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与《论持久战》之比较研究杨超

　　前面的话

　　1938年5月，我从延安桥儿沟中央党校12班结业后，就到了中央马列研究院学习，当时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发表，在马列学院一度掀起了学习高潮。在学习过程中，我有许多体会，主要从哲学观点上，写了一批墙报。觉得意犹未尽，遂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谈我的一些认识和体会。毛泽东收到信后，约我去谈话，讲了他的一些有关思想。他送我一本油印本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告诉我：《论持久战》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姐妹篇，没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就写不出《论持久战》来。

　　1939年春，毛泽东组织了一个哲学小组，成员有艾思奇、陈伯达、何思敬、和培元和我。每星期用一个下午，在毛泽东主持下，在他住的窑洞中，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主要讨论的《矛盾论》，每人发了一册《矛盾论》油印本。我所参加的三个月左右的研究中，大家都无拘无束，各抒己见。给我的启迪颇多，影响甚大，奠定了此后几十年学习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基础。

　　在毛泽东与我的那一次谈话以后，我就萌发了对《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以下简称《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作比较研究的念头，也有了一些初步的体会。但因战争年代的条件所限，一直未能提笔。此后几十年间，又因工作比较紧张，此念虽时萦脑际，终未成文。直到今天，方写出这样一些认识，遂了50多年的心愿。

　　谨以此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

　　一、特殊性——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的持久战思想之比较研究

　　“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这是毛泽东对抗日战争的科学预见，是他制定抗日战争战略方针的指导思想。中国的国内革命战争也是持久战，是他制定国内革命战争战略方针的指导思想。也就是说，持久战的思想，是毛泽东贯穿于《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中的、指导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的基本思想。

　　毛泽东说：“战争情况不同，决定着不同的战争指导规律，有时间、地域和性质的差别。”又说：“一切战争指导规律，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依照战争的发展而发展；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那么，为什么持久战是毛泽东一贯的思想，他的根据是什么呢？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对日本、中国双方作了四个方面的分析比较。日本的特点是一优三劣：一优——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很强。是世界著名的五六个帝国主义国家之一。三劣——日本战争的帝国主义性和军事封建性，决定了它的退步性和野蛮性；其国度小、人力军力财力和物力资源缺乏，经不起长期战争；在国际上是失道寡助。中国的特点是一劣三优：一劣——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均不如日本，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三优——中国的战争是进步的、正义的，更有了代表着进步的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中国是大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在国际上是得道多助。中日双方的这四个方面的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的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这就是毛泽东关于抗日战争是持久战的立论根据。

　　所谓特点，即现实即条件即矛盾的特殊性。中日这一对矛盾就是这样四个特殊性。若概括地说来，它又表现的是两大特殊性：(一)现实的双方在军力、经济力、政治组织力的悬殊差别(它远比国内革命战争敌我双方力量大得很多很多)；(二)未来双方在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方面的必然转化。由现实双方力量对比的悬殊差别这一特殊性，决定了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由未来双方力量对比的必然转化这一特殊性，决定了战争结局中胜日败的必然性。也就是说，它决定了矛盾的长期性和矛盾发展结局的必然性。抓住了中日战争的特殊性，认识它不同于其它战争的特殊的本质即能够发现和掌握它的特殊规律。

　　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毛泽东论述得非常精辟与深刻，亦为抗日战争的历史实践所证明。国内革命战争为什么也是持久战呢？

　　在《战略问题》中，毛泽东分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四个基本特点。“第一个特点，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又经过了1924年至1927年的革命。”“第二个特点是敌人的强大。”“第三个特点是红军的弱小。”“第四个特点是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毛泽东指出：“第一个特点和第四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的红军可能发展和可能战胜其敌人。第二个特点和第三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不可能很快发展和不可能很快战胜其敌人，即是规定了战争的持久。”

　　这四个特点，归纳起来，说的是中国革命战争的两大特殊性。

　　其一，敌我力量对比的极其悬殊的差别。国民党掌握了全国性的政权，控制了全国的政治、经济、交通、文化的枢纽和命脉，有一支数量空前庞大的现代化军队，得到了世界上主要反革命国家的援助。共产党的军队——红军是在大革命失败以后才从游击队发展起来的，数量很少，武器装备很差，物资供给非常困难，没有任何外援。敌我力量对比的极其悬殊的差别即矛盾的特殊性，决定了革命战争的长期性也即矛盾过程的长期性。

