要求毛泽东留在前方指挥的正确意见，迫使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回后方。会议的结果使我无法接受。因为就在这一年的二月，苏区中央局执行“进攻路线”，部署我们一方面军攻打赣州时，开始毛泽东就不赞成，结果久攻不下，反被敌人援军包围，造成严重伤亡。在这种危机时刻，毛泽东顾全大局，抱病下山，起用第五兵团猛攻敌后，终于解救了红军主力。毛泽东再一次明确表示不该打赣州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但“左”倾路线的推行者们不仅不认识错误，反而把进攻受挫、损失严重的责任归罪于毛泽东等不执行“进攻路线”，“遂未坚决布置”上。更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在1933年6月上旬，博古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局会议(即第二次宁都会议)，进而全盘否定毛泽东同志有根有据的批评和正确申述，使他仍然在受审挨批的位置上，心情极为沉重，再一次“病倒”。

　　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路线的推行者，不但使白区工作遭受严重损失，迫使临时中央迁入中央根据地。进而无视敌强我弱的现实，断然拒绝毛泽东将红军主力转至外线调动和歼灭敌人，以保卫和扩大根据地的主张，致使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损失惨重，以致兵日少，地日蹙，被迫于1934年10月，决定丢弃中央根据地而转入长征。他们从“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冒险主义，继而走向“逃跑主义”，于长征初期，又使仅余的八万红军主力过湘江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时，折损过半。经过毛泽东同志多年发展起来的几十万红军和广大根据地，几乎要糟踏光了!这怎能不令人痛心疾首。

　　无敌的精神和力量

　　遵义会议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开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新的领导。在最危急的关头，使党和红军幸得挽救。这是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转折。

　　“毛委员回前方指挥来了”，红军将士欢呼雀跃，精神振奋，好象获得新的生命，一扫往日的疑虑和愤懑情绪，迂回曲折穿插于敌人之间，以为我向西却又向东，以为我渡江北上却又远途回击，处处主动，调动敌军。我军一动，敌人又重摆阵势，我们便乘机发动群众，扩大红军。待敌人部署就绪，我们又远走高飞了。搞得敌人晕头转向，被动挨打。娄山关、遵义城巧打激战，老鸦山、乌江边穷追敌兵，连续歼敌三个多师，捷报频频传来。几万人的红军突然变成了无处不在又无处不见的神兵天将，使得蒋介石的几十万追兵心惊胆颤，无可奈何。这同“左”倾路线统治时期的惨状，形成鲜明的对比。

　　三渡赤水“请滇军”

　　红军三渡赤水河时，我任红一军团教导营营长，柴树蕃任党代表。1935年3月16日，中央红军为调动敌人，决定三渡赤水，进至川南。朱德提出：由陈士榘指挥教导营、军委工兵营两营架桥。毛泽东表示赞成，他点头说道：请总司令决断。受命后我同工兵营营长谭希林立即勘察，选定在赤水河东岸的茅台镇附近架设浮桥。一连架起两座浮桥，并设了一个徒涉场，架桥任务完成得很漂亮。

　　中央和军委首长们通过浮桥，毛泽东高大的身影显得格外突出，他一边通过，一边审视着浮桥，见到我们便打趣地说道：你们有办法，喝了茅台酒，架了茅台桥，我们都过了茅台瘾。然后他自信地说道：现在是三渡赤水，要把滇军调出来，调出滇军就是胜利。这次我们说不定还要有劳蒋委员长哩!当时我并不完全明白毛泽东“有劳蒋委员长”的含意，只知道我们这次行动仍然按黎平会议的决定，要向敌力量薄弱的贵阳前进。

　　我军三渡赤水，再入川南，敌人以为我们要北渡长江，便调集兵力向我逼近。但我军又突然由川南折回贵州，于太平渡四渡赤水，突然南进，渡过乌江，直逼贵阳。这时，蒋介石在贵阳“督战”。他十万火急地命云南军阀、省主席龙云率部前来“保驾”，又令薛岳和湖南部队东往布防。这时，我们才真象大白，原来调出滇军果真还是蒋介石帮了忙。我激动不已，不禁扼腕叫绝，毛泽东真是“料敌如神”，不仅在调动蒋介石的几十万部队，而且连蒋介石也调动起来了!

