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士榘

　　1976年9月9日，当毛泽东同志离开我们长眠于世的时候，我这个从青年时期就受教于毛泽东的老战士，默默地守在他的灵堂，悲痛欲绝，泪流不止。十多年来，虽生死隔世，而思念之情却无时或己。

　　走井冈山的道路

　　1927年4月12日，数万名共产党人和革命者顷刻间倒在了蒋介石的枪口下。紧接着，国民党右派从城市到农村对革命势力展开了全面的大屠杀。那时候，我正在家乡湖北省荆门县同几个青年搞农会运动，杀了个恶霸地主，被列为“暴徒”遭到夏斗寅部队的追捕。被迫逃到武汉市的叔叔陈雨苍家。陈雨苍是留学法国的医学博士，中共地下党员，在他的启发和引导下，我在武汉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参加了讨蒋叛变的群众活动。同年7月7日，我参加了党领导的卢德铭警卫团。9月9日，又随该团参加了秋收起义。

　　一个团的武装力量同当时遍布城乡的国民党军队相比，是微不足道的。无论在数量上和装备上都不是敌人的对手。不要说作战了，就是连生存立脚都是十分困难的。然而就是我们这个团，后来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一支骨干力量。经历了湘赣边秋收起义的失败，竟奇迹般地发展壮大起来。这其中的端尾并非人们都了解的。秋收起义失败后的惨状，至今我仍记忆犹新。起义的四个团中，第四团叛变，一、二、三团损失严重，部队被打散了。秋风瑟瑟，长夜漫漫，我们这些首战失利的青年，不知道下一步该往哪里走。

　　根据前敌委员会的命令，师部和我所在的第3团余部在浏阳县文家市会合。9月20日，部队准备出发，我在村头值星时，接待了一位头蓄长发、身穿蓝布长衫的先生，他就是毛泽东委员。

　　毛泽东不顾长途跋涉的疲劳和伤痛，当晚就在文家市里仁学校召开了会议，讨论部队进军的方向问题。师长余洒度极力主张攻打长沙。毛泽东则不同意。他说：当前敌强我弱，敌大我小，敌人的力量主要在城市，现在进攻城市已经不可能。要改变打长沙的计划，转移到敌人力量最薄弱的农村去，在农村搞土地革命，发动群众，坚持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才能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他指着一张地图形象地说道：这里有一块象眉毛似的地方，叫罗霄山脉，地处湘、赣、鄂、粤、闽五省交界的地方，特别是中段井冈山，适合我们建立革命政权，作落脚点。毛泽东从地理环境、政治影响、群众基础和经济情况等方面作了分析，指出罗霄山脉中段的有利条件。这里地势险要，山高林密、峭壁丛立，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军事割据站得住；它离城市较远，敌人的统治力量薄弱，而革命的一举一动都可以影响湘赣两省，有很大的政治意义；这里有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较好的群众基础，大革命失败后，反动统治还未来得及摧毁这里的革命力量。这是个聚集革命力量发展革命势力的好地方。

　　毛泽东讲的句句在理，使前敌委员会的同志倍受启发，得到以卢德铭为代表的多数委员的赞成和支持，决定向罗霄山脉中段进军。

　　第二天，9月21日清晨，文家市里仁学校的操场上，一千五百多名起义军官兵和三百多当地干部、群众翘首以待，以十分激动的心情聆听毛委员的讲话。此时，毛泽东也显得非常兴奋，他仍然穿着一身蓝布长衫，脖子上围着一条黑条纹白方格的长巾，看上去都是土布，一副典型的乡村教师打扮。但他的讲话却深深打动了人们的心。毛泽东微笑着挥动双手说道：我给中国革命“算个八字”(即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分析)。当前中国革命正处在低潮，但是革命的高潮会很快到来，多快呢？这要看我们的工作和形势的发展了。因为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贫穷落后，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日子很不好过。中国革命的历史任务没有完成。中国是一把干柴，只要点上一把火，就会燃烧起来。只要我们工作做得好，把革命势力发展起来，困难是暂时的，革命一定会胜利!操场上群情激昂，有的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毛泽东指着我们诙谐地说：你们还年青，嘴上还没有毛，我比你们年纪大，都想看到中国革命的胜利，何况你们年青人呢？我希望革命胜利后，大家都健在，都能看到胜利!毛泽东再一次强调了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他说，我们要生存，要发展，就要建立根据地和革命政权。他还讲了一个既熟悉又新鲜的问题。他说中国的土匪，是历朝历代都没有解决了的，从来没有消灭过。我们也上山当“大王”。反动分子骂我们是“匪”，我们不是那种打富济贫的土匪，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有正确的政治主张和政策，敌人更消灭不了我们，我们却要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消灭人吃人的剥削制度，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