　　其二，工农武装割据的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能够存在和能够发展。在一国之内，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间，产生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红色政权区域，是在世界上只有中国革命才有的奇事，是中国革命的独一无二的特殊性。这一革命的特殊性，是由于“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又经过了1924年至1927年的革命”这一特殊的国情所决定的。即毛泽东所说的“独特的原因”和“相当的条件”所决定的。这一特殊性，又决定了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决定了敌人的最后失败和我之最后胜利的必然结果。

　　对中国革命特殊性的认识，是毛泽东长期以来特别是井冈山的斗争以来，对中国社会、中国革命矛盾的各个方面的客观的、全面的、深刻的分析之后，得出的科学结论。同时，毛泽东的这一认识过程，也伴随着与“红旗到底能打多久”、“革命高潮到来”、“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等右倾、“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正如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的“持久战”思想长期的与“亡国论”“速胜论”作斗争一样。)由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革命道路、革命方法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革命只能走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决定了中国革命通过这条道路取得最后胜利的必然性。

　　总而言之，持久战的思想是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基本指导思想，是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的具体情况，作了客观的、全面的、深刻的具体分析之后，对其特殊性的科学认识，它所反映的是中国革命长期性这一基本特性。“持久战”是中国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的特殊性。也是两者的共性。但后者的内涵更丰富，矛盾更复杂。除中日两国这一对主要矛盾之外，中国这一主要矛盾方面又有若干对矛盾，如共产党和国民党、国民党和其他党派、抗战派与投降派、无产阶级人民大众和其他阶级等等。而共产党和国民党这一对矛盾，又影响着决定着其他矛盾的发展。因此，又可以说，抗日战争时期，即《论持久战》所论述的“持久战”思想，内涵更丰富，矛盾的特殊性表现得更充分、更为复杂。而在抗日战争后期，日本帝国主义又发动了偷袭珍珠港，扩大了对东南亚许多国家的侵略战争，出现了日本帝国主义与世界人民的矛盾。故在得道多助的一节中又分析、指出了我们抗日战争在国际范围内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意义。

　　二、阶段性——国内革命战争与抗日战争的特点和规律之比较研究

　　国内革命战争或者抗日战争，皆是一个矛盾的运动过程，在其根本矛盾得以根本解决之时，这一过程方得以完结。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的特殊性，决定了这一过程的长期性。在这一长期的过程中，为根本矛盾所规定或影响的还有许多的大小矛盾。这许多的矛盾因条件的变化或激化、或缓和、或解决、或发生，这就使这一长期的过程呈现出阶段性，表现出一定的特点来。

　　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的十多年的国内革命战争，大致经历这样三个大的阶段：1930年以前，“围剿”与反“围剿”是局部地小规模地进行的，矛盾处于局部变动状态。这是第一个阶段。1930年至1935年，“围剿”与反“围剿”是全面地一次比一次更大规模地更为激烈地进行，矛盾处于全局的显著的变动状态。这是第二个阶段。1935年以后，红军经过一万多公里的伟大战略转移(长征)，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比较稳固地扎根于陕甘宁边区，敌人也暂时停止了全面的大规模的进攻，矛盾处于相对静止的状态。(当然这也是与日本帝国主义民族矛盾的激化有关。)这是第三个阶段。不论是哪个大的阶段里，革命战争的形式都是反“围剿”。每一次反“围剿”就形成一个战争阶段。而每一次反“围剿”——每一个阶段，其本身都是由“围剿”与反“围剿”的两个小的阶段——即敌进攻我防御的第一阶段和我进攻敌防御的第二个阶段构成的。整个国内革命战争进程就是“围剿”和反“围剿”的长期地反复以及攻防两种战斗形式的长期地反复。

　　因此，我们可以说，长期地反复的两阶段胜利论，是国内革命战争的规律。所谓两阶段，指“围剿”(敌攻我防)和反“围剿”(我攻敌防)这两个阶段。所谓胜利，是指反“围剿”的胜利即战役和战斗的胜利。整个国内革命战争的进程，就是这两阶段胜利的长期地反复的进程，呈现出一种波浪式发展的形态。