　　当下，由我们红一军团包围贵阳东南龙里，迷惑敌人，而我军其余大部主力则穿越湘黔公路直插云南，与驰援的滇军背道而行。毛泽东示形动敌，声东击西，可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巧夺定番借敌旗

　　我红一军团包围龙里，为掩护主力进军云南，便虚张声势，连克定番(今惠水)、广顺、兴义数县县城。其中定番地处贵阳以南，是贵阳通往云南的交通要冲。首攻定番，既可迷惑敌人，又便于监视贵阳敌人之动向。1935年4月9日，教导营通过龙里至贵阳公路的封锁线后，第二天天未亮，部队即在肃静中出发。由于蒋介石急令调兵，各路敌军纷纷赶援贵阳。在我们行军的路上，忽而天空有敌机轰炸，忽而地面与敌军遭遇，我第一师部队同敌人打得尤为激烈。飞机轰鸣，枪声大作，俨然是一派红军即将攻打贵阳的局面。实际上是虚晃一枪，我军都是通过性质，边打边走，不停地运动。

　　教导营连续翻过两座大山，准备宿营时，早已把敌军远远地甩在屁股后边。

　　第二天，东方刚刚发白，接到总司令部命令：“一军团教导营，应马上出发，经赤城镇向定番前进，占领定番城宿营。定番至贵阳百余里，注意向该方向警戒。”部队早饭吃上了猪肉，他们一面说土豪的猪肉真香，一面感谢辛苦了一夜的炊事员，当时我想，要是毛泽东在这里，至少他要吃上一碗大肥肉!

　　有了战斗任务，又吃上了猪肉，大家情绪高涨，一口气走了四十多里路，到达赤城镇附近。突然间，敌人的飞机斜刺飞来，在我们头顶上狂叫着盘旋了几圈，后来大概是因为发现了赤城镇区公所飘着的“青天白日”旗帜，便向西飞去。这倒给我了启发，毛泽东声东击西调动敌人，我何不示假隐真欺骗敌人？即令尖兵打起那面“青天白日”旗子，部队加快了行军速度。在距定番城不远的地方，便望见城墙上密密麻麻的人群，争先恐后地向我们遥望。国民党县政府和县党部的头头及其喽罗们，果真把我们当成他们的“中央军”欢迎来了。但当走到城下桥边的时候，终于被敌人识破了，靖卫团的哨兵立即向我们开火，警察们急忙关闭城门，登城抵抗，大批“欢迎”的人群夺命而逃，但为时已晚，说时迟那时快，我第一连的一个班已经迅速地爬上城墙，当场击毙几个守城的团匪，部队紧跟着扑了上去，敌人见我来势迅猛，在一片呼救叫喊声中狼奔豕突般地滚坍了下去。我军占领定番城，继续开展群众工作，大造“打下贵阳城，活捉蒋介石”的舆论。毛泽东等接到我们的作战报告后，笑着说道：陈士榘用兵法，他也跟敌人搞名堂哩!

　　给毛泽东当“设营司令”

　　中央红军在党和毛泽东同志的英明指挥下，乘滇军主力全部东调之际，向云南急进，直抵金沙江畔，于5月9日全部渡过金沙江，最终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在会理休息五天后，继续北上到达彝族同胞聚居区。

　　为贯彻好党的民族政策，对部队进行了纪律整顿。军团部派陈奇涵下来调查，发现教导营少了几十人，我作为营长，当负重要责任。军团司令员林彪和政委罗荣桓找我谈话，林彪说：部队减员太多，要执行纪律。我问怎么执行法？林彪说：禁闭一个月。我急忙说道：关我在这里，怎么走啊？林彪几乎笑起来，说道：你还是要走，但不能骑马，马交给警卫员，还是跟着你。“走路关禁闭”，这处分很新鲜。我紧跟部队行军，不指挥，不查哨，自带干粮袋，警卫员到时候给热饭，这处分也太舒服了。于是我找到一项有意义的工作，过雪山每到山垭口时，有些同志因身体虚弱，过度疲劳，总要你靠我，我靠你的停下来休息，由于山上空气稀薄，有的倒在雪地上就再也没起来。我在武汉宋庆龄、何香凝办的卫生训练班学习过一些救护知识。便主动向大家作宣传，并搀扶困难有病的同志，每当过山垭口的时候，大家都格外警觉起来，越走越好。我们这队人马顺利地翻越了雪山，没有出现减员问题。

　　快过草地的时候，毛泽东来到兵团部，见我精神很好，便笑着说道：陈士榘下马受罚，表现不错嘛。然后他说：你搞的民情调查报告写得满好哩，就给我们当设营司令吧，打前站，搞清民情、政情、路线、画图标路，号房子。从此，每次行军我就带着副官和炊事员等人先行一步，一边调查，一边插路线标示牌，在宿营地提前埋锅造饭，划定宿营区域，标定住地房号。在工作中，我发现部队过草地身体消耗很大，十分疲劳，减员情况仍较严重。根据有关政情特别是敌情的调查，为了保存部队的体力，我提出缩短行军距离，每天走四十里路就宿营休息的建议。毛泽东非常赞同，他说：这样好，一边行军，一边休息，还可以半天工作，部队精神了。这是战胜自然敌人的好办法。这个办法果然有效，由于部队休息得好，还能做群众工作，筹集些给养，改善生活，大家体力逐渐恢复，健康水平不断提高，减员情况大为减少。