　　毛泽东的讲话，尽管不是都能理解，但是推翻反动统治，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却是我们昼思夜盼的理想目标，只是在革命处于低潮，革命力量极其弱小的白色恐怖中，怎样实现这一目标，在我们思想上还是渺茫的。毛泽东高屋建瓴，第一次把这一理想目标和通向目标的道路，说得这样明白，使我十分兴奋。我一个刚刚参加革命的青年，就受到这样的思想启迪，遇到这样的导师和领路人，深感幸运和自豪。

　　建设新型的人民军队

　　永新县境内的三湾村，以著名的三湾改编而载入史册。

　　1927年9月29日，毛泽东率领文家市会合的秋收起义部队，经过长途跋涉，艰苦转战，到达三湾村。由于疲劳、饥饿加上疾病的袭扰，当时已不足千人。但部队仍然是起义时的编制，官多兵少，枪多人少，一人要背两三支枪，还要由牲口驮一部分。部队编制已经不适于作战。在部队成员中，多数是经过战斗锻炼和考验的党、团员和工农运动的骨干。有少数人，在战斗失利，环境艰苦的条件下悲观动摇，有的离队逃跑。如不迅速改变这种状况，则难以完成艰巨的革命任务。

　　在这个关键时刻的关键问题上，毛泽东成竹在胸，到达三湾的当天晚上，便立即组织召开了前敌委员会，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

　　第二天，部队在有千年历史的一棵大枫树下集合。由于战斗失利，人员减少，人们的精神是沉默的。只有当身材高大魁伟的毛泽东向我们走来时，大家的情绪才开始活跃起来。他的和蔼态度使人感到亲切，他的乐观精神令人鼓舞。他始终微笑着。给我们讲述了整编的意义，并宣布了三条：

　　一、我们是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我们的军队就是党军，但不这样称谓，还是叫工农革命军。

　　二、连队建立党支部，党代表，成立士兵委员会。

　　三、加强政治工作，部队除执行战斗任务外，还要做党的政治主张的宣传工作。我们是武装宣传队。

　　针对一些同志的悲观情绪，毛泽东鼓励大家说：同志们，敌人只会跟在我们屁股后面放冷枪，这有什么了不起？大家都是娘生的，敌人有两条腿，我们也有两条腿，我们这两条腿就能走革命的路。贺龙同志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军长，带了一个军。我们现在有两个营，又有这么多枪，还怕干不起来吗？你们都是起义出来的，一个可以当敌人十个，十个可以当他一百个，我们有这几百人的部队，我们怕什么？失败一两次有啥了不起，没有挫折和失败，就不会有成功!

　　毛泽东一席话，说得大家喜上眉梢，情绪激昂。队伍解散后，我们许多人还在议论：毛委员都不怕，我们怕个啥!每当我们看到毛泽东的身影，听到他的讲话，就感到精神振奋，浑身就充满了力量。

　　在三湾，部队进行了整编，把一个师编为一个团，番号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下设一、三两个营，七个连，还有军官队、卫生队、锱重队，一、二、三连为第一营，七、八、九连为第三营，第四连为特务连。我被编在一连当战士，连长员一民，党代表熊寿棋。