　　在深刻总结国内革命战争经验的基础上，并结合抗战10个月的实践，毛泽东清醒地看到并把握了抗日战争新形势的突出的、基本的特点——敌我力量对比的极其悬殊的差别。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敌我力量对比的差别已很悬殊了，毛泽东曾形象地比之为龙王与乞丐比宝。抗日战争是世界少数几个极为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之一的日本。与极其贫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之间的矛盾，其力量对比的极其悬殊的差别，又远甚于国内革命战争的力量对比。从这个基本的特点出发，毛泽东客观地分析、清醒地判断，科学地预见到了抗日战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残酷性。从而把国内革命战争“围剿”与反“围剿”的长期反复的两阶段胜利论，发展到抗日战争的长期的、复杂的、残酷的三阶段胜利论。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整个抗日战争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

　　为什么是三个阶段？各阶段的战争特点是什么呢？毛泽东指出，第一阶段也叫战略防御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敌人以强大的兵力占领我大片国土和一些重要城市、交通干线和枢纽。我则作战略退却和战略防御。我们采取的战争形式，主要是运动战，辅以游击战和阵地战。第二阶段又叫战略的相持阶段。由于敌人兵力不足和我之坚强抵抗，敌人不得不决定一定限度上的战略进攻终点。到达终点之后即停止其战略进攻，转入保守占领地的阶段。在此阶段中，仍将有广大的战争，而我之主要战争形式则主要是游击战，辅之以运动战。在这第二阶段开始后，我军尚有大量正规部队，除正面防御部队之外，将大量地转入敌后，配合民众武装，依托一切敌人未占领的广大区域，开展广泛而猛烈的游击战争。第二阶段将是长期的残酷的最困难最痛苦的时期。在国内还将有反复出现的分裂投降活动和摩擦与反摩擦斗争。但国际形势将向有利我不利敌的方向发展。可能爆发新的战争。总的说来，第二阶段将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是转变的枢纽。第三阶段即反攻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我主要地依靠自己在前阶段中准备着的和在本阶段中继续地生长着的力量，加上国际力量和日本国内部变化的援助，逐步收复失地，消灭和驱逐敌人。战争由战略防御变为战略反攻，在现象上将表现为战略进攻，并且将由战略内线变为战略外线。此阶段中，我之主要战争形式将是运动战，阵地战将提到重要地位而仍辅之以游击战。

　　由以上之对比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一)无论是国内革命战争的“长期反复的两阶段”胜利论，还是抗日战争的“三阶段”胜利论，都是由敌我力量对比极其悬殊的差别这一特殊性所决定的。(二)长期反复的两阶段胜利论，所呈现的是国内革命战争波浪式发展过程，揭示的是敌我之间的长期而曲折的力量消长规律。(三)三阶段胜利论揭示的是中国由劣势到平衡到优势，日本由优势到平衡到劣势的中日战争进程和规律。(四)“长期反复的两阶段”的国内革命战争之战争形态比较简单，是“围剿”与反“围剿”的长期反复和攻防两种战斗形式的长期反复。“三阶段”的抗日战争则是一场“特殊形态”的“犬牙交错的战争”。其中包含了“内线和外线”，“有后方和无后方”、“包围和反包围”、“大块和小块”等复杂的形态。如毛泽东所说：“长期而又广大的抗日战争，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犬牙交错的战争，这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

　　三、军事思想、军事原则之比较研究

　　一切战争的本质或根本目的，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是一切战争本质的共性。一切的军事思想、军事原则皆是为此本质或根本目的服务的。这是一切军事思想、军事原则的共性。中国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的特点是敌强我弱、敌众我寡。力量对比差别极其悬殊，这是其特殊性。毛泽东军事思想、军事原则，则是在敌强我弱、敌众我寡，力量对比差别极其悬殊的情况下，以弱胜强，以少胜多，进而达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战争目的。这就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军事原则的本质和特殊性。

　　毛泽东在《战略问题》中，对他的军事思想，军事原则之本质，作过这样朴素的阐述：“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战胜敌人根本法则之一。”“我们是以少胜多的——我们向整个中国统治者这样说。我们又是以多胜少的——我们向战场上作战的各个局部的敌人这样说。”