　　1935年9月，红军走出草地，到了腊子口。敌人以两个营的兵力布署在木桥和山口隘处，并在桥头和山坡上修筑了坚固的工事，敌人凭险而守，很难通过。为了减少部队伤亡，毛泽东想找一条另外可以通行的道路，让我去了解情况。我立即调查了当地的一些群众，并审讯了三个俘虏，结果都证实这里别无他路，还是要通过腊子口。情况报告后，毛泽东要我去找一个便于观察的地方。我带上罗荣桓政委的望远镜，选定了一个既安全又便于观察的小山头，放眼俯视，正赶上我军突击队突破腊子口，枪声大作，战斗激烈，我匆匆返回，不料忙中失手，将望远镜的盖子丢下山崖。在向毛泽东报告后，他眼睛一亮，立即说道：赶快走!因为毛泽东的座马还在兵团机关没有跟上来，要走就得步行我便犹豫起来。只听他不断地说道：立即行动，我们一走，机关就走快了。毛泽东迅步急行，一路领先来到腊子口，部队刚刚通过。此时，他站在腊子口上，却格外的平静起来。环视着腊子口的险山秀水，目送着即将远去的部队，仔细地搜寻着前方。接着便大步流星地走起来，我紧紧地跟在他的身后。道路要通过一座座小土山，很不好走。但我见他走得很起劲，好象很喜欢爬山，本来有一个适合于宿营的地方，他仍然不停地说：不宿营，继续走。反而加快了速度，一直走到太阳落山，爬上山坡，进入一片草地中间的村子口，才停下脚步，向我挥手道：设营司令，快找房子，我要困觉了。我知道毛泽东太累了，即速找好房子，便请他休息了。我躺下后仍然不能入睡，毛泽东同志长我十五、六岁，已是四十开外的人了，真担心把他累坏了。

　　第二天，天还没亮，我就提前起来，坐在院子的天井里，想让他多睡些时间。不料，这时毛泽东已经出现在我的背后，轻手轻脚地走到我面前，亲切地说道：士榘同志，起得好早啊，你的觉怕没困够吧？顿时，一阵热流涌上心头，我正为自己没有照顾好他而感到内疚，他却来关照我来了。我恭敬地站起来，好象嗓子被什么塞住了，用了很大的劲才说出一句话：主席，你太累了!毛泽东诙谐而又象安慰我似地说：昨天那程路，小事一桩，我这个人，一爬山就来精神，至于困觉吗，他略停了一下说：是有觉就困，没觉也不困。然后他陡转话题，关切地问道：他们都来了吗？毛泽东是指军委其他首长和机关的同志，我立即回答：主席放心，他们都来了。

　　这时，天色将亮，毛泽东象一块巨大的磁铁，紧紧地吸引着我，周身感到热烘烘的。我好象还从来没有好好看过他似地，不禁仔细地打量起来，只见毛泽东还是穿着那身普通红军战士穿的灰色军装，习惯地敞着怀，头发似乎更长了些，他那双智慧而明亮的眼睛，始终是那么慈祥，那么动人。错误路线给他带来的历次磨难，长征中艰苦生活的长期砥砺，使这位巨人变得更加刚毅和自信了。连我自己都没有料到，被许多人看作是灾难和痛苦的两万五千里长征，由于有了毛泽东的领导和几万红军的奋斗，竟然创造了中外历史上的奇迹，并且变成为动人心魄的精神财富和不可战胜的巨大力量。

　　难忘的教诲

　　1935年10月，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我被任命为红一军团第四师参谋长，参加了直罗镇战役。翌年3月，渡河东征，返回陕北后，进红军大学一科学习，这是我第一次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和中国革命等方面，比较系统地受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红大的教学课程和讲授导师是这样安排的：军事课，系战略学，由毛泽东讲授；战役学，由林彪讲授；战术课，由李德讲授(李是共产国际派员)；