　　当时还重新任命了一批干部，同时对动摇不定的人，在做好思想工作的基础上，进行了处理，发给路费，希望他们回本地继续革命。

　　三湾改编，不仅是组织上的整编，更重要的是进行了政治思想上的建军，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毛泽东提出，在部队中建立各级党的组织，党支部建在连上，班排设党小组，营、团建立党委，整个部队由以毛泽东同志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规定重大问题均由党委讨论决定。从此，部队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毛泽东的这一措施，既是对第一次大革命经验的总结，又是对我军建军原则的重大发展。当时党的活动还是不公开的，但我们都知道，会做工作，遵守纪律，革命坚定，作战勇敢的人多是共产党员，党员在人们的心目中都是样板。党组织的正式建立，为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提供了组织保证和思想保证。部队不仅有坚强的战斗力，而且有巨大的向心力，许多人变得更加坚定起来。

　　1927年10月，在酃县水口，根据毛泽东同志的要发展一批工农骨干入党的指示，我和一些骨干分子也加入了党组织。毛泽东亲自主持了入党仪式，带领党员宣誓，并讲了党课。这是我在革命生涯中的巨大转变，也是我从此有了新的政治生命，心情十分激动。坚决革命，服从组织，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成为我终身的奋斗目标。

　　三湾改编，还确定了在军内实行民主政治制度，连以上建立各级士兵委员会。士兵委员会是由民主选举产生的群众组织，在党组织领导下搞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毛泽东对我们说：有事大家来做，连队有什么问题，士兵可以向上反映。士兵委员会明确规定：官兵平等，不准打骂士兵，废除繁琐礼节，实行经济公开，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尽管初期士兵委员会的活动有过曲折，但毛泽东很重视对这个新生事物的工作引导。他立足于建设新型军队的全局。既反对无政府主义，又反对军阀残余作风。

　　经济民主虽然是简单的，但由于士兵会派人管理伙食，清理帐目，还给大家分伙食尾子，在南瓜汤里盐都没有的艰苦条件下，我们却精神饱满，作战勇敢，十分热爱红军生活，并经常唱着一首歌谣：“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欢迎，官长士兵都一样，没有人来压迫人”。我把分到的伙食尾子积成两块光钢洋，还高兴地做了一身便衣穿。清新的民主政治空气，使我们这支于艰难奋斗中的红军队伍成为一个火热的大熔炉。从白军过来的人感受最深，他们说，红军和白军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没想到红军这么好。正如毛泽东同志后来所说的：“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

　　“民主”这个令人向往的字眼，一旦付诸实践，竟能产生巨大的威力，它成为毛泽东建军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和突出特点。

　　美丽的三湾村，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当年在大树下参加改编的老战士，如今只有我和张宗逊、韩伟三个人了，这使我更加怀念毛泽东和牺牲的战友们。

　　我在水口入党后，约在1927年11月中旬，参加了打茶陵。当时因为毛泽东的脚伤还没好，是由党代表宛希先、团长陈浩带领攻打的。战斗胜利结束后，我们一营就住在汇文中学。接着便成立了茶陵县人民委员会，委任谭梓生为县长。由于没有经验，开始仍按旧章程办事，毛泽东知道后即写信指出：不能组织那种旧衙门式的政府，要组建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宛希先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信，撤消了县人民委员会，并于11月28日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湘赣边界第一个红色政权，即茶陵县工农兵政府，县政府由选出的三个常委组成，谭震林是工人代表，李炳荣是农民代表，我是士兵代表。我们三人实行集体领导，主要是为部队筹粮筹款，并组建了茶陵县游击大队等武装组织，县政府还出了石印的布告，印着长条形的政府印鉴和我们三个常委的名字，毛泽东看到布告后，曾和我开玩笑说：陈士榘同志，你作了县太爷啦!

　　我军先后三次打茶陵，前两次都比较顺利，第三次遇上敌人的正规军吴尚的独立团，由于我们团长陈浩、副团长徐恕等人企图拉出部队投敌叛变，导致战斗失利。毛泽东闻讯赶到湖口，逮捕了陈浩等人，将部队带回宁冈砻市，我也随茶陵县政府和游击队撤回砻市。在这里召开了大会，毛泽东总结了在茶陵开展工作的经验教训，正式提出了工农革命军的三大任务：第一，打仗消灭敌人；第二，打土豪筹款；第三，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