　　“以一当十”和“以十当一”的辩证法则，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军事原则的本质和根本法则。“以一当十”是战略的说法，是对整个战争整个敌我对比而言的，是为敌强我弱敌众我寡的条件所决定的。“以十当一”是战术的说法，是对局部的战役战斗而言的，是在局部造成我强敌弱我众敌寡的条件，以取得战役战斗的胜利。由这一本质和根本法则所规定，从这一本质和根本法则出发，为这一本质和根本法则服务，遂有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和“集中兵力”、“诱敌深入”等等军事原则、战略战术。

　　毛泽东的这些军事思想、军事原则，是在长期革命战争的实践中形成的。《战略问题》中说：“我们的战争是从1927年秋天开始的，当时根本没有经验，南昌起义、广州起义是失败了，秋收起义在湘鄂赣边界地区的部队，也打了几个败仗，转移到湘赣边界的井冈山地区。第二年四月，南昌起义失败后保存的部队，经过湘南也转到了井冈山。然而从1928年5月开始，适应当时情况的带着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已经产生出来，那就是所谓‘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这个十六字诀的军事原则，立三路线以前的中央是承认了的。后来我们的作战原则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江西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时，‘诱敌深入’的方针提出来了，而且应用成功了。等到战胜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于是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这时是军事原则的新发展阶段，内容大大丰富起来，形式也有了许多改变，主要地是超越了从前的朴素性，然而基本的原则，仍然是那十六字诀。十六字诀包举了反‘围剿’的基本原则；包举了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的两个阶段，在防御时又包举了战略退却和战略反攻的两个阶段。后来的东西只是它的发展罢了。”

　　“诱敌深入”的方针是和集中兵力相联系的。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在进攻之敌的数量上和强度上都超过我军甚远的情况下，我们要求强弱众寡的对比发生变化，便要采取此方针，使敌人深入我根据地，脱离其依傍，“肥的拖瘦，瘦的拖死”。而红军实行所谓“求心退却”，使红军主力全部集中起来，待机对敌实行“以十当一”而歼灭之。如毛泽东在《战略问题》中所说：“江西反对第三次‘围剿’时，红军实行了一种极端的退却(红军集中于根据地后部)、然而非此是不能战胜敌人的。因为当时的‘围剿’军超过红军十倍以上。孙子说的‘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就是指的使敌人疲劳沮丧，以求减杀其优势。”“这种时候，敌军虽强，也大大减弱了；兵力疲劳，士气沮丧，许多弱点都暴露出来。红军虽弱，却养精蓄锐，以逸待劳。此时双方对比，使它能达到某种程度的均衡，或者敌军的绝对优势改变到相对优势，我军的绝对劣势改变到相对劣势，甚至有敌军劣于我军，而我军反优于敌军的事情。”

　　概括地说来，“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是游击战原则；“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是运动战的原则，这就是毛泽东军事原则的基本内容。这些军事原则，都是在敌强我弱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即红军处于战略防御的情况下的正确军事原则。

　　毛泽东的这些正确军事原则，也是在与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所确立并为全党所接受的。井冈山斗争的初期，是与“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从1932年1月开始，在党的三次‘围剿’被粉碎后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那个包含着严重原则错误的决议发布以后，‘左’倾机会主义者就向着正确的原则作斗争，最后是撤销了一套正确原则，成立了另一整套和这相反的所谓‘新原则’或‘正规原则’。从此以后，以前的东西不能叫做正规的了，那是应该否定的‘游击主义’。反‘游击主义’的空气，统治了整整三个年头。其第一阶段是军事冒险主义，第二阶段转到军事保守主义，最后，第三阶段，变成逃跑主义。直到党中央1935年1月在贵州的遵义会议召开扩大的政治局会议的时候，才宣告这个错误路线的破产，重新承认过去路线的正确性。这是费了何等大的代价才得来的啊!”