　　政治课分为：政治经济学，凯丰、吴亮平讲授；哲学，王稼祥、博古讲授；中国革命，洛甫(张闻天)讲授；

　　文化课(即新文化)，革命老人徐特立讲授。

　　毛泽东以“军事辩证法”为题所作的战略学演讲，共有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战略进攻和战略追击五个部分，还讲了其他有关军事哲学若干范畴的对立统一关系问题，前四个部分的内容后来大都收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中。在演讲中，毛泽东从战略全局出发，系统地总结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反复强调指挥员要树立全局观点，掌握带有全局性的战略指导规律，并根据这一规律提出战争指导路线和战略原则。

　　在此以前，我只是从感觉上认识“左倾”教条主义者的错误，不了解其思想根源和认识根源。毛泽东关于“军事辩证法”的讲演，使人大开了眼界，是我在军事理论上的一次升华，并且受益终身。在抗日战争中的平型关大战中，以及解放战争中，我直接指挥和参加指挥的宿北战役、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洛阳战役、开封战役，以及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一系列重大战役，所以能够取得胜利，都是认真学习和实践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结果。

　　最后一次谈话

　　全国解放后，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解放初期，我主要是在南京先后担任华东军政大学副校长，高等军事学院教育长兼训练部长等职务，1952年又来北京任军委工程兵司令员，直至1975年。这期间，我因工作关系，曾多次接触毛泽东。

　　1958年7月中旬的一天中午，中央办公厅直接打电话来，说主席要我马上过去。我顾不得盛夏酷暑，乘车直奔中南海毛泽东处，但他却不在他的办公室。我问了警卫人员，才知道毛泽东在游泳池。我赶到游泳池，老远看到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围座在游泳池边的一个棚子里。我便快步走进，向毛泽东报到。他身披白色的游泳衣，轻捷地启动那高大的身躯，对我说道：正好有事跟你商量，郑州黄河铁路桥被洪峰冲垮，你们工程兵能不能在那里架座浮桥？周恩来总理说：听说工程兵在黄河上架过桥了。我回答：那是去年在济南洛口黄河上架过一次，是在非汛期架成的。我心理明白工程兵吃几碗干饭，根据当时的装备训练情况，非汛期能架成浮桥，在汛期就不一定有把握。我只好向中央领导说明真情。

　　听了我的回答，毛泽东当时没有说什么。但周恩来总理讲，这是铁道部吕正操部长向中央提出来的，说工程兵在黄河上架过浮桥，于是他才跟主席、彭总等进行了商量。既然中央已定，我便向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表示：为了检验工程兵的桥梁装备情况，就作为一次练兵，力争把浮桥架起来。由于当时还没有自己研制的桥梁器材，第一次架桥没有成功。后来，工程兵党委确立了把训练装备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自力更生，以我为主，改造、创新、发展的指导思想，制定了装备训练发展规划，并于当年成立了工程兵装备器材研究所，对外国(包括购买和缴获)装备，从五十年代以使用为主，走向六、七十年代的改造创新时期，开始有了我们自己的装备。六十年代中期，我向周总理报告了这个情况，总理高兴地说道：看来，那(指郑州黄河架浮桥)是一次失败的成功，只有从实际出发，才符合主席思想，搞出我们自己的东西来。经过科研人员和部队广大指战员的努力，在七十年代走向系列发展。这时，由我们自己研制的渡河器材，已能克服季节性障碍，在短时间内，架通长江、黄河、珠江、辽河四大水系的浮桥。终于实现了毛主席，周总理的生前愿望。

　　现在，工程兵主要装备器材已达到八十年代的国际先进水平。

　　“听你司令员的”

　　1965年，军委工程兵一支部队奉命进入中南海，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构筑防空工事。中南海管理局毛局长多次动员毛泽东搬家，他始终不愿意搬出来，毛局长很着急。

　　我知道这件事后，便直接来到毛泽东住处(也是他的书房)，给他做工作，毛泽东微笑着说：陈司令来作战斗动员了!我急忙说道：主席当然用不着我来动员，可主席不搬家，部队不便进入，毛局长他们也不好安排，毛泽东听后笑了，他说：是不是毛局长向你打了我的报告，你才来找我的？我也笑了，我说：这当然是毛局长他们的工作，不过，我们工程兵要给你修工事，我也应该向您汇报啊，只要主席搬家，我们有些事就能够安排了，毛泽东看了看我诙谐地说道：你们不要冤枉我罗，我听你陈司令的，这可以了吧!