　　此后，毛泽东继续以极大的精力进行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工作。1928年元旦，他率领红军在遂川大坑大败萧家壁反动武装后，即分兵三路在大坑、于田、草林等地开展游击活动，打土豪、筹款子、建立革命政权。1月8日，在毛泽东同志主持下，中共遂川县委在该县城天主教堂宣告成立了。不久，万安县建立苏维埃政府，中共酃县特别区委、中共莲花县特别支部等相继成立。落实三大任务的工作如火如荼。根据地建设迅速发展。

　　1928年6月，毛委员在永新县委所在地西乡塘边村住了一个多月，他几乎手把手的教导我们如何展开游击战，建立革命政权。他说：在有敌人进攻的时候，要集中起来进行战斗，这是战斗队；在敌被打垮以后或两个战斗的间隙中，要分散做群众工作，这又是宣传工作队。因此，我们部队除了打仗，还要做群众工作。这就必须搞好社会调查，建立地方政权，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当时不公开)，给穷人分田地。那时我们一个班在永新县做了一个乡的群众工作，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和工农兵政府。以后部队形成了习惯，每到一地，总要把做工作、搞调查当作政治任务来完成，几乎人人都学会了这套本领。例如，社会调查是一项很细致的工作。调查内容有：人口、土地、经济、社会政治状况等，尤其要弄清一个地方的地主、富农、中农、贫雇农、地主兼商人有多少。一般都要在三、五天内完成。在做好社会调查和群众工作的基础上，就可以成功地召开群众大会，宣布分配土地和建立政权的任务。群众的积极性起来了。参军参战等各项工作都搞得热火朝天，我们的力量便一天天壮大起来。三大任务在以后召开的古田会议决议中，作为红军党的法规固定下来。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部队沿湘赣边向南行动，路经大汾镇时遭到敌人伏击，担任前卫的三营被隔断，继续南下向桂东方向走去，我们一营和团直属队重新集合起来，准备上井冈山。当时就在荆竹山下山沟里一个小村子宿营。

　　第二天清晨，部队在村边大路旁集合。毛委员来到了队列前，站在路边的石坎上开始讲话，部队顿时肃静下来。毛泽东首先介绍了一个头戴礼帽身穿便衣长衫的人，说他就是山上的一支队伍派来欢迎我们上山的。毛委员简要地讲了井冈山的情况，便说道：今天，我们就要上井冈山，要在那里建立根据地。大家一定要和山上的群众搞好关系，要和王佐的部队搞好关系，做好群众工作，没有群众的支持，根据地是建立不起来的。于是他宣布了三项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第三，打土豪要归公。为什么要规定这三项纪律，毛泽东又作了些解释。因为当时部队中还存在旧军队的思想影响，违犯纪律，随便拿群众的东西等。上山后还有个对王佐、袁文才的部队的影响问题。就人民群众来说，最讨厌旧军队抓夫、派差、拿东西不给钱，动不动打人骂人。毛泽东说：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军民关系、官兵关系都要搞好。这给我印象很深刻。就在前几天，我们班在行军休息的时候，还有人到老百姓地里捡过一块红薯，当时大家还不以为然，经毛委员一讲，我们才认识到这是违犯群众纪律的行为。

　　为了转变大家的思想，树立军队严格的纪律政策观念，毛泽东同志经常深入进行教育，并及时提出和规定具体的政策纪律。没过几天，在遂川城里向部队宣布了六项注意：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要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

　　1929年初，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在开辟新根据地的过程中，毛泽东又根据当地群众的风俗习惯，将“六项注意”改为“八项注意”，新添了两条：洗澡避女人和大便挖厕所，以后又改为“院子打扫干净，挖卫生坑(厕所)。”这样，我们很快就把群众意见最大的两个问题纠正了，一种新型的军民关系终于建立起来了。

　　自从1929年以后，战斗更加频繁，胜利一个接着一个，俘虏大量增加。毛泽东同志又将“八项注意”增加为“十项注意”，即宽待俘虏和进出要做宣传工作。最后，又将“十项注意”改为“八项注意”。其内容更丰富概括和具有针对性。例如，“打土豪要归公”改为“一切缴获要归公”；“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改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等等。