　　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和军事原则，到抗日战争即《论持久战》时，不仅得到广大而充分、绝妙而完美的运用，并且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以一当十”和“以十当一”的军事思想，形成为“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战斗的速决战”的科学表述，这一军事思想，又具体包含了“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的战略方针和“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的战役战斗方针。“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的战略方针又具体包容了“在第一和第二阶段即敌之进攻和保守阶段中，应该是战略防御中的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战略持久中的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战略内线中的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在第三阶段中，应是战略的反攻战。”

　　由于抗日战争是一场“特殊形态”的“犬牙交错的战争”，是战争史上的奇观。”它所呈现出的种种战争形态，所需要的战略战术，是以往国内革命战争史上乃至世界战争史上所从未有过的。毛泽东在《论持久战》里，对诸如内线和外线，有后方和无后方，包围和反包围，大块和小块，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运动战，游击战、阵地战，消耗战，歼灭战、乘敌之隙，决战问题等等，作了全面而精辟的论述。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军事原则，发展到一个空前博大、高度完善的阶段。

　　四、哲学思想之比较研究

　　《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虽然是研究军事，讲战争问题，但其通篇贯穿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处处闪耀着哲学的光辉，可以说，哲学思想是内核是灵魂，军事思想是外壳是血肉。尤其是《战略问题》的第一章专门论述演绎了一些哲学范畴，专门论述了军事辩证法的基本问题，第一次系统地表述了认识论和方法论，已初步展示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轮廓。

　　《战略问题》中，毛泽东有这样一些哲学思想：

　　(一)认识与实践

　　毛泽东说：“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学习即认识，使用即实践，实践也是认识，而且是更重要的认识。认识的过程，不但存在于计划建立之前即调查、研究、决策的阶段，而且存在于计划建立之后即实行的阶段。在第一个阶段得出的认识，要在第二个阶段里检验，根据实践的情况修正，得出新的更符合实际的认识。因此，毛泽东说：“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没有进学校机会的人，仍然可以学习战争，就是从战争中学习。革命战争是民众的事，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这里讲的是实践第一性的观点。

　　(二)主观与客观

　　毛泽东说：“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的关联，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又说：“事情要求比较地会办，军事上就要求比较地多打胜仗，反面地说，要求比较地少打败仗。这里关键，就在于把主观和客观二者之间好好地符合起来。”比较地会办事，比较地多打胜仗，就是在长时期内认识了矛盾双方的情况，找出了行动的规律，解决了主观和客观的矛盾的结果。如何才能解决主观和客观的矛盾，使主观符合于客观呢？那就是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通过周到的调查，熟识矛盾双方的各方面情况，通过缜密的思考，科学的分析和准确的判断，找出其规律，并且运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这么，什么是规律呢？毛泽东说：“军事的规律，和其他事物的规律一样，是客观实际在我们头脑中的反映，除了我们的头脑以外，一切都是客观实际的东西。”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积极反映论。

　　(三)一般与特殊

　　毛泽东说：“中国革命战争——不论是国内战争或民族战争，是在中国的特殊环境之内进行的，比较一般的战争，一般的革命战争，又有它的特殊的情形和特殊的性质。因此，在这一般战争和一般革命战争的规律之外，又有它的一些特殊的规律，如果不懂得这些，就不能在中国革命战争中打胜仗。”一般，即矛盾的共性；特殊，即矛盾的个性。共性包含于一切个性之中，共性是绝对的，个性是相对的。一切同类事物，都有其同类的矛盾即一般的矛盾。但同类的事物，又因其环境，条件性质等等的不同，又在这一般的矛盾之上，各各显出其矛盾的特殊性来。因此，毛泽东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切从实际出发，从其特殊的环境、特殊的情形，特殊的性质出发，抓住矛盾的特殊性，掌握其规律的特殊性，“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毛泽东这里所讲的关于一般和特殊的问题，实质上就是此后在《矛盾论》中所论述的关于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思想。

　　(四)全局和局部

　　毛泽东说：“凡属于带有照顾各方面和各阶段的性质的，都是战争的全局。”“全局性的东西，不能脱离局部而独立，全局是由它的一切局部构成的。”又说：“懂得了全局性的东西，就更会使用局部性的东西，因为局部性的东西是隶属于全局性的东西的。”而我们尤其“应当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那些对于他们所指挥的全局说来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或动作上”，也“就是注意于那些有关全局的重要的关节。”

　　这就告诉我们，什么是全局、什么是局部，如何把握两者的关系，要注意什么环节。要重点解决什么问题(矛盾)。

　　全局，指事物一整体及其发展全过程。局部，指组成事物整体的各个部分、方面及其发展的各个阶段。全局和局部是对立统一的，没有局部就没有全局，没有全局也没有局部。但全局不是局部的简单总和而是局部的有机统一，它高于局部、统率局部、对于局部的发展变化起着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局部尽管必须服从于全局，但它对全局也有一定影响。而当某个局部成为影响全局的关键环节时，它对全局的发展就会具有重要的决定性的作用。