　　毛泽东搬了家，毛局长很高兴，他神秘又俏皮地对我说：看来，主席还真听你陈司令员的。

　　事实上，毛泽东历来是顾全大局的，只要你给他讲清楚，办起事来很痛快。毛泽东很喜欢部队，尤其是这次是来给他修地下工事的，又是当年被他誉为“无名英雄”的工程兵，他很高兴。因为“无名英雄”这个称号，还是他在1933年夏，红军工兵第一次在中央苏区瑞金为中央领导修工事时提出来的，那个时候，毛泽东不仅参加了劳动，而且还针对一些战士不愿意当工兵的思想，给战士们讲了中国古典小说《西游记》中的白龙马的故事。红军工兵应该学习白龙马精神，做红军的一匹白龙马驮着革命走向胜利!白龙马甘当无名英雄的精神，一直成为鼓舞工程兵指战员奋勇前进的巨大动力，并且是工程兵思想建设中的一个突出特点。

　　32年后，被誉为白龙马似的无名英雄的工程兵，不仅将革命驮到了胜利，而且已经取到真经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们精神焕发地再一次来到毛泽东身边。毛泽东像当年那样十分关心工程兵指战员。他常对毛局长和有关工作人员说：工程兵是无名英雄，他们施工很辛苦，你们要关照他们。每逢过五一、八一、十一等节假日，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便派人送些水果、肉食来慰问施工部队。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毛泽东和朱德、刘少奇、周恩来、贺龙等，还多次看望接见工程兵部队。这是对工程兵的关怀和鼓舞，也是对我这个工程兵司令员的关怀和鼓舞。

　　最后一次谈话

　　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时期，我接触毛泽东的机会更少了。直到1973年军队领导班子调整和八大军区司令调动时，我任军委常委、军委办公会议成员。一天，军委办公会议上，叶剑英宣布，毛主席要接见我们。

　　从三座门到中南海小礼堂客厅，我发现除了汪东兴在招呼以外，就我一个人在等候，当然不知道接见要谈些什么，但一种期待和思念之情，仍然使我感到兴奋。汪东兴终于出来打招呼，告诉我可以进去了。走进会议厅，便看到毛泽东端座其中，两边分别是周恩来总理和叶剑英副主席，王海容、唐闻生也在一边，是准备给毛主席当“翻译”的(毛泽东湖南韶山口音很重，有时候需要解释一下)，另外还有王洪文、张春桥等。毛泽东紧紧地握住我的手，微笑着说道：陈士榘同志，要说有山头的话，我们还是一个山头哩，都是井冈山的嘛!

　　听到毛泽东讲这句话，我心里一阵激动……

　　毛泽东接着问我：当年上山的人现在还有多少？

　　我理解毛泽东是指秋收起义后跟随他第一次上井冈山的同志。但因当时我还没有仔细计算过，便说了个大概数字：还有二十几个人。我说：我们这些人都托了主席的福。

　　毛泽东摆了摆手说：这就不对了，是托了党的福，我们都托了共产党的福。

　　同1969年相比，毛泽东明见衰老，声音、动作也显得缓慢了。那年10月，为了进一步增进我们同阿尔及利亚的友谊，我奉命率中国政府和军事代表团，前往访问并参加阿尔及利亚国庆。行前，我问主席，能不能代表你向布迈丁主席问好啊？

　　他回答得非常爽快，说：当然可以。你这是外交活动，理应如此。那时的毛泽东，虽然身体发胖，但动作反应仍很敏捷，也不显得老，现在他居然是一位老人了。这与他直接领导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以及林彪叛逃事件，都是直接有关系的。

　　毛泽东把话题转向军队领导班子的问题。他双目凝视着我，说道：你的风头已经出够了!毛泽东是指我在华东野战军的时候，参加和指挥打了一些大的胜仗，说那是我大出风头的时候。也许毛泽东在这里给我划了“句号”，但从他讲我们是一个山头的，到要多用四方面军的人，更使人感到毛泽东历来反对拉山头，搞小圈子，主张五湖四海的一贯思想。足以说明了他的伟大马克思主义者的胸怀和光明磊落的思想作风。当我最后向他告别的时候，我庄重地向毛泽东敬了一个军礼，情不自禁地说道：祝愿主席健康长寿。我万万没有想到，这次告别竟成为毛泽东对我的最后一次谈话。

　　到这里，我对毛泽东的回忆似应结束了，但又觉得言犹未尽。我必须说明的是，我同毛泽东的接触仅仅是他革命实践中的一个有限部分，不是大部，更不是全部。但是一点可窥视一般。一个伟大的革命，必须有伟大的理论作为指导，这个理论只有在实践中产生，并只能在实践中去检验、丰富和发展。作为我们党的第一代领袖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对此已经作出了开创性的历史贡献，毛泽东思想之所以伟大，是因为集中了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以及全中国人民的心血、智慧，乃至血的教训，而取得了伟大的成功。

　　(刘恩营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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