　　从“三项纪律、六项注意”开始，经过丰富和发展，形成现在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倾注了毛泽东的心血和智慧。它集中体现了新型人民军队的本质，是我军建军原则的重要组成部分。终于圆满地塑造了新型人民军队的美好形象。

　　神出鬼没的游击战术

　　确立游击战战术原则，也是经历了一个认识过程的。当时红军中的军事指挥员，大部分是从黄埔军校出来的学生。他们学习的是旧军队的一套指挥和管理办法。而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怎么打仗，怎样才能有效地消灭敌人，保存和发展自己？这在教科书上是找不到答案的。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在讲话或同我们聊天时，经常谈到这个问题。1927年12月，第三次打茶陵失败后，他同大家一起总结经验教训时，专门谈到怎么打仗的问题。他说：打仗象做买卖一样，赚钱就来，蚀本不干，现在敌强我弱，不能用过去的那套战法，更不能硬拼，要根据敌我情况，在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原则下，来个战术思想的转变。他讲了中国古代兵书以弱胜强的战例，还特别提到井冈山上的一件事，说过去井冈山有个老土匪，同官军打了几十年的交道，总结出一条经验，叫做：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儿。毛委员笑道：打圈是个好经验。不过他打圈是消极的，不是为了消灭敌人，扩大根据地。我们改它一句：既要会打圈，又要会打仗。打圈是为了避实击虚，强敌来了，先领他转几个圈子，等他晕头转向暴露出弱点以后，就抓准，狠打，打得干净利落，打得要有收获。既消灭了敌人，又缴获了武器，最后他饶有风趣地概括道：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赚钱就来，蚀本不干。这就是我们的战术。

　　不久，毛泽东指挥我们打宁冈，果然取得大胜利。为了提高部队的战术思想水平，毛泽东又系统地总结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术十六字诀，以及“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和“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踪，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等等。从而创造了以弱小红军战胜强大敌人的正确作战原则和一套崭新的作战方法。著名的“龙源口大捷”，创造了以弱胜强的光辉战例。

　　统一战线的成功经验

　　在井冈山时期，我们遵照毛泽东提出的建军原则和游击战战术原则，卓有成效地进行了一系列的军事斗争，并且在政治上成功地改造了袁文才、王佐的农民队伍，升编为红军的建制。这件事不仅对于我们能够在井冈山站稳脚跟，建立和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有重要作用和意义，而且在此后的复杂斗争中，为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改造旧军队和中间势力，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团结、改造袁文才、王佐两支农民武装的方针，是前委在古城会议上确定的。实际上，在此之前三湾改编时，毛泽东就已经讲了这个思想。当时他说，井冈山已有两支农民武装，我们要在井冈山立脚，创立根据地，必须和山上的两支武装力量的首领袁文才、王佐以及他们的部队，搞好团结，搞好联合。他说，我们要联合一切革命力量，还要搞统一战线，去争取一切中间势力。“统一战线”这个崭新的字眼，在三湾改编时首先提出来，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27年10月3日，工农革命军在古城召开的前委扩大会议上，专门分析和研究了如何对待袁、王两支地方武装的问题。毛泽东在会议上说：如果我们不和这两支农民自卫军搞好关系，我们在井冈山就站不住脚。要与袁文才、王佐搞好关系，不使他们反对我们。他还说，遂川有个萧家璧、永新有个尹道一，宁冈有个张开阳等，一些地方的反动武装，这就要求我们和袁、王搞好团结。毛泽东极力主张联合袁、王农民自卫军，首先与他们建立军事统一战线。

　　由于袁、王部队都是由绿林武装改编为农民自卫军的，部队中没有建立党的组织和政治工作制度，流寇思想和绿林习气很重，没有政策观念，主要靠江湖义气和封建帮会关系巩固内部。根据这一状况，前委确定了团结、改造袁、王部队，并帮助其发展的正确方针。

　　团结、改造工作的第一步，是取得联系，做好袁文才、王佐的思想工作。为此，在三湾改编时，毛泽东就派人送信给袁文才，袁文才也派宁冈党组织负责人龙超清以及袁的秘书陈慕平等人作为代表来到了三湾。毛泽东向他们讲了要团结合作的问题，并送给袁文才一百余支枪，袁答应做山上王佐的工作。双方建立了初步联系。