　　毛泽东关于全局与局部的论述，实质上讲的就是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基本矛盾或根本矛盾与一般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矛盾的次要方面的关系。要求我们：第一，分清什么是全局，什么是局部，把握两者间的关系。第二，注意对全局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关节，即抓住“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的主要矛盾。

　　(五)方法论

　　毛泽东说：“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这是军事家在作出每一个战略、战役和战斗的计划之前的一个整个的认识情况的过程。”

　　正确决心——正确判断——周到侦察——联贯思索——研究关系——正确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正确部署，这是认识及实践的过程和方法；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这是科学思维的过程和方法。这就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方法论。这一方法论，在此后的《实践论》中有了更深刻更完整的论述：“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就必须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这种根据实践基础而科学地改造过的认识，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了客观事物。

　　《战略问题》之后半年，毛泽东发表了《实践论》和《矛盾论》两部哲学专著，其哲学思想理论成熟。此后半年发表的《论持久战》，不但将哲学思想融会贯通，高度运用于军事政治之中，更将其哲学思想进一步深化、丰富和发展。例如：

　　1.关于过程论

　　过程论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的基本理论，它和矛盾论、实践论共同构成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过程论的思想，贯穿于《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及其它著作之中，有许多精辟的论述。毛泽东指出，认识是一个过程。他在《战略问题》中所论述的认识论就是“一个整个的认识情况的过程。”并且，“认识情况的过程，不但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以前，而且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后。当执行某一计划时，从开始执行起，到战局终结止，这是又一个认识情况的过程，即实行的过程。”他在《实践论》中说：“认识的真正任务在于经过感觉而到达于思维，到达于逐步了解客观事物的内部矛盾，了解它的规律性，了解这一过程和那一过程间的内部联系，即到达于论理的认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这就是过程。《矛盾论》中更贯穿着过程论思想。矛盾即过程。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矛盾是普遍的，绝对的，存在于事物发展的一切过程中，又贯穿于一切过程的始终。也就是说，世间万事万物的发展都是一个过程。

　　过程论的思想，在《论持久战》中得到了充分运用和高度发挥。“三阶段”胜利论，是运用过程论对抗战全过程的宏观把握。从战略退却的第一阶段，转入战略防御或相持的第二阶段，是一个过程，第二阶段转入战略反攻的第三阶段，是一个过程。非经过此一过程，不能进入下一个过程。敌强我弱的悬殊差别，决定了抗战是一个长过程。非经过这一长过程，不能改变敌强我弱的状况。“战争过程中，只要我能运用正确的军事和政治的策略，不犯原则的错误，竭尽最善的努力，敌之不利因素和我之有利因素均将随战争之延长而发展，必将继续改变着敌我强弱的原来程度，继续变化着敌我的优劣形势。到了新的一定阶段时，就将发生强弱程度上和优劣形势上的大变化，而达到敌败我胜的结果。”因此，毛泽东精辟地指出：“中国由劣势到平衡到优势，日本由优势到平衡到劣势，中国由防御到相持到反攻，日本由进攻到保守到退却——这就是中日战争的过程，中日战争的必然趋势。”过程论的思想，运用发挥得多么精彩完美。

　　2.关于量与质

　　关于量与质，量变与质变，质量向上向下的两种变化的规律，毛泽东论述得非常深刻，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日战争，同于敌我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对比之悬殊差别，敌是优势，我是劣势。但这种敌强我弱的状况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并且由于我之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的努力，更加造成这种相对的形势。敌之优点可因我之努力而使之削弱，其缺点可因我之努力而使之扩大。同样，我之优点可因我之努力而加强，缺点则因我之努力而克服。也就是说，敌我双方在战争——矛盾运动的过程中，量与质将分别发生向上向下的两种变化。具体说来是：在第一阶段里，因为土地、人口、经济力量、军事力量和文化机关等的缩减，我之劣势更为严重。但是，另一方面，我取得了战争的经验，军队有了进步，政治有了进步，人民得到动员，文化也向新的方向发展，游击战争出现了，国际的援助也增长了。因此，我之量与质的向上向下两种变化，在“第一阶段里，向下的东西是旧的量和质，主要地表现在量上。向上的东西是新的量和质，主要地表现在质上。“敌之变化亦是向上向下两种，只是其本质恰恰相反。在第二阶段，敌我双方继续沿此态势向上向下变化发展。我逐渐上升，敌逐渐下降，敌我力量对比发生巨大的相反的变化。我将脱出劣势，敌将脱出优势，先达到平衡的地位，再走到优劣相反的地位。到第三阶段，经前两阶段向上向下两种变化，敌我双方在量与质方面都已发生巨大的相反的变化，我之优势已经形成，敌之劣势也已造就，解决矛盾——战争的条件已具备。这一对矛盾运动的过程也就完结。

　　旧的量与质，通过向上向下的变化，分别变成新的量与质；矛盾的一方从优势到平衡到劣势，矛盾的另一方则从劣势到平衡到优势。这就是矛盾双方量变质变的普遍规律。

　　3.关于部分质变

　　关于“部分质变”，毛泽东在文中没有明确使用这个理论概念，但其“部分质变”的思想已经充分表达出来了。

　　部分质变论，应该说是属于量变质变规律的范畴。它所反映所揭示的是质量变化过程中一个特殊的态势和规律。

　　《论持久战》中说：我“先以自己局部的优势和主动，向着敌人局部的劣势和被动，一战而胜，再及其余，各个击破，全局因而转成了优势，转成了主动。”又说：“许多战役的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就能逐渐地造成战略的主动地位。战略的劣势和被动地位就能脱出了。”以我之努力，以局部的优势和主动，造成局部的胜利即局部的量变和质变；再以若干个局部胜利即若干个部分量变和质变，最后达到全部的胜利即全部的量变和质变。军事上是如此，其它亦然。当全局的矛盾不平衡，不利于我之发展时，可以通过主观努力，创造条件，首先在局部造成矛盾之平衡进而我之优势，实现此一部分的量变质变；由此多个的部分量变质变，使矛盾向着我之规定方向变化，最后达到全局的质变。此即部分量变——部分质变——若干个部分质变——整体量变——整体质变的过程和规律。

　　在战争的敌强我弱的悬殊差别情况，即在整体矛盾极不平衡的情况下，部分质变的手段，是我们逐步改变敌强我弱即整体矛盾极不平衡状况的唯一正确抉择。可以说，毛泽东的军事原则，诸如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乘敌之隙等等，都是以“部分质变”为目的的。

　　实现部分质变的前提，则是我之主观努力。“敌之优点可因我之努力而使之削弱，其缺点亦可因我之努力而使之扩大。我方反是，我之优点可因我之努力而加强，缺点则因我之努力而克服。”这是因为：“战争力量的优劣本身，固然是决定主动或被动的客观基础，但还不是主动或被动的现实事物，必须经过斗争，经过主观能力的竞赛，方才出现事实上的主动或被动。”由此，则又引出毛泽东哲学的又一范畴——“自觉的能动性。”

　　4.关于“自觉的能动性”

　　“自觉的能动性”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积极反映论，是正确反映客观并进而改变客观的能动性。就战争而言，“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们为着战争的胜利，制定并运用正确的战略战术，改变敌我形势，争取战役战斗胜利直至战争胜利的主观努力，也可以说，就是指导战争和实行战争。

　　《论持久战》中说：“做就必须先有人根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见，提出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方能做得好。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这就把“自觉的能动性”概括阐述得十分准确而深刻了。

　　毛泽东很注意、很强调战争中的“自觉的能动性”，也即重视和强调人的因素。《论持久战》中说：“指导战争的人们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期求战争的胜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须在客观条件的限度之内，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他认为，战争双方在军事、政治、经济、地理、战争性质、国际援助诸方面的客观条件，只是提供了胜负的可能性。要使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则必须经过主观的努力，即正确地指导战争和实行战争。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主观的努力，多打胜仗，少犯错误，就是决定的因素。战争是这样，其它方面也是如此。“客观因素具备着这种变化的可能性，但实现这种可能性，就需要正确的方针和主观的努力。这时候，主观作用是决定的了。”