　　为了实现对袁、王部队的团结改造，毛泽东一面派人联系袁文才，同时还对王佐进行了耐心的争取和教育工作。由于送给王佐一些枪支，起了不小的作用，使他开始把我们看作是帮助他进步的朋友。毛泽东知道王佐在山上还有一千多亩水田，便对他讲：保持土地菩萨是不行的，不要相信真有什么土地菩萨，土地是农民开发出来的，不让农民得到耕地，农民会不拥护我们的。我们也会站不住的，要看远一点。王佐听了毛泽东的话，终于把土地分给了农民。

　　通过对袁、王的耐心教育和真诚帮助，解除了他们的疑虑，取得了他们的信任与合作，使我们的部队顺利地在茅坪“安家”，在井冈山立脚，并为改造袁、王部队创造了条件。

　　袁文才在大革命时期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接受了中共宁冈支部的领导，参加了夺取宁冈县政权的武装暴动。他的部队政治素质比王佐的部队要好一些。针对袁、王两部的不同情况，确定了改造工作的不同重点。对袁文才部，主要是帮助进行军事训练，提高其军事素质，派出了徐颜刚、游雪程、陈伯钧等帮助袁部练兵。对王佐部队的改造，则侧重于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组织的整顿。这一工作主要由何长工负责。毛泽东对改造王佐部队的意义和策略问题，当面向何长工作过多次指示。他强调：把他们争取过来改造好了，不仅使“北门的拳头越打越多”，巩固了我们的后方；同时还为改造旧军队摸索一些经验。

　　经过一个多月的耐心工作，袁、王及其部队发生了重大变化。袁、王二人心服口服，称赞“毛泽东是中央人才，毛泽东派的人有办法”。1928年2月上旬，经前委批准，在宁冈大陇举行了袁文才、王佐两支农民自卫军升编大会，宣布了两部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下辖两个营，以袁部为基础组成第一营，以王部为基础编为第二营；袁文才为团长兼第一营营长，王佐为副团长兼第二营营长，何长工为党代表。第二团成立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按照党的建军原则，终于将这两支地方武装改造成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

　　迎接朱德上井冈

　　毛泽东率部上井冈山后，一直关心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领导的南昌起义的部队。由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均告失败，白色恐怖笼罩全国，革命处于低潮。“国难思良将”，上山不久，毛泽东就派何长工去湖南省委和湘南特委联系，以打探南昌起义部队的下落，寻找朱德，并相机联络附近地区的革命力量。

　　何长工当初和我同是卢德铭警卫团的战士，也是同班战友，他当我的班长。参加秋收起义后又一起跟随毛泽东上了井冈山。何长工两次下山，三见朱德和陈毅，历经艰险。

　　1928年4月24日，何长工率二团到达砻市，两天后，朱德、陈毅率部进山也赶到砻市，我随毛泽东率领的一团，两天后也赶回砻市。此时，砻市充满了空前的喜庆气氛，象盛大节日似的热闹起来。1928年4月28日，朱德和毛泽东两双巨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两支革命队伍历经艰难波折，终于胜利会师了!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1928年5月4日上午，在砻市东边广场即红四军教导队操场，召开了隆重的会师庆祝大会，大会由陈毅主持，毛泽东、朱德、王尔琢及党政军各界代表都分别讲了话。根据前敌委员会的决定，会上宣布全体部队进行改编，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毛泽东任党代表，朱德任军长，王尔琢任参谋长，陈毅任政治部主任。还有一条大会没有宣布的消息，就是毛泽东兼第十一师师长，朱德兼第十师师长。毛泽东第一次挎上了匣子枪，他显得异常兴奋，诙谐地说道：“背上驳壳枪，师长见军长”。可见，会师给军民增强了信心和力量，也给人们带来了欢乐和喜悦。但毛泽东很快就把驳壳枪交给了警卫员。从此，我再也没见过他身上带过枪，最早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著名论断，通晓兵法、运筹帷幄的军事大家毛泽东，却不喜欢带枪，这是很有意思的事，也许这就是这位巨人性格的一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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