　　由此，我们可以对“自觉的能动性”的本质作如下概括：自觉的能动性是人区别于物的本质特点，实践中的人的自觉的能动性是人类自觉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本质属性。自觉的能动性的本质，是人们正确反映客观世界，正确改造客观世界，把可能变成现实的主观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人们不能超越条件许可的限度期求主观愿望的实现，但人们可以而且必须在客观条件的限度之内，能动地争取主观愿望的实现。——这就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自觉的能动性”思想。它是辩证唯物论与机械唯物论的根本区别，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意识对物质反作用理论的发展。

　　五、从《战略问题》到《论持久战》——毛泽东思想体系形成

　　一个思想体系的形成，是以其哲学思想为核心、为标志的。毛泽东思想体系的形成，同样是以其哲学思想为核心、为标志的，这是其共性。但其特殊性，在于其哲学思想是伴随其军事思想而形成和发展。这是因为，在战争年代，时刻面临生死存亡问题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其根本任务和主要任务，是如何取得战争的胜利。战争就是政治，是最大的政治。

　　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从根本上解决了军事路线问题，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为全党全军所接受，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同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共产党和红军有了一个相对稳固的根据地和相对安定的环境。至此，毛泽东方能有条件坐下来，对15年来特别是自井冈山的斗争以来，共产党和红军的历史经验作全面的深刻的总结和系统的科学的研究。总结研究的结果，1936年12月写出《战略问题》，1937年7月和8月，分别写出《实践论》和《矛盾论》，1938年5月写出《论持久战》。《战略问题》是用哲学的思想和方法，从军事的角度，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实践论》和《矛盾论》是对哲学思想的理论总结，是论述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哲学理论专著。而《论持久战》则是在此基础之上，结合抗战10个月来的实践，对抗日战争趋势、规律和结局的科学预见。

　　我在前面所提出的，关于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是伴随其军事思想形成发展的观点，在《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中即有充分的体现。扼要说来，这两著作都论述的这样两个根本问题：(1)为什么是持久战和为什么能争取最后胜利，说的是“是什么”“不是什么”。这是认识论。(2)怎样进行持久战和怎样争取最后胜利，说的是“怎样做”“不怎样做”，这是方法论。在这两著作中，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三大基本理论——实践论、矛盾论、过程论，得到了十分娴熟十分完善的运用和发挥。可以说，《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是哲学与军事熔铸一体、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博大精深的科学论著，是毛泽东思想的精华。

　　关于毛泽东思想体系形成问题，作为一个学术问题，没有也不会从政治的角度、以政治的方式给以界定，学术界亦未取得一致的定论。但是，毛泽东自己以及一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中央领导同志，对此问题也曾有过相关的论述。毛泽东1938年11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说：“到今天为止，我们可以自信地说，中国共产党在十七年的斗争中，不但锻炼出来了一条坚强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而且锻炼出来了一条坚强的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路线。我们不但会运用马克思主义去解决政治问题，而且会运用马克思主义去解决战争问题；不但造就了一大批会治党会治国的有力骨干，而且造就了一大批会治军的有力的骨干。”他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又说：“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而在十八年党的历史中，凭借我们丰富的经验，失败和成功、后退和前进、缩小和发展的深刻和丰富的经验，我们已经能够对这三个问题做出正确的结论来了。”邓小平和陈云都多次提出，全党要认真学习毛泽东哲学，重点是《实践论》、《矛盾论》、《战略问题》、《论持久战》以及《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论联合政府》等著作。这些著作，除《论联合政府》外，都发表于1935年至1938年这期间。有同志认为，1936年至抗战初期，是毛泽东的理论高峰时期。这一看法是非常深刻的。

　　通过几十年来对毛泽东思想的学习研究以及对《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的比较研究，我认为：(一)1935年至1938年是毛泽东思想理论的高峰，是毛泽东思想史上最重要的时期。(二)《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和《论持久战》是毛泽东的有代表性的重要著作，是毛泽东思想的精华；其中所蕴含、所论述的实践论、矛盾论和过程论这“三论”，即构成了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体系。(三)从1935年到1938年，也即从《战略问题》开始，经《实践论》、《矛盾论》到《论持久战》，以哲学思想为核心的毛泽东思想系统化、理论化，毛泽东思想体系形成。此后种种，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不断发展。

　　(刘文耀协助)

　　(作者单位：中共四川省委)

　　摘自：《毛泽东百周年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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